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杨绛。
1997年早春，她的女儿阿圆去世。
1998年年末，她的丈夫默存去世。
2016年5月25日，她也走了，享年105岁。
自此，《我们仨》团圆了，从今再无生离死别。
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女儿钱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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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江南书香世家的女子。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大律师，姑母杨荫榆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父亲给她起名季康，兄弟姐妹们“季康季康”叫得快了，就发成“绛”的音，后来写的话剧公演时，索性把“杨绛”取为自己的笔名。从小虽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杨绛学业精良，乖巧聪慧，深得父亲宠爱。
杨绛父亲杨荫杭因得罪了省长屈光映被调到北京任职。杨荫杭夫妇便带着杨绛等人来到了北京。
杨绛父亲杨荫杭
所以杨绛身上有着水乡女子的温柔婉约，却又蕴藏着北方女子的傲骨。婉约和傲骨，在她的身上完美地融为一体。
1928年，一心想报考清华外语系刻苦努力的她，却因南方没有名额，只得无奈转投苏州东吴大学。在校期间，她踏实进取，不仅专业拔尖在班里才冠群芳，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
读大三的时候，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但她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终如愿考取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先后师从吴宓、朱自清等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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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总是不期而至，读研期间，她与钱钟书在清华相遇了。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
“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
“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
1935年7月13日，两人踏入婚姻的殿堂。再后来随钱钟书远赴英国牛津大学！
1935年，钱钟书杨绛夫妇在赴英留学的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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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了一个人就与他相依相伴，相濡以沫，安稳一生。
随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她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
在英国时，杨绛怀孕！
钱钟书说了这么句痴话：“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而那时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
杨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钱钟书过得十分辛苦。
他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要来医院看望妻女，还得独自料理日常生活。
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钱钟书屡屡出错。
每每如此，他便似孩童一般跑去跟妻子说“又做坏事了”。
弄翻墨水弄脏桌布。
杨绛说，不要紧，她洗。
弄坏台灯黑灯瞎火。
杨绛说，不要紧，她修。
弄烂门轴关不上门。
杨绛说，不要紧，她装。
杨绛的“不要紧”三个字
成了钱钟书最大的安慰与寄托。
只要妻子在，一切都安稳。
有一次，钱钟书额上长了一枚疔疮，久不见消退，钱钟书心有隐忧。
见到丈夫神色不好，
杨绛就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
钱钟书一听，即刻心安。
杨绛只是帮他热敷，疔疮却真的被拔掉，半点疤痕也无。
其实她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她，在跌跌撞撞中却也学会了过日子。
然而，为了钱钟书她几乎变得无所不能，
将两人的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佳酿尘封香更浓，相遇相守才更懂
一路走来，看罢了太多
人走席散，天涯各安
只有我们的欢喜，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难怪原本门不当，户不对，更不被钱钟书父母看好的“洋盘媳妇”的她，也能在这段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赢得了公公“安贫乐道”的称赞，婆婆“愿相与随”的肯定。
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虽患难依旧深情
《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
为了支持丈夫写作，杨绛立刻停止了手头的戏剧创作，全力维持生计。
杨绛说：“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1947年《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在“大师”和“大师的夫人”这两个角色之间，杨绛选择了后者。
是多么大的爱意，才能让她为了丈夫，放弃自己在文学上的追求，
文字间的杨绛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智慧，而现实中的杨绛更让我们看到一个妻子的生死坚守。
同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在自留的样书上，
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
“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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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时势变动，人就也要跟着往前走。和之前所享受的知识分子待遇，可谓一落千丈。
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却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她没事还坐在里面悠然自得地看书。
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六十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她索性白天看管菜园，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那几年，很多人劝他们夫妇离开中国，
他们一口拒绝了，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正是因为对自身的境遇不那么敏感，所以她才能随遇而安。
也正是杨绛的坚强，支撑这个家一直没有倒下。
她一生所求不多，只希望能在动荡乱世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正是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下，杨绛不仅辅佐钱钟书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
她还自学西班牙语，着手翻译八卷本《堂·吉诃德》，后来被称为最好的译本。
在《将饮茶》中她写道：“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
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有人说她一辈子这也忍，那也忍，
她撰文称，含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十年文革折磨，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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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她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已经八十多岁的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的照顾二人。
她曾说，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英年早逝。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对钱钟书说：
“你放心，有我呐！”
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一年后，钱钟书也去世。
在丈夫与女儿相继离世后，她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在92岁高龄下，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96岁仍能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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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名就的晚年，杨绛几乎不出现在公众场合，
每天读书写作，平平常常地过日子，
和一般的老太太一样，
早上起床吃饭，在家里溜圈做操，
有的时候看朋友，有的时候朋友来看她。
唯一一个动作便是拿出稿费办了“好读书”奖学金，
那还是为了完成钱钟书的遗愿。
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 。
她被给这个题目缠住了，
想不通又甩不开，便寻寻觅觅找书看。
一个95岁的老人为了探索人生意义而读书，
这恐怕是现在20出头的人也没心气儿干的事儿了吧！
与外界不多接触的她，
早就借翻译兰德的诗，写下了无声的心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经历了那么多风霜，却始终能化戾气为祥和。
在这熙熙攘攘的世间，多数人都想着出人头地，
可杨绛不这样，她读书写作、翻译治学，
只是因为兴之所至，并没有一丝争名逐利之心。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
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
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
她的安宁及淡泊显得无比珍贵，
又令人无限动容。
曾经有两句话谣传出自先生之口，虽然并非如此，
却觉得是杨绛先生一生的写照：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干系。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
在她荣辱悲欢的绝代风华里锻造出
柔韧、淡泊、独立的人格魅力。
她用自己的生命之火烤暖了人世间所有的幽暗和不明。
岁月轮回，静水流深。
她这一生，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
用幽幽微光照亮着茫茫穹苍
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
杨绛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这也成就了她大智若愚的处世智慧，以及晚年佳作倍出、生活怡然自得的充沛状态。
谁说女人最大的敌人是时间？越过光阴的隧道与生活的沧桑，阅历能让才华更持久，也能让幸福更趋向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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