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分封是為了拱衛王室，西漢分封則是對王室的威脅。諸王對權力的垂涎使得西漢之初如戰國時的狀態一般。西周分封之後是黃金季節，西漢卻是血雨腥風。這不僅是血緣貴族與機會主義浪人的不同，更是多國體系與帝國體系的不同。由此看來，對多國體系的懷念並非沒有理由。
歷史是有季候的，冬天不可能收穫秋天的物產。沒有二次分封的封建更接近於酬勞的兌現。周王封建的興奮在此被驚悸取代，劉邦越來越感到不安。為了劉氏天下的安寧，他毅然送走了八位異姓王中的七位。“非劉姓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高祖將西漢最高權力圈定在王室和功臣。
重農抑商也許不是高祖的本意。他對富人有著妒忌般的敵視，規定商人的算賦（人口稅）加倍徵收，商人及子孫不得為官吏等限制。反之商人對劉邦應該也是痛恨的。據說，陳豨反叛時手下的將帥全是商人。富豪勾結將吏趁火打劫的慣技，從側面印證秦漢之際的大亂是富豪最大的解放。
秦時的富豪受到諸多限制，商鞅按軍功授予人民私有田土、奴婢等享用的數量。軍功變成硬通貨閹割了財富的社會功能，政治和經濟的關係轉換為政治和戰爭的關係。劉邦的手段顯然不如軍國主義激烈。換言之，秦對富豪的態度是一項基本國策，劉邦的則只是一項抑商的政策而已。
劉邦死後抑商政策被漸次壓倒，始於惠帝時的“買爵贖罪制”相當於發給富豪一張殺人不償命的執照。始於文帝時的“買復”使得有錢人可以逃避徭役（服兵役）。文帝時秉公執法的張釋之，武帝時主管經濟的桑弘羊，他們都是富豪之家的子弟。賣官鬻爵在漢朝的合法化，使富豪從享有特別權力的階層慢慢站進了朝堂。
漢初的富豪大概可以分為商人和豪俠兩類。商人即是司馬遷筆下的貨殖經營者，豪俠卻是一個特別的人群。在漢朝交不起課稅的人，將失去大漢公民的資格。他們大都成為商人或官方的奴婢，漢朝奴婢之多的病症在於稅重。少數人不願為奴婢的只能流亡他鄉，藏匿亡命之徒是犯法的。因有可圖之利，冒罪藏匿者亦有，他們即是所謂的“豪俠”。
豪俠以意氣友誼收留亡命者，有甘冒法律風險的肝膽之氣。亡命者亦感激相報，搶劫、鑄錢、盜墓之類的事無所不為，維持生活的同時也造就了豪俠的富厚。豪俠有損於己的藏匿行為終能受益。他們不僅家資富厚還形了成特殊的權勢。七國之亂時，周亞夫得洛陽豪俠劇孟之後，說：“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可見豪俠在當時的勢力。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稱貨殖富人為“素封之家”。所謂“素封”其一是指無政治地位的有錢人。他們沒有雖無爵位和封地，但有著比王侯更豐厚的家資。他們可以蓄養大量的奴婢，唯一不如官吏的是政治權力。其二是指他們可以用錢換取殺人不償命，逃避服兵役等特殊的權力。
除了王室、功臣外，商人、豪俠以財富換取了特殊的社會權力。因為特殊權力只能享用不能使用，所以富豪們過著類貴族的生活。素封是漢初皇帝對高祖抑商政策的折中產物，素封的主人卻並不一定滿意朝廷給他們的特權，因為他們想要可以行使的權力。所以，他們與王侯將吏勾結就不足為奇。陳豨反叛時的將帥就是最好的佐證。因此，商人和豪俠走的是漢朝統一的破壞之路。
富豪們對政治尚且不滿，沒有祖上功德又沒有錢的遊士，在政治上更是居富豪之下。在無功名可考的急功近利的時代，讀書人確實是百無一用。讀書到底是一種職業還是一種愛好，若是愛好那讀書人的職業不限，若是職業那讀書人的就業去向並不明確。因此，書讀得好的人為了找份工作遊走四方，他們就是所謂有“遊士”。
