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建立之前，中國一直處於“戰國七雄”的割據狀態。而七國中關係最為複雜多變的當屬秦國和楚國，它們的關係既包含了政治聯姻，又包含了軍事鬥爭。即使到了秦朝建立，秦、楚之間的關係也非常緊張，時人有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那麼，秦、楚之間為何有這麼大的矛盾呢？
變法，是戰國中後期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
何為變法？簡單的來說，就是由內到外進行國家體制的改革，包括經濟，政治，軍事等各個領域。
就戰國時期而言，變法其實是攜帶諸多風險的活動，既然如此，從結果來看，也就有成功和失敗之分。其中成功者以秦國“商鞅變法”為代表；失敗者則以楚國“吳起變法”為典型。
雖說變法結果有成敗，但是我們卻是可以從秦、楚變法的過程看出一些端倪！
一般認為楚國的變法始於公元前382年，秦國變法則始於公元前356年。從時間線上來看，楚國的變法要遠遠早於秦國：
“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
雖說有著時間上的差異，但是吳起的變法在本質上其實和商鞅的變法是一致的，而關於這一點就要追溯到魏國，準確地說是“三晉之地”的變法了！
所謂“三晉之地”就是指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春秋末期晉國一分為三，變成了戰國七雄當中的韓、趙、魏，這一地帶十分流行法家學說：
“法家之士多出於三晉”
魏國就是最先用法家學說進行變法的國家，巧的是，吳起和商鞅雖然生活年代不同，但是都曾經在魏國長期任職。李悝主持下的魏國變法對於他們兩個人都有著很深的影響，而這個影響也是後面二人所提倡的變法核心：
“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
通俗地說，就是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賞罰分明，有法可依。這一點我們從吳起、商鞅各自的變法中也能窺見一二，可見，其實秦國和楚國的變法是“同源”的！
同一個變法，不同的命運
“同源”並不意味著“同果”，雖然變法的內容大致無二，但是楚國的變法在楚悼王和吳起死後便廢止了，而秦國則恰恰相反，哪怕變法的主角死了，變法的進程卻沒有中斷。
這是為什麼呢？很多人覺得是阻力的原因，但是我認為這並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應該是變法內容的側重點不同！
吳起變法雖然在變法界屬於“鼻祖”級別，但歸根結底還是經驗不足，僅僅只是侷限於政治領域的變革，例如關於封地收回的條例就顯得過於理想化：
“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吳起規定，封地要傳三代以後才被中央收回，這樣的時間跨度實在是太長了，沒有其他領域的限制，要實行這個條例是相當困難的。
楚國的變法缺乏能夠在當下就突破既有制度的舉措，也就是說這樣的變法畏首畏尾，根本放不開手腳去做，只針對一個領域，而並沒有多元化地去考慮，這和秦國的變法大不一樣。
秦國變法根本在於軍事和經濟，這是兩個極為重要的方面，軍事安外，經濟安內，再加上政治領域的一些舉措，使得秦國的變法幾乎貫穿了整個社會，即使那些舊貴族很強勢，也難敵多方面的變革壓力，我隨便舉幾個例子就能看出來差別：
政治上——廢除世卿世祿制、改軍功爵制
經濟上——改革賦稅制度，重農抑商
法制上——頒佈秦律，實行連坐法
文化上——焚燒儒家經典，限制思想
這也正是商君的“聰明之處”，將整個社會體系都納入變法的範疇，從而形成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局面，這樣，任憑是哪方勢力來“開倒車”，也不能完全破壞變革內容，正所謂“商鞅雖死，商君之法卻不可廢”！
變法結果已經功敗垂成了，而秦、楚的實力真正開始拉開差距是在“五國伐秦”之後：
公元前318年，魏國丞相公孫衍聯合魏、趙、韓、燕、楚五國共同討伐秦國，然而由於各國利害關係不同，積極性存在較大差異，伐秦的行動缺乏統一協調，只攻到函谷關便被秦軍挫敗，不僅如此，次年，五國聯軍還被秦軍反制，在修魚這個地方被徹底打散！
五國伐秦失敗後，秦國的發展勢頭依舊迅猛，楚國卻彷彿遭到了痛擊一般，實力迅速下滑。尤其是在秦國吞併巴蜀之後，秦國佔據了長江上游的地利之便，對楚國的本土構成了實質性的威脅，一旦發生戰爭，水陸並進，便可直抵楚地，所謂：
“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
這還不算最致命的，對於楚國而言，雖然西面的壓力驟增，但是“合縱之術”依然是有效的，只要打好東邊這張“牌”，一切還有機會。
