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商人，也可以叫实现业家，资本家。是一个社会的中坚阶层和核心阶层，是配置经济要素，促进各区域间信息和产品交流和制造的最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仅享有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政治上也有强大的影响力，换一种表述就是，这些人才是某个国家或者政治实体的真正控制者！
生活在这个人人都渴望做首富的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商人群体为什么在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为什么如此悲催，被当作四民之末，只差那么一点就可以直接和罪犯划等号了。
我们总以为，古代东亚地区虽然地域广阔，但各地产业相近，物候差别不大，没有多少商业的需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才成了主流。商业和商人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多少作用。 但是，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应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对商业和商人的打压，才使经济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这自然经济真是一个好词，但其实一点都不自然，从形态上可以称为原始经济或自耕农经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那就是专制经济！） 但不能否认的是，东亚地区的商业行为开始得很早，商周时期就有"工商食官"的制度，也就是奴隶们为官府生产商品，可以算作是最早的官办和国营企业。作为一个朝代的"商"和后来的"商人"其词源上是同义的，都是指做生意的人。所以周以后，也把商朝后裔的封国宋国的人称为商人。
就在周代，据《汉书.地理志》所说王城洛邑的周人"巧伪趋利，贵利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喜官宦"。看来那时的周王也不像后来的专制君主们标榜自己是一个大农夫。对商作为商人老祖宗的宋国，更是"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出于汉代的记录，对商人的污名化已经开始。
那为什么周末朝的王室就不搞重农抑商那一套呢？说起来很简单，那时候的周王室还没有对整个华夏地区征税的技术能力，那需要一套完备的官僚系统，分封制让王室丧失了这种权力，所以周王室治理天下的工具是"礼"，而不是上行下效的官僚体制，那自然就不用搞什么重农抑商的把戏。
这样，王室能掌握的资源也不多，公务员们也拿不到多高的薪水，也就没有人打破头的往体制里钻了。 一个很清晰的线索是，东亚地区重农抑商的传统，是从战国末期开始的，那时诸侯国间征战不休，各国君主为了最大限度的汲取民间的财富，纷纷推出奖励耕战，抑制商业的政策。李悝、吴起、商鞅他们，首要做的就是削减贵族的特权。这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是被当作积极面加以肯定的，但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正是他们的变法，破坏了社会的权力制衡体系，使专制君主获得了无上的权力，而自己也不幸成了专制君主的奴才。
贵族被消除了爵位，意味着从政治上铲出了君主的分权者，但是，如果还存在一个强大的商人集团，仍是可以对国君或者整个官僚体系形成衡的， 并且商人集团的势力是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类似于今天的跨国公司，没有哪国的政府能轻视他们的影响力。 消灭了商人，也就意味着君主不仅是一国权力最大、同时也是一国最富有的人，一切民间的组织和社团都不大可能成立起来，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由此成形。
东亚大陆的天朝上国心态，也和这种商业不发达的状态有关，对于中原王朝，从来没有认为周边的民族和自己是平等的，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要搞万国来朝，厚赏四方，而在国家衰弱的时候，就免不了纳贡称臣，割土认怂。按照自由主义的历史观点，昝不是可以这样说，自秦以来中原王朝的对外战争，很大一部份是不会做生意或者不愿原做生意所导致的，在秦汉之际修长城，明清时代搞的海禁，直到近代的积贫积弱，本质上都是重农抑商造成的后果。
为什么么东亚地区会有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体制，可以说这都是私人财产权得不到保护造成的，没有私产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流氓无产者，从来都是在生存线的边缘挣扎，当他们的生计被告断绝，对社会进行反抗的时候，造成的破坏间非常大的，史不绝书的农民起义，本质上是社会无法进行现代转型，也不能进行产业升级，当一个朝代获得超过一百年的承平期，人口的增加使社会迅速进入"马尔萨斯陷阱"，没有土地或失去土地的人的暴动，就宣布了另外一场洗牌的开始。
把传统的东亚地区定位于农耕文明，这自然没错，但是，如果制度环境适宜，不管哪个地方，也最终会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因为工商业社会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较小，只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在哪里都能发展起来，东亚地区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农业发展得多么成功，所以才没有动力去发展工商业，有这种心态的，可能只有皇帝，乾隆皇帝就曾经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复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等小国，物资匮乏，施予天恩，望加铭记"。一种封闭自负的心态跃然纸上。如果统治者有瞎样的心态，怎么可能有现代的工商业？要摆脱这样的历史路径，已经是二十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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