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魯迅是位文學家，同時集批判者、革命家等於一身。描寫魯迅的文學作品經久不衰，歷來是個學者喜歡創作的話題。作家太宰治就由此創作出一部專門描寫魯迅的小說，名叫《惜別》 ，這是一部超文化特色的小說，是目前僅有的一部把魯迅當成主人公描寫的長篇小說，為人們學習早期的魯迅提供重要材料。
在小說中，作家太宰治用豐富細膩的情感，內心裡滿懷對魯迅的尊敬及對中國的友好，以魯迅年輕時期在日本仙台留學生活的歷史過程為依據，塑造了一個富有人情味、充滿理想抱負、有著內心波動和青春彷徨的青年魯迅形象。太宰治在《惜別》中塑造的青年魯迅形象，具有多種特質，包括了：內心深處強烈的自我意識及孤獨感，對國家民族的憂愁，彷徨於醫學、文化及革命旋渦之間，同時他竭力挽狂瀾於危險中。
魯迅
一、擁有自我意識，孤獨中行事
日本學者奧野健男對這一小說發表了看法："太宰治對擁有知識分子的孤獨感並潛藏著自我意識的魯迅有特別的親近感。"靦腆羞澀的孤獨者，魯迅一開始就出現在小說《惜別》裡的形象。小說稱他是，"他那時十分聰明又很沉默"。作者用第一人稱來寫小說的另一人物，這一人物在小說裡用"我"來稱呼。因此，魯迅跟"我"首次見面時，魯迅"白淨的臉變得通紅，很害羞地笑了"，而在談天時，則表現得"結結巴巴地說不下去了"，"臉微微有些發紅"。又"似乎很喜歡孤獨這個詞"，魯迅一面說著"Einsam"（德語，孤獨），同時眼睛看著遠方似乎若有所思，他突然說道："但我是Wandervogel（候鳥），我沒有故鄉。"在幼年時期，魯迅就失去了父親，母親也離他而去，因此他從小就沒有依靠。對此，小說裡寫道
"雖說故鄉仍在，但宛如沒有。......我沒有服輸，不，說不定已經服輸了。" 小說《惜別》
小說中，作者對當時的周先生（即魯迅，原姓周）描寫道，孤獨寂寥是人難以忍受的痛苦，魯迅定然是難以忍受，因此孤獨一人來到同他家鄉西湖在風景上很接近的松島上。然而，他的憂愁並不能因此得以解開。當時"我"是日本醫專的學生，又無意間遇到他。對於他的學識等，讓"我"產生了與他真誠地結交朋友的想法。新學年終於到了，他自東京返回仙台，對"我"講道："我最近是Kranke(病人)，所以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完全成了Einsam(孤獨)的鳥。"
魯迅年輕時的那份孤獨感同他擁有的自我意識緊密關聯，難以割捨。小說由此寫道："同樣羽色的鳥......反而看起來猥瑣，因此有種同類相互嫌棄的可笑心理......所以我不能不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之後，又寫道"我漸漸無法忍受和這些秀才們在一起了。"進一步表述道："我終於下定了決心......我真想到一箇中國留學生都沒有的地方去呀。 "其後，進一步表述："我最近感到留學生同胞的革命運動......也許是我不幸的宿命。"
對於這些描寫，表達出魯迅在孤獨中具備強烈的自我意思，這正如川村湊所說："周先生置身於革命的旋渦中，對於實踐革命運動的人們，'私'的不和諧感不可避免地強烈起來。"
日本作家：太宰治
二、批判中更顯憂國憂民
在松島時，青年的魯迅首次同"我"見面，松島的風景讓兩人留戀不已。彼時魯迅的言辭中就已表達出不滿中國文學的表情："我不相信我國的那些文人墨客，那些人和貴國的浪蕩子弟一樣，他們的文章脫離現實而且很墮落。"針對"裝腔作勢"這個詞，魯迅非常感慨道："日本的美學實際上十分嚴格。'裝腔作勢'這種戒律，世界上大概哪兒都沒有，而現在清國的文明卻是極其裝腔作勢的。"魯迅的批評並不表示他不愛國，相反卻是源於他對國家的熱愛，當時"我"對魯迅說："您也正是因為過於熱愛自己的家鄉，所以評價的標準才會這樣嚴格吧！"他回答："真正的愛國者，反而會經常說國家的壞話。"
青年的魯迅
隨著與"我"交往的深入，"我"發現魯迅對中國的批判也越來越深刻了。對於中國，他表達出強烈的愛國心，稱："我的愛國之情絕不遜色於任何人。正因為喜愛，所以不滿也很強烈。"對清朝，他十分不滿，說："清國政府面對科學的力量無能為力......得過且過的這種自負心一定會導致中國自取滅亡。"對於中國本地的醫術，他看清了，因此表示"不過是一種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騙術"。
