留守精神家园,无他,自勉。


夜半,读赵汀阳的哲学漫画集,觉得其中一幅漫画很有意思。画面上是尼采的墓碑,墓碑下伸出两手白骨,握一支秃笔,在地上写着他那句名言:上帝已经死了。话外音却是上帝的言论:“尼采才死了呢!”


记得尼采说过:上帝死了之后,人要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通过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但这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因为“人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便会有希特勒之流的人站出来为你‘负责’。由这种人来负责,莫不如上帝不死。”(张大威语)


尼采还指出:“‘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我,这已是德国哲学的末日。”德国是否高于一切暂且不提,德国的哲学却没有走向末路,康德、海德格尔等都是些掷地有声的名字,其理论学说也世人皆知。同样,尼采的学说也自有后来人继承。所以,上帝仍然活着,尼采也没有“死“。


留守精神家园,无他,自勉。


说到尼采的“死”,又想起了加谬令人惊异的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他一开首:就说:“真正严峻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这就是‘可否自杀’。断定了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一般人的自杀是向暧昧的世界发起的最后冲击,因为他毕竟解脱了某种信念。诗人与哲人的自杀却不是日常事件,而是信仰危机事件。因为他们懂得“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地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他们的自杀是对信念的彻底绝望却又无法解脱而发出的求援呼吁。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就是这样一种不能解脱的“自杀”。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可否自杀”的哲学问题。但是,他的这样一种不能解脱的“自杀”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出现的精神上的大分裂成就了他的自杀。


在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主张“将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付之一炬”,钱玄同也指出:废“汉文”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虽然他们的民族自省自责精神有着极大的意义,他们追求的“西学东渐”的思想也是顺应潮流的,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对本族的自责和对他族赞美的言辞及说法,在学理上看却是有失偏颇的。


于是,王国维自杀了。


于是,中国诗园的安宁也被打破了。


有人说,“静安之死”是一个旧式文人不堪忍受西学的侵入,不想看见本族文化的没落,自愧本族文明不能发扬光大,内心极矛盾、极痛苦却又无法摆脱的结果。


所以,似乎也可以这样说,王国维的自杀只是特定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受到猛烈冲击的一个缩影,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传统文化艺术一向留守的“精神家园”受到了入侵、破坏、颠覆甚至毁灭。


是啊,上世纪后半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以来,中国新生代的作家、读者对现代主义的膜拜已成潮流。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一词后,20世纪30年代滥觞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便席卷整个世界。同样,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也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开始泛滥。


上世纪90年代,整个中国的思想界、文艺界经历了一段“纷扰芜杂”的时期,各种主义、思潮充斥了一向宁静、清远、与世无争的中国文坛。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新写实手法的成熟,文学思潮的重新解构,后现代主义的崛起,都给中国文坛带来了一种“喧嚣”的气氛。


据说,现在自诩为“小资”的人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撇之不及,还说:你可以不知道《红楼梦》,却不能不读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但是,到底有几个小资能够真正读懂他小说中独有的音乐性呢?大师级的昆德拉又岂是这样容易被你读懂的?想来昆德拉如果知道他还有这么一大摞的知己,不引以为耻才怪呢?!


在这个物欲横流、思潮泛滥的时代,传统的中国文学好象已经销声匿迹了。是的,那种闲适、旷远、淡泊、超然的心态在这个充满浮躁的世界里已日式渐微了;那种在庭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的逸趣已不复存在了,原本总也免不了会生出的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也已经悄然隐退了,殊不知,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一直在这样的宅院里徘徊和低吟。


诚然,我们不反对各种主义、思潮的流行,因为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与思想大一统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要问:我们是否迷失了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传统又将走向何方呢?那种典雅、峻逸而又不失风度的才情哪里去了?那种充满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的山水诗意哪里去了?那种雪里寻梅、爱枫停车、闲对棋枰、静夜吹箫的洒脱,那种“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境界,那种“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情感都哪里去了?清人张潮云: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


今天的我们是否还有这样的感悟与情致呢?鲁迅先生也曾以“风度”说魏晋文章,亲切如评说故友神态。我想,这种“风度”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就是我们一贯留守的“精神家园”吧?


读王国维,常常痛惜先生死的太早;再读王国维,却暗暗庆幸先生死的不早。


如果我们丢失了自身的传统,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已经无望地落入了精神的“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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