西漢士人政府未出現前，社會狀態與戰國極為相似。雄心闊意的遊士奔走於諸王之間，猶如戰國時的門客各懷其才，在諸王中縱橫捭闔，圍繞諸王的權力轉動。權力（國君）與智慧（遊士）的合謀若是戰國之亂的根源，西漢之初的遊士與諸王又是何曾相似。
漢朝廷一開始給讀書人的出路，有著方向性的錯誤。朝廷視讀書人為工匠，讀書猶如一種技能。他們能召入宮廷為官，走的是特殊技能的“雜途”入仕。孝廉為郎者，長者得為亭長，大概只能歸入“雜途”一徑。如“衛綰以戲車為郎，荀彘以御見侍中。”沒有差別，“孝廉”到底是不是一種技能，考驗的絕不是漢朝分類學的水平。所以，遊士和富豪一樣走的是漢初統一的破壞之路。
“黃老思想”在漢初的朝廷得勢，其本是消極之思想。所謂清靜無為不過是因循罷了，如此沿襲秦制就不足為奇。漢承秦制的根源在黃老思想。黃老思想是皇權的需要，轉換邏輯則是皇權的需要是秦制沿襲的根源。皇權為何需要黃老，以至於漢武帝推崇的文治，因尚黃老的祖母竇太后不悅，而造成趙綰、王臧下獄並自殺，武帝新政也全部廢止。其看法可分為此一時彼一時。
彼一時是黃老之因循有穩定緩衝作用。對於廣大民眾而言，“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早已普及深化，只要與民休息社會有序，漸次廢除不當刑律，民眾就能恢復生機。黃老之恭儉精神，不僅與布衣君相的樸素觀念相合，也可改變秦時驕奢之性。更重要的是，因循之實能使諸王、功臣得心理安慰。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站在黃老之後的是秦制。在黃老思維者的功用中，沿襲秦制是漢初混亂局面的反動。於民眾可能是因循無為，於高級權力者可能是收斂光芒的刀子。當漢朝法令針對諸王和功臣時，對準高級權力者的刀子即鑄成。漢朝權力尊嚴的種子開始萌動，欲使權力的尊嚴逐漸鞏固，還得有會有使用刀子的人。皇帝並不情願親手血刃諸王或功臣，免得在歷史上留下罵名。
諸王和功臣的性命便交給了“酷吏”，一併交給酷吏的還有反動的商人和豪俠。酷吏最早出現在西漢，它是皇權武斷的產物。酷吏取代文法吏，工種的轉換隻是其表，其裡則見皇帝的急切。皇帝需要有創造力的靈活執法者，文法吏技工般機械的執法，確實缺少政治敏感。他們看不懂皇帝的眼神，揣摩不到皇帝的心事。
文法吏在皇帝眼中是不合格的執法者，變異出來的酷吏才是皇帝的最愛。酷吏從來不在乎法律條文的運用，他們在乎的是皇帝的眼神和需要。多少人頭落地不決定事件的性質，而決定皇帝想要多少人頭。酷吏執法水平高低的評價指標，決定於他們誣陷、誹謗、陷害的技術級別和能否按期按量的完成提交人頭的任務。拿著朝廷奉祿幹著皇帝私事的酷吏，是黃老思想下沿襲秦制給皇帝帶的最大好。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從未淡出歷史，只是私智的矇蔽讓人們只看上了誘惑。就皇帝而言，酷吏是最優秀的清道夫。皇帝交給他們的諸王、功臣、商人、豪俠，他們一個都沒有落下如期提交完成。當然，酷吏最終的命運與他們判定的死囚沒有區別。遊戲中只有一人可以勝出那就是皇帝！
竇太后對漢武帝的憤怒是在提醒他走向文治，大漢將失去借秦制化解現實問題的能力，用死去的秦始皇謀殺漢朝的功臣、諸王、商人、豪俠等勢力的機會。若讓遊士走上漢初政壇，走進漢朝廷，他們對這套自然哲學可謂是天生的毀滅者。因為他們太能幹了，所以朝廷對讀書人沒有表現出熱情。