傳統文化中存在許多糟粕，魯迅對此提出強烈的批評："在中國，'孝'原本就是包含著政策意味的......因此最後才有'二十四孝'那樣愚蠢的傳說流傳在民間。"針對老萊娛親，魯迅認為這是"Wahnwitz"（德語，"精神錯亂"），精神上而並非正常行為。談到郭巨埋兒這一歷史典故，魯迅稱："我突然覺得家庭這個東西很可怕......倒是產生了相反的作用。"正因如此，他說"
中國的聖賢們所說的話，已經成為騙子行騙的利器......原本豐富的思想已經開始乾枯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魯迅與他的朋友們
針對那些口中來斷講著孔孟之道的人，魯迅對他們非常討厭，就連平日他所敬佩的藤野先生亦並不例外，他說"你也曾對我說過：我雖是中國人卻不說孔孟之語......像藤野先生那樣的好人，當他說古聖賢的話時，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
對於西方的文化，魯迅以救國的心態去學習。但他並不全盤照收，而是批判性地去看待。對西方方法中基督教時常出現的"裝腔作勢"，魯迅就很看不慣。對此，小說有專門描述："周先生和我一樣，敬重基督教的鄰人友愛......如同中國的儒者先生們歪曲了孔孟精神一樣，外國的傳教士也使基督教墮落了。"魯迅對此表示："我現在的確是Kranke（病人）......有時很想追隨基督教，可是教會中誇張的動作卻阻礙了我的信仰。"
魯迅表示：外國的傳教士也使基督教墮落了
三、彷徨於醫學、文藝與革命旋渦之間
當時中國危機深重，魯迅已經意識到已經到了需要進行某些方面的革命的時候了。此時的他表示："又想到此時最緊要的莫過於更深層地探究各國文明的本質，而自己現有的知識還遠遠不夠，可以說近乎無知"，因為有了這些原因，因此他又進一步表示："我現在的熱情比起實際的政治運動，更燃燒在探究列國富強的根源上"。在上述描述下，魯迅決定到日本來留學。在即將到日本學習新知識時，他有所感悟，稱："從未體驗過的、難以言表的溫暖的喜悅湧上心頭。"
杉田玄白是日本著名的醫生，為了能成為有用的醫生，或者說是中國的杉田玄白，以便救治眾多不幸的病人，魯迅來到了仙台學醫 。對此，他對"我"說："為什麼在西洋科學之中，自己特別關注醫學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幼年時的悲傷體驗。"並進一步表示他來學醫的原因及志向："告訴我新學問必要性的，是少年時代遇到的那個騙子醫生......我將以軍醫的身份參戰，為建設新中國不惜粉身碎骨，這就是我的人生目標。"
年輕的魯迅
到仙台後，在上學的二年級夏天，魯迅去了東京。在那裡，他經歷了一股文學熱潮，那是由日本青年掀起的，這對他有更大的吸引力，於是他開始深入積極地學習文學。當他回仙台時，他買回了大量的文學書籍，對此小說《惜別》寫道："文藝熱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時......科學、藝術、政治，他被捲入三者的混沌旋渦中。"此時的魯迅感到很迷茫，對此他對"我"講道："我今年夏天去東京後，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處了......這種疑惑僅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
對於科技與文化，如一個更能救中國，魯迅表示："憑藉科學的威力，讓民眾覺醒......我已全部抹殺了科學救國論。我現在必須更踏實地重新考慮怎樣才能拯救中國。"由於有了上述新的理解，魯迅決定放棄其他的，選擇學文以救中國。
小說《惜別》
太宰治又在小說《惜別》裡借"我"這一人我的口，對魯迅內心的彷徨進行了細膩地描述，小說中寫道"周先生後來大量的著作......我不知道什麼是所謂大魯迅文藝的功績。可是有一點我知道，他是中國最初的文明患者。......苦於近代文明之病，為尋求其病床......混沌的產物是自我厭惡。他對於文明的感情，的確可以稱之為中國可憐的先驅者之一......文藝原本就是他喜歡的路，疲憊的他爬上了這個病床，稍感舒適。"
