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 | 《西泠艺丛》2020年第1期 总第61期 |
中华书局编审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
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众所周知，作为著名教育家、文化巨匠的启功先生虽是北方满族人、清朝皇室后裔，却没有地域差异的隔阂，对浙江，特别是对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认为秀美西湖景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由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积淀而成，远自秦汉、吴越、唐宋，近至明清、民国、现当代，江浙地区杰出人才济济，湖山之间名胜古迹迭出，都与各民族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即便是西湖景点中比比皆是的康熙、乾隆题署，亦是满汉蒙文化交融的结晶。启功先生广博精深的文史知识、杰出的书画成就、高超的文物鉴定本领，除了他自身的天赋和勤苦努力，也与他众多的浙江籍师友相关。
启功先生在龙井
作为启功先生教导多年的学生，我存有一页他亲笔撰写的《启功简历》手稿，其中写道：“曾读小学，中学未毕业。从戴绥之先生读书，学文史词章，又从贾羲民、吴镜汀先生学画。廿岁后经傅沅叔先生介绍，受业于陈援庵先生。”戴绥之（姜福）先生为江苏昆山人，似为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南山）后裔，他的教学为启功先生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文史功底。启功先生从贾羲民先生学画时，贾已年迈，遂于1929年推荐17岁的启功到吴镜汀先生（1904—1972）门下学习画艺及书画鉴定知识。吴先生系浙江绍兴人，出生于北京，年长启功8岁，青年时已因其扎实的国画功力和吸收众长后形成的清劲画风而享誉画界，他对山水画基本功的强调和细心指导对启功先生影响极大。启功先生曾撰文回忆道：
吴先生教画法，极为耐心，如果我们求教的人画了一幅有进步的作品，先生总是喜形于色地说：“这回是真塌下心去画出的啊！”先生教人，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提出，使学生不但听了顿悟，而且一定行之有效。先生如说到某家某派的画法，随手表演一下，无不确切地表现出那一家、那一派的特点。
启功先生曾为吴镜汀的六幅山水小景题诗六首，感喟吴画“山川浑厚树华滋，遗法耕烟世莫知”，赞叹其“李唐可比李思训，健笔嶒崚今过之”。1982年，启功先生80岁时，还专为吴先生画稿《江山胜览图卷》题跋，曰：“长卷江山胜览图，层崖险峻树扶疏。门生白首瞻遗墨，掩泪难为跋尾书。”末署“受业启功敬题”。敬思缅怀恩师之情，跃然纸上。
启功先生对恩师陈垣（援庵）老校长的感恩之情至真至挚，常为学界熟知并称道，此不赘述。在陈校长的三位得意门生（启功、刘乃和、柴德赓）中，德赓（青峰）先生（1908—1970）是浙江诸暨思安乡柴家村人，与启功先生切磋学术数十年，学谊深厚，他在“文革”中备受折磨，身心摧残，不幸病逝。启功先生含泪撰写挽联云：“节概见生平业广三余众里推君才学识，切磋真苑友心伤永诀梦中索我画书诗。”充溢推许、悼念之真挚情谊。
20世纪40年代，在启功先生于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授业的学生中，萧山籍的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1923—2014）堪称他十分器重的大弟子，二人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友谊。来新夏教授曾回忆：在辅仁上学之时，启功先生常鼓励他共同作画。来新夏学生生活清苦，启功先生叫他每周日到自己家里改善伙食。有时候衣服掉扣子、破口子了，老太太和启师母也帮他们修修补补。来新夏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含冤受审查，很多人都对他疏远了，启功先生仍殷切关怀。1996年有一次，来新夏去启功家看望，启功先生忽然问来新夏：“你几岁了？”来新夏说，你不知道我几岁吗，我73了。启功大笑，说：“你73（岁），我84（岁），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这不值得大笑吗？”启功先生曾在给来新夏的一封信中写道：“回忆前尘，几乎堕泪。以不佞亦曾自言‘王宝钏也有今日’之语，虽然身世各自不同，而其为患难则一，抵掌印心，倍有感触，半世旧交，弥堪珍重！”启功先生为来新夏及其先祖著作题写了不少书签，来先生曾写有专文述及。2002年，天津史学界为来先生庆贺八十大寿，其时启功先生因目疾书写困难，仍用硬笔写了一首七律贺诗让我转呈，诗云：“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鸿文浙水千秋胜，大著匏园世代长。往事崎岖成一笑，今朝典籍满堆床。拙诗再作期颐颂，里句高吟当举觞。”
