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集》又名《南山集偶抄》，为清初文学家戴名世所作。正是这本书，使戴名世流芳文坛三百多年，也使他招致杀身之祸，并累及亲人、同乡数百人之多。
明亡清替，戴名世出生于清初顺治九年(1652年)，安庆府桐城县人氏，因曾住桐城南山岗，后世遂称“南山先生"。
戴名世幼时家境相当贫寒，但他的出生地桐城县，却是个文风昌盛、以耕读传家的地方，后来光耀中国文坛200多年的"桐城派文学"就诞生在这里。戴名世也算是桐城派的开山之人，他酷爱读书，若一日不读书，就感到失去了什么一样，偶然得书，总是反复阅读，可以"忘寝食"。
戴名世喜爱史学，尤其留心明代史，从年轻时起就着手收集资料，准备修《明史》，他崇拜太史令司马迁，希望依《史记》体例，也写出一部留传后世的“信史"。
戴名世有个同乡叫方孝标，此人极有学问，人称“方学士“。系顺治六年进士，官至翰林，由于受到族人的科场弊案牵连，遭弹劾革职，流放宁古塔。两年后，方孝标被释放回归原藉。他夙慕滇黔山水，故前往游历，恰逢吴三桂造反，据说吴三桂仰慕其才华，欲聘其为翰林，方孝标惧怕惹祸上身，所以，在吴的大殿上强装不省人事，后乘机逃出。逃回原籍的方孝标，根据所见所闻，写了《滇黔纪闻》一书，其中记述了南明王朝的事迹，并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年号纪年。
戴名世看到同乡的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对南明历史部分十分关注。他在给门生余湛的信中提及此书，引用了南明小朝廷的年号，还发表感慨，认为南明历数帝，地方数千里，历时十七、八年，由于当今天下避讳，使这段历史近乎湮埋，无以示于后人，非常可惜，并对清政府修明史中不重视南明历史的情况有所指责，这就是后来引起非议的《与余生书》的内容。
康熙四十一年，戴名世由江宁返回故里，居佳在城南南山岗。他的学生尤云鹗出资将戴名世的部分文章、书信辑为《南山集》，其中，《与余生书》也被收录。这次刊印有三千多册，在江南一带流传较广。
本来戴名世这次回乡，已有归隐之意，如果真是这样，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了，但一生不得志的戴名世偏偏此后在科场上时来运转。康熙44年，戴名世参加顺天乡试被取为举人。康熙48年，获会试第一名，殿试再获一甲第二名，也就是俗称的“榜眼”，朝廷授予他翰林院编修，此时，戴名世已经57岁了。
由此可以看出，戴名世虽对异族统治心有不满，但他毕竟没有亲历当年满人对汉人的大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和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一样，对大清持一种合作的态度了。
树欲尽而风不止。康熙五十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据《南山集》上奏。参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日深受皇恩，不知悔改前过，焚削书版……像这样的狂妄之徒，岂能位列朝班，希望刑部严加议处，云云。“
关于赵申乔为何以刋印多年的《南山集》参奏戴名世，桐城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赵申乔的儿子与戴名世同科，殿试中赵的儿子中状元，戴名世榜眼。但戴名世文采飞扬，风头正劲，赵之子默默无闻，似有作弊之嫌，所以，先下手为强，挖出陈年往事欲置戴名世于死地。此说法没有史料根据，当然不足为信。
以赵申乔的奏本来看，“忘窃文名，恃才放荡"是关健。戴名世出身贫寒，命运坎坷，性格刚正耿直，文采出类拔萃。在晚年的作品《忧庵集》中，极摹世事炎凉，曲尽人情变态。虽然他极尽收敛，绝大部分文章都坚匿不出，打算死后才公之于众，以求知音于来世。尽管如此，戴名世仍有许多喜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字在世间不胫而走，朝中大臣多畏其口，甚至连身在京城的同乡也相互告诫，要远离戴名世。正是这些愤世嫉俗的文字流出，终于给政敌以把柄。
此时，康熙皇帝经过几十年的统治，疆域渐渐平稳，经济日益恢复，剩下的工作似乎就是对思想领域内的“异端“倾向进行整饬了。此时曝出的《南山集》案，正好成了康熙皇帝的"抓手"，对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一案，康熙非常重视，命刑部审理并报处理方案，这桩情况不太复杂的案子用了一年多才得以判决。
刑部的老官僚们，善于揣测圣意，把《南山集》案定性为“大逆”之罪，实际上，不过是找出《与余生书》中所使用的南明三王的年号做依据。依据《大清律》，对首犯的处罚应是极刑凌迟处死，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汪灏等斩首。虽然康熙为了收买汉族文人之心，打压的同时又从轻发落了，但戴名世还是在两年后被处死，受此案牵连的有300多人。
连已故的写《滇黔纪闻》的方孝标，也被从棺材里拉出来挫骨扬灰，财产充公，家人发配东北。这里，康熙还闹了一个不小的“乌龙“，他之所以如此重惩方氏族人，是因为将方孝标与吴三桂的伪相方光琛误以为是同族，将"方学士“与方光琛在逃的子侄方学诗搞混淆了。其实，吴三桂的伪相方光琛祖籍徽州府歙县，与桐城方家毫不相干。
康熙死后，雍正继位。新君登基大赦天下，《南山集》案绝大部分案犯得以重返故里。到乾隆时期，修明史时允许使用南明的年号，清政府等于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清朝政权在实现对全国统治之前南明政权的确存在，说明因使用南明年号而构成文字狱的《南山集》案，的确是一起冤案。
戴名世执着于现实而又追求个性独立的精神，给他的创作带来了生机，使他成为清初文坛上卓然有成的一代大家。但不幸的是，在专制统治时代，这种执着与独立的精神，只能给他带来灾难，最后竟使他扮演了一个悲剧的角色。
此案之后，许多文人学者禁若寒蝉，避谈世事，把自己深埋在故纸堆中。总而言之，清代中叶的思想文化界整个笼罩在《南山集》案的巨大阴影中，呈现出一派抑郁沉闷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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