此一時是竇太后確實老矣！她能謹遵祖制卻不知時變。竇太后是武帝的親奶奶文帝的皇后。漢朝到武帝登基時已六十年有餘，開國功臣沒有比竇太后小的，竇太后的人生都將近尾聲，功臣們若沒有被酷吏除掉也都自然回收了。立於朝堂之上的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甚至是三代了。
黃老哲學對於漢朝的意義，早已被時光消耗殆盡。白馬之盟的前半句有效是因天下依然姓劉。後半句不再生效，因為功臣已死。功臣之死本是漢朝之幸，漢初幾代皇帝一直提防的不就是功臣。若必堅守“非軍功不得侯，非侯不得拜相。”漢丞相之職已絕種！
漢武帝面對的不是一個君臣無禮，動不動就砍宮廷柱子的功臣時代。布衣天子的無禮數已成歷史，而今是一群彬彬有禮的朝臣。武帝與其父景帝有著趨同的性格，而景帝與其父文帝則截然不同。文帝恭儉溫和不取為天下先，景帝和武帝剛烈武斷。皇帝們的變化在於遠離了鄉土，多出了一份造就的威嚴。一切的變化都是“無為”之後 “有為”成果。
竇老太太死後，武帝終於走上覆古更化之路，歷史上的文治政府開啟。文治發端於文帝執政期間，賈誼在“政事疏”中提出多重重要的見解，諸如抑制諸王、抵禦匈奴等問題。同時，漢之文治的先聲亦由此文發出。所謂文治即是“通經致用”，與黃老相比政治底線的構築，從所謂的無為而治轉向歷史和哲學。
因循的歷史使命終結，標誌著漢武帝時漢朝德性的豐滿，漢朝最為輝煌的時代開始。舊制構築的政治底線已超過警戒線，蓄水衝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從歷史和哲學中研究出一套政治方案，借鑑古人創造性智慧構築政治底線的工作，在董仲舒出現後拉開序幕。
董仲舒“罷黜百家，隻立五經博士”的奏請被武帝採納。“百家”是相對於“王官”而言，“王官之學”又稱“古官之學”。古官之學不是一本政治書籍，而是先秦留下的詩、書古文。“百家”是指戰國時新興的諸子學說。
百家是民間學者的著作，百家之學務於現實，成書以自見創說，絕不依賴於古經典。故其理論層面的研究缺少透徹性，多用於急功近利之士。黃老之學亦屬百家，是戰國時“稷下學宮”為田齊政權辯護而產生的學說。由此看來，自戰國至漢初六、七十年，政治沿用的是現世之功的學說。
百家之學的問題在於，它給了行為上的暫時出路而思想卻無著落。吳起、商鞅因變法身死，究其原因即是思想上無著落。思想無著落即是無底線思維。無底線思維形成的黑洞，反映在行為上就是無窮盡。吳起、商鞅死於行為上的無窮盡，正是百家無底線思維的寫照。
歷史規律的演繹可得出，漢朝若繼續走黃老之路，其行為必將突破功臣、諸王、商人、豪俠的邊界向外溢出，酷吏為循吏取代的歷史就不會發生。來源於黃老無底線思維的黑洞，勢必會將行為上無窮盡的大漢吞噬。
“隻立五經博士”包涵有“獨尊儒術”和政治的大門向讀書人敞開兩層意義。“五經”指《易經》、《詩》、《書》、《禮》、《春秋》等先秦古書。最早經儒家傳播，即所謂的“稱詩、書，道堯、舜，法先王。”因此，儒家可以說是古官學的代表性稱謂。問題是漢皇帝真的需要一套多國體系的儒家理論嗎？
“百家法后王”轉入“六經法先王”可以肯定的是在開歷史的倒車，事後的王莽政權就是證明。 事實上“儒術”二字的出現，已改變了“五經”的原貌。“儒術”的稱謂是漢儒冠以的，背棄先師投靠政治的罪名必須由他們承擔。他們成為了混融主義者，他們不再是曾經的儒者而是混融的漢儒，亦稱“混儒”也未必不可！