启功先生与本文作者
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1914—2003），亦祖籍萧山，启功先生在朱先生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一开头就说：“我的外祖家和朱先生的外祖家有通家之谊。我母亲的伯祖（荣绮）是朱先生的外祖（张仁黻）的科举业（座）师，我的先母和朱先生的母亲常在一起玩耍，两家小孩的一同玩耍的友谊是最坚固、最友好的。”（朱传荣：《父亲的声音》，中华书局，2018年9月版，第20页）启功先生在追念朱先生的文章中还专门提及他们师从的辅仁大学文学院沈兼士教授（1887—1947），沈先生是浙江吴兴人，著名语言学家。沈先生去世时，启先生提笔为故宫博物院缅怀沈先生的专刊撰写了《跋邺河伊拉里氏跳神典礼》一文以尽弟子之意。就在这一年，35岁的启功因得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1881—1955）的赏识，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马衡先生是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也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1927—1955）。启功先生自青年、中年时期即结识并交往的浙江籍著名学者还有叶恭绰先生（1881—1968，浙江余姚人）、丰子恺先生（1898—1975，浙江桐乡人）、唐兰先生（1901—1979，浙江嘉兴人）、赵万里（裴云）先生（1905—1980，浙江海宁人）等。词学宗师夏承焘先生（1900—1986，浙江温州人）、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的钱君匋先生（1907—1998，浙江桐乡人）亦与启功先生多有交往；钱君匋艺术馆即藏有启功先生为钱氏书写的两首诗。1957年，启功先生南下上海考察时，获丰子恺先生题赠弘一大师（李叔同）像及弘一手书“南无阿弥陀佛”横幅一帧，珍藏终生。
作为书画大师的启功先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浙江友人的题咏几难胜数，可谓多矣。仅据我所知，如1981年4月，启功先生为祝贺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陆俨少教授的画集出版题诗云：“云委山弥峻，秋深树未黄。俨翁吾所敬，画笔最清苍。”后又曾为《陆俨少梅声轩图》赋诗二首。1992年秋，先生为《吴湖帆画册》题跋，称“湖帆先生画清秀天成，为三百年来吴门六法嫡嗣，其拟大痴，尤见千春衣钵”。西泠印社执行社长、中国美术学院刘江教授为启先生至交，1982年秋，启先生为刘江题赠条幅，又在其所治印册后题跋，赞许刘治印“镕徽浙之长，复畅以蜀江气魄”，开启了“印林新面”。1985年夏，启功先生还专门致信日本书法教育家今井凌雪，荐举刘江教授到日本高校担任客座教授，进行文化学术交流，称道刘江“于金石书法篆刻倶有成就”“人品朴实，教学极其尽责”。在杭州，多次得到启先生指教并获赐先生墨宝的还有吴龙友先生及我在杭高初中时同班学友丁云川、唐诗祝等。1994年11月8日，启功先生在北京寓所接待一位杭州来的客人，应请为其册页题诗一首云：“笔底发高歌，中华瑞气多。西湖应最美，禹域好山河。”末署：“福庭同志自浙来，喜谈西湖发展近况，出册索题，拈此求教，一九九四年深秋。”
启功先生结交诸多浙籍师友，绝非偶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涌现出一批既致力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能放眼世界，站立文化教育革新潮头的教育家、学术大师，如蔡元培、马叙伦、马寅初、沈钧儒等（也包括虽“政治保守”却学术开放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和开拓现代农学与近代考古学的罗振玉），首先影响了许多浙籍志士仁人。启功先生出生于1912年，他自己曾明确表示：我绝非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有志于文化艺术创新，这种内心的“动因”，加上在辅仁教学、故宫考察的经历，得以和众多浙籍先进“结缘”为伍，成就其浙江情缘，也就很自然了。
