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海報
豆瓣9.5分，《我們與惡的距離》成為2019年度豆瓣榜單裡評分最高的華語劇集。在2019年的臺灣電視金鐘獎上也斬獲了戲劇節目獎、導演獎、女主角獎（賈靜雯）、男配角獎（溫升豪）、女配角獎（曾沛慈）和編劇獎6項大獎。
故事由一件無差別殺人案串聯起來。這件無差別殺人案的罪犯叫李曉明，他在電影院一共槍殺了9人，並造成21人傷亡.。品味新聞臺編輯臺的主管宋喬安的兒子便是這起殺人案的遇害者之一。兒子喪生後，她與先生劉昭國漸行漸遠，與女兒的關係也降至冰點。罪犯李曉明的父母與妹妹，因為揹負著"殺人犯親屬"的罪名，不得已隱姓埋名，以避開公眾和媒體對他們的口誅筆伐。而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在李曉明被判死刑後仍然奔走，他所求是這些殺人案背後的動機和原因......
編劇在劇中展現出了一幅殺人案發生之後的社會群像——殺人犯、殺人犯家屬、受害者、受害者家屬、律師、公眾和媒體，這些群體如何在黑白善惡間轉換？《我們與惡的距離》並非一部簡單判定是非黑白的電視劇，看懂這部劇，讀懂人性，或許你可以嘗試問自己這樣3個問題。
1·受害者會變成加害者嗎？
宋喬安
劇裡的宋喬安以一副冷麵女魔頭形象登場。做事走路雷厲風行，懟起不認真的下屬來毫不嘴軟，連面對羊水已經破掉都還在工作的同事也是一副冷冰冰的樣子。
宋喬安的毒舌
但背後的她，是一個兒子在李曉明殺人案中喪生，與女兒關係冷淡的母親，是一個和丈夫漸行漸遠的妻子，靠酒精和藥物來維持精神和體面。
罪犯李曉明的家屬，也在受害者家屬和社會輿論之下惶惶不可終日。賴以為生的麵館被人用漆噴上無數辱罵的言辭，被打來的罵人電話騷擾......
在公眾面前下跪道歉時，也要接受來自受害者家屬、媒體和其他民眾的拷問：
"下跪是發自內心的嗎？"
"下跪是有人指導你們的嗎？"
"下跪不能換來九條人命！"
受害者家屬們面對的是至親的失去，而加害者的家屬則面對的是至親犯下死罪的煎熬。當受害者家屬們的痛苦無法得到有效的紓解和解決，憤怒就成了他們情緒的出口。
宋喬安是無法從喪子之痛裡走出的母親。她把痛苦和對自己的悔恨轉化成怒氣和不通人情的冷漠，面對同事面對女兒，宋喬安始終保持著一種冰冷而脆弱的堅強。在某種程度上，承受她無時無刻怒火的同事，在父母矛盾中變得叛逆的女兒，都成了宋喬安這種轉變的"受害者"。
其他受害者家屬也對自己親人的逝去難以釋懷，於是他們的無能狂怒變成了網絡上的言語暴力，變成了現實中的身體羞辱。辯護律師王赦、李曉明的爸媽妹妹，他們不是劊子手本人，但他們也成為了受害者家屬憤怒之下的暴力受害者。
回到這個問題，"受害者會變成加害者嗎？"
答案是有可能。一種惡的受害者變成另一種惡的加害人。這種轉變複雜痛苦且無奈，而且讓人不自知。作為局外人的我們無法苛責，受害人不是上帝，當法律無法及時給他們需要的公正判決，他們需要讓自己的情緒有個出口。
但另一方面，罪犯的家屬們也是生活在陰影裡的一群人，他們不是劊子手本人，卻承受著受害者們對劊子手發洩出的情緒和行為。他們或許是該揹負謾罵與指責，但他們依然有權利好好活下去。
劇裡的李大芝成為了李家的唯一一個"倖存者"。在臺面上的故事裡，她父母因車禍去世，哥哥也死掉了。她因此休學，成為了宋喬安手下的新聞編輯。
而真實的故事是，李大芝原本不叫李大芝，她是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母親不想她受牽連，為了讓她更好地生活帶她去改名。
2·人性只有黑或白嗎？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試著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英國病人》裡的男女主角出軌對方，他們之間的愛情依然值得欣賞嗎？羊脂球是個妓女，她的犧牲值得讚頌嗎？
關於人性的問題一向難以立即做出判斷，因為當你對一個人或一件事物瞭解得越深入，他/它身上黑-白的界限就越模糊。
律師王赦或許是這部劇裡對人性最執著的一個人。