徹底理解武帝意圖的董仲舒，將儒家與百家混融，折中出一套為武帝所用的政治理論。此正是作為正統儒者的董仲舒，曲迎皇帝權力不為人知的地方。他改“儒家”為“儒術”相稱，也許是對先師的懺悔！他是儒家理論符號化的第一先鋒，漢儒不是儒家的理解者而是符號化的無原則製造者。
漢儒進化為儒家符號的使用者，他們不再是古時的儒生。混融主義中帶著強烈的投機，失去貴族信仰的漢儒，即失去了生命的榮耀。他們只是一群頂著儒生帽子的職業化“儒士”。自此，“儒生”這個名詞成為了職業化的工具，讀書成為一種職業的歷史開啟。
稱古昔復三代的文化返祖時代似乎到來。五經博士的設立，使得博士漸從方技、旁門雜流中脫離出來，純化為研究歷史和哲學的學者。“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舊制，不同程度的向道義轉向。法律界定的清晰性向邊界模糊的道義讓位。從沿襲秦制的法律刑賞，轉入三代之隆的禮樂教化開啟。
站在歷史和哲學的角度言政治，真得就比秦法治強嗎？事實不完全如此，法律能清晰界定行為的是非，但存在思維的黑洞。即孔子謂之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教化能清晰界定人的底線思維，但付諸於行動或顯模糊。去偽存真法、儒二家之別，不過是改造對像不同而已。前者改造的是行為後者則是思想。
從質的層面來看，儒家的思想上升必然會提高升行為的格調，法家的行為合法則不能保證思想的提升。從量的層面來看，法家可以快速改變行為，而儒家不能快速改變思想。立地成佛的人自古以來屈指可數。法家守法的觀念有其普遍性，儒家道義觀念有其高尚的一面，兩者應是互為補充才好。
武帝一生遠離董仲舒，是何原因不得而知。然而，武帝絕非是個忠實的儒者。在漢儒與酷吏之間，酷吏是他的最愛。均輸平準，鐵鹽專營等，“與民爭利”終西漢一朝未止。“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在他的政治字典裡不如窮兵黷武痛快。“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的道義不如“言利事析秋毫”來得清晰。
禁止富人置田為產業，“告緡令”一出漢朝中產階級商人大抵破產。也許，這是武帝能給漢儒安慰的事之一。董仲舒建議武帝裁抑富豪、救濟農民，大概能從武帝上述的作為中找到答案。“限民名田”是讀書人（漢儒）為農民向政府請命，也是讀書人開歷史之先河的做法。農民生活的血淚史第一次有人用血的事實撰寫。
“輪臺罪己詔”不能掩蓋，漢武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無所不用其極。站在朝堂上的博士不管制度如何定義，他們本質上都是參與政事者。他們從參與政治到影響政治，最終他們的學術還能引導政治。其主要原因在於他們不僅講道義，還從經義中找到了可借鑑的行為底線。這是他們對朝廷做出的重大貢獻。諸如以上武帝行為的無窮盡，之所以沒有反應出思想的黑洞。正得益於漢儒們對歷史和哲學研究得出和成果，構建起了漢朝政治行為的底線。
武帝是多麼英明，無論漢儒有多大貢獻。他給漢儒們的只有發言權，漢儒有議論生者或死者的權力，但沒有決定生死的判決權。充其量再給他們附加上著述的權力，如司馬遷之類。因此，漢儒的合法資質是政治家或史官。漢儒要想走向政務，獲取仲裁權還需待以時日。要等到法律需要用經義解釋時，也即文法吏失業之時才有循吏的位置。這樣的事大概不會發生在武帝之際。