西泠印社创办于1904年，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金石篆刻研究学术社团，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誉。其发展历程，与百年来传统金石篆刻、书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密不可分。启功先生投身其中近30年，亦是缘分。
1979年12月，启功先生应沙孟海先生（1900—1992）之邀，赴杭州参加庆祝西泠印社建社75周年活动，并在理事会上被推选为副社长。启功先生与沙老一见如故，对沙老十分敬重。沙老在杭州龙游路的旧居，离我家在白沙街的老房子仅百米之距。现在进沙老旧居观瞻，首先入眼的就是客厅正壁沙老与启功先生亲切握手的巨幅照片。沙老自号“石荒”，启功先生即专为其《石荒图》题诗二首：
柔毫铁笔用无殊，腕力沙翁继缶庐。点染名都助佳丽，奇章妙迹满西湖。
龙马精神意气扬，西泠欣见鲁灵光。虚心常记先贤语，画比书绅写石荒。
多年之后，启功先生又不仅为即将出版的《沙孟海论书文集》题签，还特地撰写贺诗一首，高度评价了沙老的书法成就：
艺圃钦南斗，词林仰大宗。襟期同止水，风范比长松。绛帐英才聚，霜毫笔陈雄。学书求得髓，熟读自登峰。
启功先生1979年冬初访西泠印社，即为社中同好题“西泠鸿雪”“自强不息”留念，又书苏东坡的《望湖楼醉书》之五：“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借苏诗赞叹了西湖胜景。他年逾古稀之后，为西泠印社挥毫题署也是最多的。如1983年秋题“荷叶披披一浦凉”七言诗；又如1986年9月11日，启功先生为《西泠艺报》题诗云：“湖山胜览首西泠，石好金佳备艺能。岂独越中增纸价，寰区同与播芳馨。”1988年冬，为西泠印社创建85周年题：“万绿西泠，金石维馨。八秩有五，松寿竹青。”1992年1月24日，再次为西泠印社一手卷题署“西泠鸿雪”，并作诗一首：“鸿爪当年到处留，西泠旧梦几经秋。阖簪每忆拈毫乐，一卷琳琅纪胜游。”尾署曰：“昔在西泠偶拾素纸，僭题引首，岁月不居，宝绘遂盈一卷，重现欣得眼福，再玷纸尾。启功。”1993年，他又题诗祝贺西泠印社成立90周年：“西泠结社忆前修，石好金佳九十周。无尽湖山人共寿，钱塘江水证长流。”表达了期盼西泠与湖山共寿、文脉长存的愿望。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西泠印社百名社员创作“迎香港回归百印图”。启功先生获知消息后，即抱病用硬笔题签《百印图》，并特意写上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八个字。
启功先生在西泠印社观乐楼
启功先生对西泠印社的关爱，绝非一般的“偏好”，而诚如他晚年所题“西泠情愫”四字所蕴含的，是一种出自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由衷热爱、对象征西湖胜览的艺术团体倾情赞许的初心、本心。2002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西泠印社六届五次理事会上，启功先生当选为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可谓实至名归。
启功先生的浙江情缘，还体现在他与浙江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岳王庙等文化机构与名胜古迹的关系中。1986年秋，启功先生在浙博鉴赏了元代名家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的遭焚劫烬余幸存的前半段遗卷（称“剩山图”），遂题诗云：“一掬香煤宝轴开，痴翁妙墨映苍苔。西湖换劫人丰乐，胜看残山短卷来。”因该图所存后半部分（称“无用师卷”）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未曾合璧共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启功先生就让我传话给浙博工作人员，是否可考虑两家安排合作共展此画？以后又请其他人转达他的建议。2002年6月，90高龄的启功先生仍惦记此事，提笔为浙江华宝斋复制《富春山居图》题跋：“未完画本先题记，异世遗踪被火烧。可恨藏家轻亵渎，吴门弟子罪难逃。