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天津條約》十二年期限即將屆滿之時，清廷為緩和與列強各國的關係，準備派出使節奔赴歐美各國，一方面是進行修約的談判，一方面是搞好與列強各國的關係，但是，大清帝國臣民“談夷色變”把外國是為野蠻之地，不願意前往。清廷只好委託即將卸任駐華公使的美國人蒲安臣代為前往。
清廷的委託，對於即將離任駐華公使的蒲安臣來說，是自己重新投入政治生活，再塑外交輝煌的一個新的開端，他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揚名的好機會。所以，他諮詢赫德後，毅然接受了這個任命。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的洋大人》改寫
一個美國人要代表大清出使西方，那麼美國政府是什麼態度呢？蒲安臣接受清廷的任命，事先並沒有徵求美國政府的意見，所以美國政府也不知道這件事。但是，蒲安臣接受這項任命本來就包含著他的政治理想和外交理念，因而在出使之前給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是“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及文明之故，遂接受了此項任命。”[1]
蒲安臣所說的美國國家利益當然指的是在各國競奪在華利益的進程中，如何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提升美國的外交影響力。西華德看了蒲安臣的信後，當然也認為這是擴大在華影響和擴展經濟利益的大好時機，因而給予了熱情的支持。接替蒲安臣成為駐華代辦的衛三畏說：“美國政府將完全支持中國所採取的步驟。中國挑選最年輕國家的使節作為特使，把一個古老帝國的外交上介紹給他國，這表明了他們對信任我們是和平的使者，也顯示了他們在促進最佳利益方面希望同我們合作。”[2]
看來，踐行美國人提出的“合作政策”，所謂合作政策，就是與中國合作，進而維護西方的在華利益。因此，這是美國政府贊成蒲安臣代表中國出使歐美的重要因素。蒲安臣駐華公使任期屆滿，“合作政策”能否推行成為一個問題。如果“合作政策”得不到繼續推行，列強各國極有可能繼續採用炮艦政策對華實施掠奪；再者，支持美國政府提出的“合作政策”的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此時也已經離開中國，再加上蒲安臣的即將離去，使得“合作政策”能否執行變得危機重重。蒲安臣感到，要消除各國可能對中國的新一輪掠奪，進而影響美國的在華利益，他需要通過代中國出使西方之際，向西方各國政府遊說，贏得各國對“合作政策”的繼續支持，從而變成西方對中國的共同政策。
蒲安臣還寄希望此行能使西方對中國產生影響，此時洋務運動正在開展。他希望通過此行，影響中國的洋務派，加深中國的改革，促使中國按照西方的模式實現“現代化”。“他希望這個偉大民族向西方文明光輝的旗幟伸出他的雙手的日子不久就會降臨”。[3]但是中國的改革，他認為西方應該採取扶持的態度，而不是脅迫。
法國畫報上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與清軍交戰場面
在駐華公使任上，蒲安臣與中國洋務派多有接觸，1862年，蒲安臣“到北京剛剛安頓下來，他就發現他自己同情恭親王和文祥……當他還在北京時，他就越來越相信恭親王及其同僚真心改革……蒲安臣相信，只要假以時日，中國靠自己的力量會引入鐵路和其他革新。然而，如果西方強迫她這樣做，就會起到有利於恭親王和文祥的反對者的作用”。[4]
蒲安臣呼籲西方各國要有耐心，不要過多的逼迫、干預清廷，要給中國一個適應改革的空間，引導中國適應西方的模式。正因如此，他支持在同文館任教的丁韙良把西方的法律、科學等著作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使清廷瞭解西方世界，瞭解先進的教育、法律與文化。
希望中國按照西方的模式進行改革，蒲安臣在駐華公使任上還多次向美國政府建議，把中國在英法戰爭中的賠款，投資中國，建立幾所學校，把美國的文明介紹到中國，但是他的建議當時並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響應。借這次出使之際，他希望他的建議能夠得到實現。正如他率領使團到美國後在美國的演講所說的那樣，“中華帝國過去數年來的偉大進步，世界上任何一地均不能與之相提並論。她的貿易已經擴張，稅制己改良，海陸軍均改組，並建立一所大學以教授近代科學及外國語文。這些工作是她在十分艱苦中完成的”。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中國的開明人士已經發現他們自身的落伍。蒲安臣說，“她（中國）發覺她已經落伍，她發覺她必須與西方發生關係，她自省不能再延誤，必須向西方親善……她現在便說出，‘請西方將你們的小麥、木材、煤炭、銀子以及任何地方的物品供應我們，我們將量力而購之。我們將以大量的茶葉、生絲、自由勞工等輸出。’
中國告訴你們，她準備將美國的文化嫁接在它的古老文明上面……她告訴你們，她願意和你們通商，向你們買、向你們賣，幫助你們掃除貿易上的障礙。她歡迎你們的商人，她歡迎你們的傳教士。她告訴你們的傳教士，把光芒閃耀的十字架豎立在中國的每一個峰巒和溪谷。”[5]
蒲安臣使團
蒲安臣希望中國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的影響和支持下，按照西方的模式自願地進行改革，儘量地不是脅迫性質，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對西方友好、特別是對美國友好的“現代化”國家。懷著這樣的理想和願望，蒲安臣接受使命，開始了近代中國走向西方的第一次外交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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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Mr. Barlingame to Mr. Seward, Dee, 17th 1867,U.S.Foregn Realations 1868,p494—495.
[2]Prederick Williams, Allson Burlingame and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1992,P45.
[3][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二卷，第212、213頁。
[4][美]歐內斯特·梅、小詹姆斯·湯姆遜：《美中關係史論》，第86頁。
[5][美]泰勒·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姚曾廙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312、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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