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集》又名《南山集偶抄》，為清初文學家戴名世所作。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三百多年，也使他招致殺身之禍，並累及親人、同鄉數百人之多。
明亡清替，戴名世出生於清初順治九年(1652年)，安慶府桐城縣人氏，因曾住桐城南山崗，後世遂稱“南山先生"。
戴名世幼時家境相當貧寒，但他的出生地桐城縣，卻是個文風昌盛、以耕讀傳家的地方，後來光耀中國文壇200多年的"桐城派文學"就誕生在這裡。戴名世也算是桐城派的開山之人，他酷愛讀書，若一日不讀書，就感到失去了什麼一樣，偶然得書，總是反覆閱讀，可以"忘寢食"。
戴名世喜愛史學，尤其留心明代史，從年輕時起就著手收集資料，準備修《明史》，他崇拜太史令司馬遷，希望依《史記》體例，也寫出一部留傳後世的“信史"。
戴名世有個同鄉叫方孝標，此人極有學問，人稱“方學士“。系順治六年進士，官至翰林，由於受到族人的科場弊案牽連，遭彈劾革職，流放寧古塔。兩年後，方孝標被釋放回歸原藉。他夙慕滇黔山水，故前往遊歷，恰逢吳三桂造反，據說吳三桂仰慕其才華，欲聘其為翰林，方孝標懼怕惹禍上身，所以，在吳的大殿上強裝不省人事，後乘機逃出。逃回原籍的方孝標，根據所見所聞，寫了《滇黔紀聞》一書，其中記述了南明王朝的事蹟，並用南明弘光、隆武、永曆等年號紀年。
戴名世看到同鄉的這本書後，如獲至寶，對南明歷史部分十分關注。他在給門生餘湛的信中提及此書，引用了南明小朝廷的年號，還發表感慨，認為南明歷數帝，地方數千裡，歷時十七、八年，由於當今天下避諱，使這段歷史近乎湮埋，無以示於後人，非常可惜，並對清政府修明史中不重視南明歷史的情況有所指責，這就是後來引起非議的《與餘生書》的內容。
康熙四十一年，戴名世由江寧返回故里，居佳在城南南山崗。他的學生尤雲鶚出資將戴名世的部分文章、書信輯為《南山集》，其中，《與餘生書》也被收錄。這次刊印有三千多冊，在江南一帶流傳較廣。
本來戴名世這次回鄉，已有歸隱之意，如果真是這樣，事情也許就到此為止了，但一生不得志的戴名世偏偏此後在科場上時來運轉。康熙44年，戴名世參加順天鄉試被取為舉人。康熙48年，獲會試第一名，殿試再獲一甲第二名，也就是俗稱的“榜眼”，朝廷授予他翰林院編修，此時，戴名世已經57歲了。
由此可以看出，戴名世雖對異族統治心有不滿，但他畢竟沒有親歷當年滿人對漢人的大屠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也和同時代的許多文人一樣，對大清持一種合作的態度了。
樹欲盡而風不止。康熙五十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據《南山集》上奏。參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日深受皇恩，不知悔改前過，焚削書版……像這樣的狂妄之徒，豈能位列朝班，希望刑部嚴加議處，云云。“
關於趙申喬為何以刋印多年的《南山集》參奏戴名世，桐城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趙申喬的兒子與戴名世同科，殿試中趙的兒子中狀元，戴名世榜眼。但戴名世文采飛揚，風頭正勁，趙之子默默無聞，似有作弊之嫌，所以，先下手為強，挖出陳年往事欲置戴名世於死地。此說法沒有史料根據，當然不足為信。
以趙申喬的奏本來看，“忘竊文名，恃才放蕩"是關健。戴名世出身貧寒，命運坎坷，性格剛正耿直，文采出類拔萃。在晚年的作品《憂庵集》中，極摹世事炎涼，曲盡人情變態。雖然他極盡收斂，絕大部分文章都堅匿不出，打算死後才公之於眾，以求知音於來世。儘管如此，戴名世仍有許多喜笑怒罵、冷嘲熱諷的文字在世間不脛而走，朝中大臣多畏其口，甚至連身在京城的同鄉也相互告誡，要遠離戴名世。正是這些憤世嫉俗的文字流出，終於給政敵以把柄。
此時，康熙皇帝經過幾十年的統治，疆域漸漸平穩，經濟日益恢復，剩下的工作似乎就是對思想領域內的“異端“傾向進行整飭了。此時曝出的《南山集》案，正好成了康熙皇帝的"抓手"，對趙申喬參奏戴名世一案，康熙非常重視，命刑部審理並報處理方案，這樁情況不太複雜的案子用了一年多才得以判決。
刑部的老官僚們，善於揣測聖意，把《南山集》案定性為“大逆”之罪，實際上，不過是找出《與餘生書》中所使用的南明三王的年號做依據。依據《大清律》，對首犯的處罰應是極刑凌遲處死，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汪灝等斬首。雖然康熙為了收買漢族文人之心，打壓的同時又從輕發落了，但戴名世還是在兩年後被處死，受此案牽連的有300多人。
連已故的寫《滇黔紀聞》的方孝標，也被從棺材裡拉出來挫骨揚灰，財產充公，家人發配東北。這裡，康熙還鬧了一個不小的“烏龍“，他之所以如此重懲方氏族人，是因為將方孝標與吳三桂的偽相方光琛誤以為是同族，將"方學士“與方光琛在逃的子侄方學詩搞混淆了。其實，吳三桂的偽相方光琛祖籍徽州府歙縣，與桐城方家毫不相干。
康熙死後，雍正繼位。新君登基大赦天下，《南山集》案絕大部分案犯得以重返故里。到乾隆時期，修明史時允許使用南明的年號，清政府等於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清朝政權在實現對全國統治之前南明政權的確存在，說明因使用南明年號而構成文字獄的《南山集》案，的確是一起冤案。
戴名世執著於現實而又追求個性獨立的精神，給他的創作帶來了生機，使他成為清初文壇上卓然有成的一代大家。但不幸的是，在專制統治時代，這種執著與獨立的精神，只能給他帶來災難，最後竟使他扮演了一個悲劇的角色。
此案之後，許多文人學者禁若寒蟬，避談世事，把自己深埋在故紙堆中。總而言之，清代中葉的思想文化界整個籠罩在《南山集》案的巨大陰影中，呈現出一派抑鬱沉悶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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