此卷传至明末，为吴彻如所焚，又经梁诗正题为伪迹，竟使痴翁九天为之一叹。影本流传，得还千古面目，科技所赐，真堪泥首。”后又几经周折，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2011年6月1日，“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开幕式终于得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晶华三楼宴会厅举办。遗憾的是，此时已距启功先生仙逝近六载了。1987年，启功先生又曾为浙博题诗一首：“懒游偏好望江南，处处登临迹未删。最喜西泠桥畔路，故乡无此好湖山。”末句借用东坡诗，以赞叹西子湖山之美及文物古迹之丰。
启功先生对浙江图书馆亦情有所钟。他对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学者张宗祥（1882—1965）和曾任浙江通志馆馆长的著名书画家余绍宋（1883—1943）均敬佩有加。在浙图古籍部任职的余子安先生是余绍宋之长孙，启功先生不仅多次应子安之请为《余绍宋日记》等著作题签，而且十分关切他的工作及研究状况。1989年，启先生将两年前所作西湖诗十首之十写成条幅赠给余子安：“占断湖山美，林深偃月堂。行人虚指点，何处贾平章？”《浙江图书馆馆藏书画选》一书的书名，也是启功先生应子安先生之请所题。浙图古籍部主任谷辉之博士是词学专家吴熊和教授的高足，启功先生不仅为她及家人书写立轴，还从专业进修及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需求出发，专门写信推荐她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人员，为提携后学晚辈操心尽力。
1996年4月5日至6日，由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海容带队，启功先生赴杭州出席“中华艺园西湖春会”。先生与大陆及港台与会书画家合作巨幅国画，题诗曰：“踏青名媛俯清流，共赏湖山卉木稠。证得时和共物阜，百昌相颂乐悠悠。”又为《浙江日报》“周末文荟”题四言诗云：“周末文荟，众艺之最。湖山可钟，群贤所萃。”7日至8日，由我和章景怀、丁珊等陪同，启功先生两次参访浙图善本部，在余子安、王效良、黄良起等人陪同下，观看碑廊，研读藏品，促膝交流心得。启先生还对在浙图善本部工作的碑刻家黄良起先生高超的刻碑及摹拓技艺赞赏有加，不仅建议浙图领导要充分发挥其特长，还欣然为其收藏的名家册页题跋。参访结束后，启先生还邀请我父母亲和浙图友人及师大校友沈晖、沈敏等一道在楼外楼聚餐，餐后合影留念，十分难得。启功先生特意为图书馆碑廊书匾曰“文澜石墨”，为碑廊增添了光彩。
那两天，我还陪着启功先生在龙井搅水观纹、小憩品茶；又漫步植物园、到玉泉观鱼，启功先生在玉泉谈笑风生，音容笑貌，恰与悬挂在鱼池旁先生手书的“鱼乐人亦乐，泉清心共清”楹联相映照；又进岳庙参拜，大殿里悬挂着先生1979年书写的楹联“遗烈镇栖霞醴酒重瞻新庙貌，大旗悬落日撼山愿学古军容”和“忠义常昭”匾额；又往灵隐寺礼佛，先生在殿前顶礼跪拜的形象给我们这些同行者留下深刻印象，久久难忘……我们知道，在杭州，启功先生为“平湖秋月”题匾；为雷峰塔所出经卷题咏，后又为复建雷峰塔题匾；为净慈禅寺书联，登玉皇山赋诗，几番为玛瑙寺葡萄作画题诗；书写自撰的一首《论书绝句》赠杭州邵芝岩笔庄；撰诗祝贺“楼外楼”餐馆建立150周年；题写“龙井问茶”与“龙井御茶园”，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文化传承、弘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启功先生与作为我国书法渊薮之一的绍兴兰亭所结“墨缘”，也在书法史上留下佳话。1982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启功先生到杭州、绍兴拍摄书法电视教学片。在杭州住宿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留学生楼。11月4日到绍兴，参观鲁迅纪念馆、三味书屋、青藤书屋、秋瑾故居。在咸亨酒店喝酒，到福山饭店午餐，下午到兰亭鹅池等处拍摄。在兰亭碑亭，他与并不相识的游客合影，还信笔写下一首充满幽默的《观鹅口占》诗：“不待羲之笔入神，低头早拜路边尘。写经难怪无人换，鹅鸭当前认未真。” 1987年4月9日，启功先生在杭州饭店小礼堂主持召开了“中日书法讨论会”；第二天，启功先生再次到绍兴，在兰亭右军祠参加了第三届兰亭书法节和“中日兰亭书会”，后又在“曲水”旁即兴集《兰亭序》之字口占绝句云：“临风朗咏畅怀人，情有同欣会有因。可比诸贤清兴咏，水流无尽岁长春。”