然而，楚懷王的一番操作最終將楚國葬送了！
那這張牌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和齊國結盟。齊國雖然不如秦國強大，但它離秦國很遠，且有漁鹽之便，國家的底子還在，齊楚結盟對秦國是很有壓力的，但是，後來發生的“六百里地變成六里”的故事想必大家也有所耳聞了。
為了瓦解齊楚聯盟，秦王派張儀面見楚懷王。張儀以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為誘餌，騙得貪圖眼前利益的楚懷王斷絕與齊國通使，致使齊楚聯盟破裂。得知實情的楚懷王惱羞成怒，出兵伐秦，結果慘敗於丹陽，而後爆發的“藍田之戰”，楚軍精銳盡失，與秦國一爭高下的最後資本也沒了！
公元前280年，秦軍經蜀郡沿江侵入楚國的黔中郡，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次年，白起率秦軍主力繞過秦、楚相持的鄧而直趨鄢，破鄢後復北取鄧，掃清了通往郢都路上最主要的障礙。四個月後，郢都失陷，楚國宗室倉皇出逃，自此開始，楚國政權便開始了東遷······
秦國對於楚地的“洗牌”
楚國政權東遷後，江漢地區人口就開始急劇減少，為了彌補這個空缺，秦國便開始大規模地向該地區進行移民，駐軍。其中最令人尋味的是秦國獨特的“移民政策”！
這種政策被稱之為“罪赦”，簡而言之就是把犯人流放到江漢地區，用來充實這個地區的人口。我們知道地區與地區之間其實是存在一定隔閡的，包括民俗，文化等各個方面，這就在無意中產生了一種秩序，現在，秦國把一大批外來人口遷入楚地，勢必就會對於這個地區的秩序產生巨大的衝擊。
舊的秩序崩塌，新的秩序建立——這，是秦國最為高明的一招，所謂“攻城為下，攻心為上”，江漢地區的楚國情懷一定會由於新秩序的建立而慢慢淡化！
對於秦國來說，這是一石二鳥的有利行為。而在楚地建立的新秩序是以“商鞅變法”為基礎的，那麼這一地區就成為了日後秦滅楚的“先鋒大本營”，以楚制楚，這讓楚人情何以堪！
有這麼一句話，我覺得大家肯定都聽說過：六國被滅，楚國最冤枉！
這句話到底是真是假呢？
“秦滅六國，皆以兵伐而取之，雖無道行之，猶自干戈相持，勝負已分。唯楚最無罪，獨以重幣誘懷王而殺之。其後天下亡秦，禍端亦起於楚之遺民。蓋其滅楚亦是逆人心之大處！”
由此可知，楚國最冤枉的原因是因為秦國不守信用，懷王入秦沒能按時返回楚國，為天下人所不齒，楚人最為痛恨這種行為，所以說楚人其實是不服的！
此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楚人心目中，楚國自建立開始就沒有被顛覆過，在宗室血脈上一脈相承，而其他國家卻不是這樣，例如齊國被田氏所取代、晉國遭三家瓜分，楚人的這種優越感使得在被秦國所滅之後，依然不肯屈服。
這種歷史的恩怨使得秦、楚兩國一直以來就存在著巨大的矛盾，甚至可以理解為“地域矛盾”。而秦國在滅楚之後，對於楚地的統治則是楚人率先扛起“亡秦”大旗的直接原因。
秦國統一六國有著極大地強制性，簡單地說就是希望佔領區可以接受秦國的制度，對於不服從的人都是採取趕盡殺絕的政策，這一點，其實和後面“清軍入關”之後所實行的“滿族教化”如出一轍。
在對楚地實行郡縣制的時候，無視楚地已有的風俗文化，強制推行新政策。另外，楚地的郡縣長官多為秦人，對於故楚之地的民眾實行一貫的高壓統治方式，這種帶有強烈民族色彩的政治歧視是與楚人天生的優越感完全相悖，更加刺激了楚人的反秦情緒。
而在真正的反秦鬥爭中，有一樣東西是至關重要的——懷王之約
“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將碭郡兵西，約先至咸陽王之。”
表面上看，這只是刺激反秦將領的鬥志，畢竟先入關中為王嘛！但是把這個約定放到大局上來看，我們會發現這個約定還有更深的含義！
根據約定，滅秦後天下將重新回到七國共治的局面，秦國將被保留，但秦王將予以置換，置換方式則是公約懸賞，留給首先攻佔關中的反秦軍將領。
簡單來說就是消滅一統，恢復戰國時期的分治。這是對秦國天下一統的強有力回應，也是楚人對於秦國的“宣戰書”！
總而言之，秦、楚之間的矛盾其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秦人喜歡專制，楚人喜歡王治，這本身就是一種相違背的關係，而因為軍事實力的差距，楚國被秦國所滅，再加上秦人用詐騙之術扣押了楚王，楚人難以服從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是真正開始反秦鬥爭其實是源自於秦國對於楚地的嚴酷統治，本來人家就不服你，現在你還要用鞭子去抽打他，那就只能以暴制暴了。
這，就是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閱讀更多 公子墨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