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海报
豆瓣9.5分，《我们与恶的距离》成为2019年度豆瓣榜单里评分最高的华语剧集。在2019年的台湾电视金钟奖上也斩获了戏剧节目奖、导演奖、女主角奖（贾静雯）、男配角奖（温升豪）、女配角奖（曾沛慈）和编剧奖6项大奖。
故事由一件无差别杀人案串联起来。这件无差别杀人案的罪犯叫李晓明，他在电影院一共枪杀了9人，并造成21人伤亡.。品味新闻台编辑台的主管宋乔安的儿子便是这起杀人案的遇害者之一。儿子丧生后，她与先生刘昭国渐行渐远，与女儿的关系也降至冰点。罪犯李晓明的父母与妹妹，因为背负着"杀人犯亲属"的罪名，不得已隐姓埋名，以避开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口诛笔伐。而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在李晓明被判死刑后仍然奔走，他所求是这些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编剧在剧中展现出了一幅杀人案发生之后的社会群像——杀人犯、杀人犯家属、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律师、公众和媒体，这些群体如何在黑白善恶间转换？《我们与恶的距离》并非一部简单判定是非黑白的电视剧，看懂这部剧，读懂人性，或许你可以尝试问自己这样3个问题。
1·受害者会变成加害者吗？
宋乔安
剧里的宋乔安以一副冷面女魔头形象登场。做事走路雷厉风行，怼起不认真的下属来毫不嘴软，连面对羊水已经破掉都还在工作的同事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宋乔安的毒舌
但背后的她，是一个儿子在李晓明杀人案中丧生，与女儿关系冷淡的母亲，是一个和丈夫渐行渐远的妻子，靠酒精和药物来维持精神和体面。
罪犯李晓明的家属，也在受害者家属和社会舆论之下惶惶不可终日。赖以为生的面馆被人用漆喷上无数辱骂的言辞，被打来的骂人电话骚扰......
在公众面前下跪道歉时，也要接受来自受害者家属、媒体和其他民众的拷问：
"下跪是发自内心的吗？"
"下跪是有人指导你们的吗？"
"下跪不能换来九条人命！"
受害者家属们面对的是至亲的失去，而加害者的家属则面对的是至亲犯下死罪的煎熬。当受害者家属们的痛苦无法得到有效的纾解和解决，愤怒就成了他们情绪的出口。
宋乔安是无法从丧子之痛里走出的母亲。她把痛苦和对自己的悔恨转化成怒气和不通人情的冷漠，面对同事面对女儿，宋乔安始终保持着一种冰冷而脆弱的坚强。在某种程度上，承受她无时无刻怒火的同事，在父母矛盾中变得叛逆的女儿，都成了宋乔安这种转变的"受害者"。
其他受害者家属也对自己亲人的逝去难以释怀，于是他们的无能狂怒变成了网络上的言语暴力，变成了现实中的身体羞辱。辩护律师王赦、李晓明的爸妈妹妹，他们不是刽子手本人，但他们也成为了受害者家属愤怒之下的暴力受害者。
回到这个问题，"受害者会变成加害者吗？"
答案是有可能。一种恶的受害者变成另一种恶的加害人。这种转变复杂痛苦且无奈，而且让人不自知。作为局外人的我们无法苛责，受害人不是上帝，当法律无法及时给他们需要的公正判决，他们需要让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
但另一方面，罪犯的家属们也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一群人，他们不是刽子手本人，却承受着受害者们对刽子手发泄出的情绪和行为。他们或许是该背负谩骂与指责，但他们依然有权利好好活下去。
剧里的李大芝成为了李家的唯一一个"幸存者"。在台面上的故事里，她父母因车祸去世，哥哥也死掉了。她因此休学，成为了宋乔安手下的新闻编辑。
而真实的故事是，李大芝原本不叫李大芝，她是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母亲不想她受牵连，为了让她更好地生活带她去改名。
2·人性只有黑或白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试着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英国病人》里的男女主角出轨对方，他们之间的爱情依然值得欣赏吗？羊脂球是个妓女，她的牺牲值得赞颂吗？
关于人性的问题一向难以立即做出判断，因为当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物了解得越深入，他/它身上黑-白的界限就越模糊。
