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地：湖北黃岡浠水縣鳳形地村三組（作者攝於2020年1月28日）
我的老家位於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鳳形地村三組。浠水縣是湖北疫情風險評估中的“高風險地區”，但迄今為止，我們村沒有人“中招”。
網格化管理之後，各村不流動，村內各小組也不流動，我們小組91人中，武漢返鄉者佔18位。這些武漢返鄉者的經歷與感受，也許能從個體的角度，為我們瞭解疫情中的微觀生態，提供鮮活的材料。
私企老闆
“我們這裡靠河邊，是交通的末端，不會碰到陌生人。家家戶戶都得去菜園摘菜，去池塘洗衣服，去山上砍柴、燒火、做飯，做到絕對‘不出門’是不可能的。”
我叫姚紅濤，今年52歲，在武漢開了一家建築裝修公司。
和之前一樣，我每年過年必定回家，家裡有一個殘疾的哥哥要照顧。今年我是臘月二十三（1月17日）下午到家的，回來之前，我基本上對疫情沒有什麼聽聞，直到臘月二十九（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尤其是聽到鍾南山院士說這個病可以“人傳人”。
作為武漢回來的人，我當然自覺配合政府的各項規定，嚴格做到不出門、不串門、不聚會、不打牌、不出村。
但對於“不出門”，我有一點不同意見。我們這裡靠河邊，是交通的末端，不會碰到陌生人。家家戶戶都得去菜園摘菜，去池塘洗衣服，去山上砍柴、燒火、做飯，做到絕對“不出門”是不可能的。
鑑於目前我回家已經快50天了，村裡沒有出現任何病例或疑似病例，我認為當下的核心任務是“不和外村人接觸”。我基本上每天都會戴上口罩，去河邊走走，到山上砍柴，出出汗，增強身體抵抗力。
這樣子天天在家待著，可能有些枯燥乏味，但我是農村長大的，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只是有點擔心讀大四的兒子在老家待著比較無聊和不適應，畢竟他是在武漢出生和長大的。
我還力所能及地為鄉親們做點實事，比如收集村民所需物資，代為購買。我也參與了五戶人家的體溫測量工作。
代購物資清單（圖片源於村微信群，拍攝於2020年2月9日）
這次疫情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我這樣呆在家裡，一個月少說要損失3萬塊，房貸、車貸、兒子開銷、社保、公司日常開銷，需要用錢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每天都要去各家各戶測量體溫（圖片源於村微信群，拍攝於2020年2月18日）
我最擔心的是，因為我遲遲不能去武漢，會丟掉很多客戶資源。要修復這種關係，無疑需要很長時間。打個比方，我熟悉的一位老客戶急著要裝修房子，給兒子結婚用，他怎麼可能等我呢？他當然是去找別的工人師傅了。
當然了，我平時非常忙碌，四處奔波，這次可以好好陪陪家人，和村裡的人微信聊天，算是我最大的收穫。
高校教師
“全社會需要一場深刻的反思。政府需要學習和提高組織協調、基層管理、農村治理、社會動員、風險管控、交通管制、醫療衛生、城市規劃和生產自救等能力；個人需要思考人性的慾望與自我控制能力等問題。”
我叫阿春，今年49歲，在武漢理工大學當老師，參加工作已經25年。
我是臘月二十七（1月21日）到家的，那時候沒感覺武漢有什麼疫情，直到武漢“封城”才感到後怕。回老家後，我堅持不出門、不串門，雖然這對於我而言很煎熬，我是一個非常愛熱鬧、愛串門的人。
這個假期，我早上十點半才起床，但起床之前至少要花三個小時看手機，主要是看各種疫情消息。早餐後，我會和父親下象棋、走五子棋，有空也去山上砍柴，出出汗，鍛鍊一下身體。
上山撿柴（圖片源於村微信群，拍攝於2020年2月15日）
正月十八（2月11日）下午，我和兩個年輕人一起去看了我們壪1966年修建的水輪泵站，和村裡的年輕人分享我們村的光輝歷史。那會兒，大凹山水輪泵站名氣很大，在我們浠水縣幾乎無人不曉，方圓十里八里的小孩子都慕名過來玩耍，參觀我們團陂區（現在叫“團陂鎮”）為數不多的、名副其實的“工業企業”。
村裡的工業遺址（作者攝於2020年2月11日）
正月十五（2月8日）開始，我替我爸給村裡的五戶人家噴灑消毒液。因為我爸是村裡的黨員，村委要求每個小組的組長連同黨員，對村裡的所有人家進行包乾制，每人負責幾戶人家。我爸除了負責每天給村裡的五戶人家打消毒藥水，還要測量每個人的體溫。
打消毒藥水（作者攝於2020年2月18日）
正月二十（1月14日）以後，我每天義務給村裡五個腰疼的人做專業的按摩與理療，因為我是體育專業的，平時經常要處理學生的腰肩損傷等問題。
給村裡的腰椎疾病患者進行腰部牽引（口述者攝於2020年2月24日）
疫情對我個人的影響其實不太大，因為武漢高校統一推遲復課，一切聽安排。