先生在这次兰亭举办的40余位中日第一流书法家聚集的书会上特撰联语“俯察仰观有崇山峻岭茂林脩竹，高朋胜友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此联即在兰亭刻石，立于沙老所书“兰亭碑林”碑一侧。回杭州时，先生又撰写了《兰亭集会后至西湖小住十首》，第一首云：“逸少兰亭会，兴怀放笔时。那知千载下，有讼却无诗。”其余九首写观赏西湖景物，花港、云栖、岳庙、放鹤亭、白堤、苏堤、断桥、吴山等均一一入诗。启功先生这次赴杭，除到绍兴参加兰亭雅集外，因还承担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同人鉴定浙江省博物馆、浙江图书馆、西泠印社、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及省内有关单位收藏的古代书画的任务，所以在杭州住了近一个月，加深了对西湖印象。
启功先生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古代写本尤为重视，从20世纪40年代起，即主要从研究书法字体之角度搜集选购流散于民间、厂肆的敦煌写经残卷，颇多收获，既珍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之坚净居，不仅多所题署、研究，又常示之同人友好。我参与敦煌学研究，不仅得以多次经眼先生所藏，又常常得到先生鼓励、指点。先生曾将他珍藏的两个较完整的敦煌写本捐赠给中国印刷博物馆，还教诲我要多关注流散的敦煌写卷，不可懈怠。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陪同饶宗颐、冯其庸两位先生到浙图观看所藏“唐人写经”，意识到浙江所藏敦煌写本散藏浙图、浙博、灵隐寺等处，长久“藏在深闺人不识”，亟待整理、印行。经报告启功先生，先生极为支持，不仅马上写好了《浙藏敦煌文献》的题签，还同意担任此书顾问，表示有需要他协助之处一定尽力。之后，经京、浙两地敦煌学专家及出版社同行的齐心协力工作，此书得以在2000年正式出版，成为在莫高窟藏经洞文献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首发的献礼图录。先生去世后，他的内侄章景怀先生将先生收藏的部分敦煌经卷交我整理，其中粘贴的两册碎片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启功丛帖》影印出版；另有一个似为《佛说十王经》残卷（32行，行17字），我请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专家细心修复后，因考虑浙江大学古籍所系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但并无敦煌写本真品收藏，似一缺憾，遂建议章景怀先生将此残卷捐赠给浙大古籍所，供师生鉴赏、教学、研究之用。景怀兄欣然同意，浙大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这也是实现了启功先生平生的一个愿望，是契合先生的敦煌写本情结与浙江情缘之举。
自青年时期起，启功先生的浙江情缘贯穿终生。我以为这正生动地说明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多元文化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而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交融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浙江地区自五代吴越国以降，经过多少代各民族仁人志士与黎民百姓的不懈努力，成为经济繁荣的“文化大省”。这也证明：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核心是“人”，是不断创造文化亦不断需要文化滋养的“人”。而教师，担负着传承、弘扬文化的光荣使命，是提高国民人文、道德修养的重要保障；民众的人文素养则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根基。启功先生作为一位百年文化巨匠、杰出的教育家，以他一生的辛勤教学、创作和研究，真正实践了他为北师大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的浙江情缘，即源于此心、此情、此朴实而崇高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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