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文都之名的桐城在現代可能少有人知，然而在清代，桐城執文壇牛耳200多年。在清代，詩、詞、文各有名派。其中以地域命名的，詩有秀水派，詞有常州派，而文派則莫盛於桐城派，在當時有“天下高文歸一縣”、“聲名冠天下”的美譽。而在當時還屬於僻壤的彈丸之地桐城，為什麼會成為文壇盟主，使桐城成“派”呢?
首先，作為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以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代表的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膺服他們的作家，遍及全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餘種。在明清兩代桐城有據可考的進士240人，舉人640人，貢生509人，無論是在朝堂還是在民間，桐城派有著相當的話語權。而桐城派前“三祖”戴名世、方、 劉，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確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咸豐年間的中興名臣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讚方、劉、姚三人的古文辭後，寫道：“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
其次，桐城派文章文統源遠流長，文論博大精深，著述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文章亦有啟迪借鑑。桐城派以明代歸有光接緒唐宋八大家而上追史遷，遠溯秦漢，為其文統之源流，因此其文論不僅完整系統，且具有科學性和權威性。姚鼐又手編《古文辭類纂》，作為散文創作的“樣板”刊行於世，從文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擴大了“桐城家法”的影響，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趨之若騖。一改當時文壇“以華靡相尚”，“連篇累牘，皆屬浮詞”的陋習，把古文引向了純樸自然、雅潔清正的正途。
其三，當時的桐城民間有著尊師重教，向學好問的良好風氣。戴名世曾說：“四封之內，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禮讓，人習詩書，風俗醇厚，號為禮儀之邦。”而桐城派大作家的父母也有著相當的文化水平，對孩子的教育也十分重視。 桐城派作家們從小就受到父母兄弟的嚴厲教育，方苞五歲時，其父親就教導他章句，口授指畫，舞勺之年就能背誦“五經”；劉大櫆的父兄均以教書為業，劉大櫆幼年時即從讀，雙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學不輟；姚鼐從小就受到其伯父姚範的言傳身教。 二十歲時已經能授徒四方； 姚瑩是姚鼐的侄孫，他在得到姚鼐教誨的同時，還受到其母的嚴格家教，《詩》、《禮》二經就是由其母親口授，而且“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賢哲事。“同時，他們也十分注重艱苦奮鬥的家庭傳統教育，發揚其祖輩艱苦創業的精神。儘管戴、方、劉、姚等出身於官宦、書香門第，但其家庭並不富裕，所以重視留給後代的不是物質財富，而是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忠厚為本”、“讀書好古”、“清貧自守”等。正是這種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嚴厲的家庭教育，使桐城走出一位又一位散文大家，接續桐城文派傳承，不斷髮揚光大桐城派，成就瞭如今的文都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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