假若某人用一把古劍殺人了，最後判決有罪的居然是死去的鑄劍師，如此邏輯是不是很荒唐。歷來被並稱的秦皇漢武正可套用此邏輯。漢承秦制秦始皇即是鑄劍師。漢武帝行為上的無窮盡即是任性的殺人者。武帝的無所不用其極秦始皇往往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千古罵名扣在了秦始皇頭上，千古一帝美譽則冠以漢武帝。
工具製造者有罪論的歷史成立，文治之功不可沒。漢儒在宮廷在大談道義，終能實現學術對政治的指導，武帝是其歷史的開創者。秦始皇不僅對儒者的態度不如漢武帝，而且他的政治情商也遜色於漢武帝。走法治之路有什麼錯！燒六國史和詩、書古文，殺了幾個儒生，在那個時代能有多大的罪。秦始皇錯在浸泡於法治裡太久，他不像漢武帝有王臧那樣的儒者師。
秦始皇的剛愎言行即是其法治思維的黑洞反映。他缺少儒家剛柔兼濟的轉換底線。本來發動的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卻非要赤裸的描述為“焚書坑儒”。欲傳達出燒盡天下之書，殺盡天下儒者的言過其實的殘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秦始皇法治的朝廷裡，何來如此綿柔有剛的語境。百家皆罷也不見人有怨，漢武帝罷黜百家統一思想是事實，用百家入朝為官也是事實。主父偃是縱橫之士，桑弘羊能是儒者嗎？
行仁政之表法治之實，是漢武帝的治國之策。外鬆內緊的政治既避免了儒家的柔弱，也免去了法家的嚴酷。這一兼容幷蓄的成熟治國模式被後世稱為“陽儒陰法”。儒家在帝國體系裡找到了位置，它站在現實政治之後完成政治行為的底線構築。
公孫弘以布衣儒術拜相封侯，西漢封侯拜相的慣例被打破，文治精神在西漢開始流行。博士弟子不僅可以為吏還可以為郎中，文學入仕漸成正途。讀書人從“雜途”一徑開始溢出，漸次擠佔祖上功德和富人得官的空間。穿上大漢朝服的儒士越來越多，漢初的農民政府始向士人政府轉變。
漢儒之中董仲舒是當之無愧的大學問家。他兼通“王官”與“百家”之學。混融主義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可見。“五德始終論”以天人相應為中介，借用陰陽家理論對歷史更替、政治教化等進行闡述。認為沒有萬世不變的王朝，也沒有歷古不變的制度。總而言之就一個字“變”。
讓社會變得更好是漢儒的政治理想。變法和讓賢論、禮樂和教化論是他們的核心政論。前者源於對歷史興亡的研究總結，後者源於他們的政治責任。毋庸置疑武帝之際變法完成，陽儒陰法的政治模式即是成果。漢儒在 “讓國”之事上將混融主義的投機性表現得淋漓盡致，從安漢公到宰衡，從宰衡到假皇帝，從假皇帝到真皇帝，王莽走了八年。
如其說王莽受禪而得漢天下，不如說他首開篡奪皇位的先例得了漢天下。禪讓應該只是非法手段的外衣，堯舜禪讓亦不例外。因為直到漢儒都不見歷史上有“選賢”的標準。國家大事豈能兒戲，讓國於賢的制度何在！如此看來，“讓”不過是得的外衣，“賢”不過是欺世的自我標榜，篡奪法器才是真的！
王莽不僅終結了西漢，“變法讓賢”的政論也從此消失。留下的“禮樂教化”，只能在帝王萬世一統的思想下存活。王莽終歸只是一介書生，書生政治搞不懂機會主義的絕對理性。道德不是設計出來的而是幹出來。道德的註腳不僅有情感還要有利益。
至此，西漢終結了十五載有餘但“文治”的歷史只開了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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