他為殺人犯李曉明辯護，被網友稱為"屎尿人渣代言人"。但他內心也明白，死刑對李曉明來說也並無法理上的不公，他追求的是殺人案發生背後的更深層原因，罪犯的心理、社會輿論的偏向和影響。
王赦是不被人理解的。受害者家屬們都只想要李曉明死刑，只有他去孜孜不倦地探求所謂的"真相"。
正如豆瓣上一則熱門短評說的那樣，"民眾在斬草，政府在除根，媒體在澆水，只有王赦在研究土壤。"
人們從來不是對判定是非黑白有困難，而是對接受人性的複雜度上有困難。劉昭國是一個媒體人，他懂得探討這些殺人案背後根源的重要性。
但他同時也是李曉明殺人案中的受害者父親，他無法拋開自己兒子的死而去用自己的專業媒體知識理智地剖析這樣一個殺人犯。
王赦本人也過承受著這種兩難。作為一個律師，為死刑犯為精神病人辯護，是他的職責所在；而作為一個父親和丈夫，他卻無法處理好自己的工作和家人之間的矛盾。王赦已經比很多人想得多做的多了，可是他心中依然難以理解有人就是不希望死刑犯因為各種原因來逃脫死刑。
這是個理想主義的律師，這種近乎固執的理想主義讓他不被理解，讓牽扯其中的大眾很輕易地就把他劃為幫罪犯辯護的人渣，而他本人只是在遵守自己的職責，只是想盡力挖出把殺人案牽起來的那個根，從而長久地避免類似的殺人案再發生。
人性只有黑或者白嗎？我們可以試著回答這個問題了。
對於王赦來說，他無法被簡單歸類為"黑"或者"白"。他在有些人眼中是錯的，但並不代表這些人就是對的一方。他一面為"黑暗辯護"，一面尋找"黑暗"的根源，王赦身上存在的是灰色。
對於劇外現實生活中的觀眾來說，理解人性的複雜是一回事，接受人性的複雜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非黑即白"的想法是容易的，對人做出道德審判也是容易的。但長久浸淫在這種二元的思維模式中，頭腦會被馴化和被同質化。而這種思維模式，無疑是在扼殺每個人看到第三種存在和認識更多豐富性的可能。
3·我們探討的是"惡人"還是"惡"本身？
劇裡宋喬安和李大芝的一段對話值得思考。
這段話，質問的不僅僅是新聞職業道德的問題，也揭露出了一個概念——"惡的平庸性"。
"惡的平庸性"是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被審判的艾希曼強調自己只是在服從命令，完成他的任務而已，並沒有意願去主動殺某個猶太人。艾希曼的惡是極權主義制度下的產物，這樣的制度可以把一個普通的官員變成殺人的魔鬼，並讓他們對自己的惡毫不自知。
新聞媒體人也沒有主觀意願想去殺死某個個體，但他們手握的輿論監督權，可以讓他們玩弄觀眾，掀起輿論風暴。新聞媒體被這樣狂熱的競逐矇蔽，而看不到有人因此而死去。
落在宋喬安的身上，"惡的平庸性"就變成了一種身份割裂——她是一個喪子的母親，同時也無形之中成為了手握著媒體權的劊子手之一。
一個惡人的受害者，卻也是一個通過媒體對他人施以惡的加害者。
這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的高明之處，劇裡沒有全然的善人也沒有全然的惡人，它把受害與加害，黑與白，惡與惡人的界限都糅合起來，通過塑造一個個複雜而糾結的人物形象，來讓觀眾思考，
相比起單一的惡行或惡人，每個人身上潛藏的惡更應該被譴責。結語
漢娜·阿倫特提醒我們，"惡來源於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墜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當你失去了思維能力，惡就可能降臨在你身上。
《我們與惡的距離》沉心於那些難以用人情法理概一而論的幽微地帶，開展了一場道德判斷與選擇的人間觀察遊戲。惡是流動的，是隱藏的，前面所探討的3個問題，只是這部劇警醒我們的一部分。觀眾在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惡，比劇裡呈現的更加複雜，也更加讓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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