對於此次疫情的處理，坦白說，我對國家衛健委表示失望。作為我國疾病控制與預防的最高權力機構，他們組織的第一批專家組在調查基礎上提出了“不會人傳人”、“可防可控”等論斷，這些話嚴重誤導了地方政府的決策，也直接導致了疫情的瘋狂擴散。
另外，相比潛江市領導提前一週就採取嚴格的管控措施，我感覺武漢市領導顯得“後知後覺”，對風險的預估和對危機的應急處理能力明顯不足。
吃一塹，長一智，我們都需要反思。於政府，組織協調、基層管理、農村治理、社會動員、風險管控、交通管制、醫療衛生、城市規劃和生產自救等能力都需要學習與提高；於個人，我意識到了，尊重生命的重要性，由此也想到了人性的慾望與自我控制能力等問題。我會把生命教育、動物生存權等知識融入我的課堂教學。
普通打工者（男）
“目前壓力最大的，莫過於像我這樣的依然滯留在湖北老家，不能出門的底層打工者，希望政府儘快增加對滯留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的檢測手段，讓絕大多數身體健康的人逐步外出。”
我叫姚學林，今年39歲，在武漢搞裝修，今年是第8個年頭。
我臘月二十（12月15日）回到家，回家前的武漢街頭一切正常，幾乎看不到人戴口罩，與平日沒有兩樣。
但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些資訊，特別還看到我所在的小區群裡有醫生說，“問題比想象的更嚴重”，也就有了一些警惕。
此後，鍾南山明確表示這個病會“人傳人”，武漢建設火神山醫院，前幾天新增確診病例過萬（編注：2月12日，湖北省調整了新增病例統計標準，包括了臨床診斷患者數），疫情動態裡的感染人數一天天增加，我愈發感覺形勢非常嚴峻。
“不會人傳人”的官方消息導致很多人像平日一樣到處走，沒有一丁點的警覺。等到很多人生病了去醫院，才發現那裡很多人有明顯症狀，但沒有核酸檢測的機會。還有的人確診了，但被告知醫院沒有床位，政府要求大家回家自行隔離，然後家人也被感染。病人回家發現社區的醫治能力十分有限，怎麼辦？只能四處托熟人、找關係，去各個醫院亂竄，其結果必然是越來越多的人被感染。
我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傳染源太多了”，這就像我們這裡有一句話：“按下去的葫蘆，浮起來的瓢”。
我對家鄉政府推行的“不出門”“不串門”“不集聚”“出門戴口罩”等措施非常理解和支持。回家以來，我從來沒有出過門。作為從武漢回來的人，我很清楚“不出門”是對自己的保護，更是對家人和鄉親們的保護。
輔導孩子作業（作者攝於2020年2月21日）
孩子們學習包餃子（作者攝於2020年2月22日）
這個假期，我主要就在家陪孩子上網課，每天輔導他們做作業，和他們打羽毛球，出出汗。我會要求孩子們做一些家務，比如每天掃地、疊被子、幫奶奶包餃子等。我自己一有空，就會和我爸一起去山上砍柴。
鋸木頭（作者攝於2020年2月8日）
這次疫情對我工作的影響是百分之百的。我的兩個娃都在讀書，新學期兩個人的學費、雜費加起來，接近3000塊，加上房貸3500元/月，家裡還有父母，我的經濟壓力非常大。
從長遠看，我還擔心兩件事：
第一，我是做裝修的，當然得經常出入各個小區，對我這種工種的管理一定會更加嚴格，小區的安保措施會更嚴厲，等疫情結束後，這些影響會繼續存在。
第二，我估計即使全國都解除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武漢還得持續幾個月才會恢復到正常狀態，這直接影響到我的返漢開工時間。
當然了，這次疫情也讓我感覺到，我們村還是很團結友愛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全村人在微信群裡很團結，大家相互提醒。比如前一天，大雪壓壞了電線，有兩戶人家的電斷了。昨天一個電工來村裡修電線，大家都提醒斷電家庭的人要戴上口罩，與電工保持適當距離。諸如此類疫情期間在生活與防護上會碰到的大小事情，鄉親們經常相互提醒與關心。
再一點是，三天前，鎮裡要求未來一週內，所有人不可以上街購物，村裡兩戶人家就主動收集各家各戶所需生活物資明細，開車去鎮上集體採購，為村民們排憂解難。別看平日大家嘻嘻哈哈，只是表面的鄰里關係，但這次疫情到來後，我感覺我們村的人還能互相溫暖，很團結的。
最後，作為一個普通農村打工者，我想說：我上有老，下有小，幹才有的吃，不幹就要餓肚子，我們沒有退休金，沒有城鎮社保，真的非常不容易。我敢說，目前壓力最大的人群裡，一定還有像我這樣滯留在湖北老家，不能出門的底層打工者。政府是不是也應該考慮給予我們一點照顧呢？
沒有照顧也行，請政府給我們自食其力的機會，能不能儘快增加對滯留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的健康檢測手段，讓絕大多數身體健康的人逐步外出務工。
普通打工者（女）
“我現在一天要洗8-9次手，沒事就清潔家裡的灶臺，打掃門前、屋後的衛生，我家比從前乾淨整潔多了。”