四、 革命者的本色：力挽狂瀾
為了體現了魯迅作為革命者的一面，小說《惜別》虛構出"大雪夜事件"。這一情節寫道：某個夜裡大雪紛飛，在美以教堂裡，魯迅在聽《出埃及記》的傳教內容，其內容是：猶太人摩西曆盡四十年艱辛，為著能夠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逃離而前往迦南，受他的同胞曲解並受到責怪。這一故事，讓魯迅回想到了自己祖國人們裡那些愚昧無知者，需要有一股力量去敲醒他們，因此他起了棄醫從文的念頭。小說由此寫道
"文藝好像國家的反射鏡一樣……想找到那些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譯成中國語，讓我的同胞們讀。"
《出埃及記》
幻燈事件後，魯迅告訴"我"說："虧了那張幻燈片，我終於下定決心了……精神革新！國民性改造！......因為我這段時間離開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眾......今天我的目標確定了。看了那個片子，挺好。我馬上棄醫回國。 "
在上述情況下，魯迅終於下定決心回國，之後去發起文藝運動，去改變那些民眾的精神，併為此奉獻他的一生。他計劃和作人一起辦文藝雜誌，而雜誌名稱定名為《新生》。由此，小說寫道"他微笑著回答。那笑中一點兒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稱之為'奴隸的微笑'那種卑屈的影子。"
小說《惜別》裡，作者太宰治借"我"解讀了1907年魯迅寫於東京的論文《摩羅詩力說》。小說中寫道:"我覺得，該短文的主旨，指出了與他從前說的那種為'幫助同胞的政治運動'的文藝多少有些差異的方向......發揮使其充實之用的東西......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文藝這種東西，就會像注油少的車輪那樣......也許馬上就會損毀。"
《惜別》中所寫出的這段話，極好地闡釋了魯迅的文學觀和革命觀，並對魯迅思想有了真實的理解。
《摩羅詩力說》
結語：小說《惜別》曾經被認定是"國策小說"，這表現為：在日本昭和十九年(即1944年)一月，作家太宰治受文學報國會邀請，參加了作品協議會。會前，他已有創作《惜別》的意圖，而會後，他把他的想法書寫了下來，這就是《惜別》的框架了。他把這一創作框架上交給文學報國會。太宰治向來並不理會日本政治，但此時他卻願意作出"政治意圖發言"，因此顯得不尋常。對此，他表示:"這本《惜別》確實是應內閣情報局和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進行創作的小說。但是，即使沒有來自這兩方面的請求，總有一天我也會試著寫一寫，蒐集材料和構思早就進行了。"
《惜別》發表於二戰結束前夕，這一小說看起來似乎並不違背軍國政府的意圖，但事實上太宰治並非是為了去迎合他們才去創作這一小說，他本意上是不支持戰爭的。《惜別》中的對魯迅舉辦的送行會的描寫，讓魯迅在仙台的生活畫上一個圓滿的結局。
太宰治用他對小說的描寫，撫平了生活給青年魯迅造成的心靈創傷，太宰治對於魯迅的友善同時表現為對中國的友好。太宰治在小說《惜別》中詳細描寫了青年魯迅的形象，表達出對魯迅的尊敬和對中國的友好，這一態度深深地值得讀者欽佩。參考文獻：
太宰治. 惜別.於小植,譯:新星出版社
奧野健男.《惜別》解說:新潮文庫
川村湊．『惜別』論－－「大東亜親和」の幻:國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
高遠東. 仙台經歷與棄醫從文——對竹內好曲解魯迅文學發生原因的一點分析. 魯迅研究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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