律师王赦或许是这部剧里对人性最执着的一个人。
他为杀人犯李晓明辩护，被网友称为"屎尿人渣代言人"。但他内心也明白，死刑对李晓明来说也并无法理上的不公，他追求的是杀人案发生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罪犯的心理、社会舆论的偏向和影响。
王赦是不被人理解的。受害者家属们都只想要李晓明死刑，只有他去孜孜不倦地探求所谓的"真相"。
正如豆瓣上一则热门短评说的那样，"民众在斩草，政府在除根，媒体在浇水，只有王赦在研究土壤。"
人们从来不是对判定是非黑白有困难，而是对接受人性的复杂度上有困难。刘昭国是一个媒体人，他懂得探讨这些杀人案背后根源的重要性。
但他同时也是李晓明杀人案中的受害者父亲，他无法抛开自己儿子的死而去用自己的专业媒体知识理智地剖析这样一个杀人犯。
王赦本人也过承受着这种两难。作为一个律师，为死刑犯为精神病人辩护，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却无法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家人之间的矛盾。王赦已经比很多人想得多做的多了，可是他心中依然难以理解有人就是不希望死刑犯因为各种原因来逃脱死刑。
这是个理想主义的律师，这种近乎固执的理想主义让他不被理解，让牵扯其中的大众很轻易地就把他划为帮罪犯辩护的人渣，而他本人只是在遵守自己的职责，只是想尽力挖出把杀人案牵起来的那个根，从而长久地避免类似的杀人案再发生。
人性只有黑或者白吗？我们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了。
对于王赦来说，他无法被简单归类为"黑"或者"白"。他在有些人眼中是错的，但并不代表这些人就是对的一方。他一面为"黑暗辩护"，一面寻找"黑暗"的根源，王赦身上存在的是灰色。
对于剧外现实生活中的观众来说，理解人性的复杂是一回事，接受人性的复杂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非黑即白"的想法是容易的，对人做出道德审判也是容易的。但长久浸淫在这种二元的思维模式中，头脑会被驯化和被同质化。而这种思维模式，无疑是在扼杀每个人看到第三种存在和认识更多丰富性的可能。
3·我们探讨的是"恶人"还是"恶"本身？
剧里宋乔安和李大芝的一段对话值得思考。
这段话，质问的不仅仅是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也揭露出了一个概念——"恶的平庸性"。
"恶的平庸性"是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被审判的艾希曼强调自己只是在服从命令，完成他的任务而已，并没有意愿去主动杀某个犹太人。艾希曼的恶是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这样的制度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官员变成杀人的魔鬼，并让他们对自己的恶毫不自知。
新闻媒体人也没有主观意愿想去杀死某个个体，但他们手握的舆论监督权，可以让他们玩弄观众，掀起舆论风暴。新闻媒体被这样狂热的竞逐蒙蔽，而看不到有人因此而死去。
落在宋乔安的身上，"恶的平庸性"就变成了一种身份割裂——她是一个丧子的母亲，同时也无形之中成为了手握着媒体权的刽子手之一。
一个恶人的受害者，却也是一个通过媒体对他人施以恶的加害者。
这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的高明之处，剧里没有全然的善人也没有全然的恶人，它把受害与加害，黑与白，恶与恶人的界限都糅合起来，通过塑造一个个复杂而纠结的人物形象，来让观众思考，
相比起单一的恶行或恶人，每个人身上潜藏的恶更应该被谴责。结语
汉娜·阿伦特提醒我们，"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当你失去了思维能力，恶就可能降临在你身上。
《我们与恶的距离》沉心于那些难以用人情法理概一而论的幽微地带，开展了一场道德判断与选择的人间观察游戏。恶是流动的，是隐藏的，前面所探讨的3个问题，只是这部剧警醒我们的一部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恶，比剧里呈现的更加复杂，也更加让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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