我叫嚴夢枝，今年44歲，目前在武漢一家火鍋店做經理，在武漢工作了5年。
我是臘月二十七（1月22日）回家的，我特意從武漢帶了羊肉、牛肉和滷菜回來過年，聽說會盤查野味，起初還挺擔心我買的年貨被扣，後來還好，攜帶這些普通食品不礙事。
回家後，尤其武漢“封城”後，我開始緊張了，倒不是擔心我自己的身體，而是擔心我的工作問題。因為我乾的是餐飲行業，我有些擔心會不會因為這個病而失業。
我的兩個孩子還在讀書，一個念小學，一個上中專技校。去年下半年起，我老公在老家拖沙車，也賺不到什麼錢，所以全家的經濟負擔基本上落在我一個人身上。
我非常支持政府出臺的“不出門”“不串門”“不集聚”等規定。我認為，不出門就是為國家節省口罩，對國家來說就是少了一個負擔。何況我是武漢回來的，我當然不能給政府添堵、添亂。
這個假期，我在家陪婆婆、孩子和老公，給孩子們輔導作業，和婆婆聊天、談心，和孩子們打打羽毛球、跳跳繩，每天晚上變著花樣做不同的美食給家人吃。說實話，我虧欠他們挺多的，我往年初三就去武漢上班了，今年有這麼多時間可以陪家人，我很欣慰。
做“鴨蛋餿”（浠水方言，做法是把糯米洗淨蒸熟，裡面包裹黑芝麻加紅糖，然後放入開水煮熟，作者攝於2020年2月5日）
做“花粑”（浠水方言，做法是將細米和黑芝麻混合，切三角狀，然後蒸熟，作者攝於2020年2月8日）
做“軟芡粑”（浠水方言，做法是去野外摘來可食用的植物“軟芡”，將其打碎後與麵粉和在一起，烙熟，作者攝於2020年2月14日）
目前，我最關心的是這次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家裡的生活物資快耗光了。我年前買的黃瓜是3.5元/斤，昨天村裡統一採購的價格是12.5元/斤，菜價貴得太離譜。希望政府對賺黑心錢的商販進行嚴厲打擊，穩定農村正常的物價水平，保障老百姓在疫情期間的正常生活。
這個病毒對我也有一個好處吧。
怎麼說呢，我們生在農村節約慣了，我之前在田裡把事做完了，就去池塘裡洗一把臉、洗個手，然後回家做飯、吃飯，我不想開家裡的水龍頭，更加不用洗潔精洗手，因為太浪費水。
現在我不一樣了，兒子前天告訴我，衛生對預防這個病很重要，要我以後多洗手，洗乾淨，不要再想著節約家裡的那點水了。現在，我一天要洗8-9次手，沒事就清掃家裡的灶臺、門前、屋後的衛生，我家比從前乾淨整潔多了。
在校大學生
“我們年輕人有知識，有想法，有公民意識，有執行力，我們可以有效組織起來，為緩解鄉村抗疫隊伍不足貢獻力量。”
我叫阿點，今年21歲，目前在華中科技大學念大三，學的是光電專業。
這個假期，我自認為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
年初三上午，我和村裡一位大哥一起，帶領村裡的三個小朋友撿垃圾。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足足花了四個小時，把壪裡主幹道的垃圾全部撿完。我希望用這樣的實際行動去喚醒鄉親們的環境保護意識，養成愛護村落環境的好習慣。
組織小朋友撿垃圾（作者攝於2020年1月27日）
大年初四，我注意到村幹部偶爾來我們組檢查工作，我感覺他們這樣很容易導致病毒交叉感染。一旦在別的小組不小心接觸了患者，他們勢必會攜帶病毒到本組。
於是，我就在村裡的微信群建議組建志願者隊伍，共同分擔本組的抗疫事宜。經協商，組長開始在組微信群發佈招募志願者的消息，我和另外3個年輕人踴躍報名，正式成為村裡的抗疫志願者。
初五，我們開始各司其職，有的上門測量體溫，有的在勸返崗站崗，有的巡村阻止部分村民聚眾聊天或打牌，有的噴灑消毒液，有的打掃衛生，有的敲鑼挨家告知抗疫知識。
我們的行為，村民們看在眼裡。年初六開始，一些村民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量體溫、站崗、巡村、噴消毒液、砍柴、燒火、分藥、送藥等，全組的人際關係變得空前團結。迄今為止，全組沒有一例確診或疑似病例。
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正月二十（2月13日）。
最後，我想說，我們年輕人有知識，有想法，有公民意識，有執行力，容易溝通與交流，有什麼建議或意見，大夥一拍即合就能開始幹。
一旦我們行動起來，一些心存善念的人也會加入其中。
這樣，自發性的鄉村力量就被有效組織起來。毫無疑問，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目前鄉村抗疫隊伍與力量不足的問題。
作者 | 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姚華松
排版 |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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