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野蠻人”的概念大多數人的認識都只停留在人類起源時茹毛飲血的野人身上。但是“野蠻”其實是強勢的民族對於異族的形容，這樣的稱呼是種族主義的體現。
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極具彈性和適應性、同時又極度頑固的心理傾向和思維模式，它需要用世界主義加以療救，歐洲的“野蠻人”發展歷程其實也是歐洲強勢種族對於自身地位的昭然展示。
以文明自命的意識始於古希臘，它經過古羅馬國家和天主教教廷的培育，發展為一種強大的歐洲中心觀念，即使在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處於低潮時，這種信心也從未動搖過。追溯“野蠻人”概念的演變，為理解歐洲人的世界意識提供了一把鑰匙。
“野蠻人”的概念來自古希臘，這種強大的種族意識為後來的“歐洲中心”觀念奠定了強勁的基礎
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他曾經在自己的《政治學》中提供了一段著名的論證，為古希臘社會的民族偏見做了“解釋”。
他提出，歐洲人住在寒冷地帶，所以野性難馴，無法聚合為城邦; 而遠在東方的亞洲人生活的地域由於炎熱的氣候，致使國民性格怯懦恭順，只適合封建專制統治。
總而言之，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希臘之外的居民總是無法成為亞里士多德眼中的成為文明人，只有溫和氣候下的希臘人既有亞洲人的智力和歐洲人的勇氣，從而設計出的城邦制度是最為理想的政治制度。後來的古羅馬史家李維完全認同上述立場，他說：
“全體希臘人和外族人、野蠻人的戰爭是永恆的，因為決定他們是敵人的乃是天性，而非每日都在變化的因素”。
在他們眼中，只有希臘人是天生的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野蠻人。
就在這種邏輯的指示下，古希臘人以希臘文化為最高典範，幾乎所有其他民族、尤其是亞洲民族都被定義為蠻族。除此之外，在古希臘的文藝作品中，異族人幾乎總是以傻子、奴隸和貪婪者的形象出現的。此外一提，由於希臘與波斯戰爭的原因，希臘人的仇外情緒尤其聚焦在波斯人身上。
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超越這樣的狹隘心理，例如希羅多德就深知埃及人和波斯人的文明成就，一些斯多葛主義和犬儒主義哲學家也相信“世界公民”的概念，認為各種文化之間沒有天然的優劣之分。
希臘人也發現，有些異族中的個體文明程度完全不比自己差。而希臘對於這樣的狀況比表示的是：即便他們是蠻族，但是他們出類拔萃的俗、文化和宗教方面是“純然是希臘的”。
“野蠻人”的觀念在羅馬得到發展，基於與異族的對抗，羅馬把這個名頭安放在敵族身上，並在強化自身的過程中形成“羅馬意識”
有意思的是，而羅馬作為古希臘人眼中文明的未開化者，卻處處以希臘為範本，比如最早使用希臘語對應的拉丁語形式的是古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而他的戲劇都是以希臘為範本，甚至直接從希臘作品改編。
並且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和帝國前期開疆拓土的過程中，羅馬人逐漸將本屬於自身稱謂的“野蠻人”的稱謂轉移到其他民族身上，並自此向希臘一樣以人類的文明中心自命。
羅馬也會把這種觀念和情緒用在與羅馬對抗過的異族人身上。其中讓羅馬人感受到強烈威脅的是在意大利北部定居的高盧人。為了對抗高盧人，羅馬人發明了“避邪儀式”，即處於危急關頭時在廣場上將高盧人和其他異族人活埋。
這一時期的羅馬錢幣和花瓶上描繪的高盧人總是身軀龐大，披頭散髮，衣服和武器都奇形怪狀，狀若鬼魅。當時的記述也說他們是茹毛飲血、以人牲獻祭。直到民族公元前 1 世紀，愷撒徹底擊潰了這個對手，高盧人的實力大減，變成了弱勢的一方，並大量融入羅馬社會時，羅馬人才對高盧人有所改觀，甚至愷撒大帝都說高盧人與羅馬人有同宗關係。
在愷撒看來，高盧人是可以同化的，萊茵河彼岸與羅馬有敵對關係的日耳曼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羅馬人的文化自負感和對蠻族的鄙夷情緒由於與蠻族的衝突曠日持久比希臘人更為強烈，他們更愛用“文明”和“野蠻”來描述與敵對方的關係。
西塞羅曾說：”兩種文化的根本差異不在語言，而在風俗和道德。”在羅馬共和國後期和帝國前期，“野蠻人”的概念第一次和政治、歷史、地理、軍事融合到一起，形成一種系統的“羅馬意識”。
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則著重體現了羅馬人這種“羅馬意識”。詩中反覆強調的一點就是羅馬統治世界乃是神的諭旨： “羅馬人，記住，用你的權威統治萬國， 這將是你的專長：確立和平的秩序，寬宥溫馴之民，用戰爭降伏桀驁者”。
這些詩句意味著羅馬的征戰在羅馬人眼中並非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處出於自己神聖的道義使命，為了維護“羅馬意識”最終維護整個世界納入文明的秩序。《埃涅阿斯紀》就是羅馬民族的聖經，它勾勒了一幅救贖的宇宙圖景，只是它並非猶太民族的自我救贖，也非後來基督教教義中上帝對人的救贖，而是文明人對野蠻人的救贖。
公元 2 世紀末期的阿里斯提底斯表達了這樣的信念： “羅馬不只是一個政治或地理存在，它就是文明本身，由自由人組成的自由世界，羅馬人是所有民族融合成的一個新民族，它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正因如此，在羅馬人的詞彙裡，羅馬國家管轄的範圍就是“世界”。
“羅馬意識”的形成不僅靠政治，更靠教育。西塞羅等人的教育理論讓“文明 等同於羅馬”的概念深入到每一位公民內心，因此羅馬公民的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是融為一體的。
必須指出的是，羅馬這種“羅馬意識”尚未發展到種族主義的程度，羅馬人並不認為“野蠻人”的特徵是由生理基礎決定的，因為地理環境畢竟可以通過遷徙而改變。
以埃塞俄比亞人為例，在非洲陷入動亂前，他們在羅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正面的。羅馬人用氣候來解釋他們的膚色，並無任何歧視，甚至對他們的宗教、哲學和科學還多有稱讚。
經過近兩百年的發展，羅馬形成了天主教信仰、羅馬民族和帝國政治三位一體的“文明世界”概念，被排斥在這個體系之外的都是“野蠻人”
時間來到公元 4 世紀初，天主教變成了羅馬的國教。改信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和繼任的諸位羅馬皇帝將天主教納入了羅馬意識的體系之內，成為羅馬帝國的信仰。
絕大多數信奉天主教的羅馬公民也認為，宗教和國家的目標是一致的，羅馬與蠻族之間巨大的文化和道德鴻溝，即使天主教都無法跨越。
雖然蠻族不可教化，但奧古斯丁等人仍然相信，上帝的偶爾會在“野蠻人”身上造出奇蹟，他們希望對異教進行改造和“拯救”。甚至認為，如果野蠻人能夠信奉天主教則就能脫離野蠻。與此同時，隨著羅馬國力的衰落和來自蠻族的現實壓力日益增大，恐懼和憎惡情緒導致羅馬人對蠻族形象的妖魔化傾向。
在天主教聖徒傳中，黑色總是和罪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撒旦也被普遍想象為一位兇惡恐怖的黑人，這也最終成為魔鬼的標準形象。
此時，北方邊境的衝突更為激烈，一波接一波的遊牧部落向帝國發起了衝擊。戰爭越來越頻繁殘酷，羅馬也不再佔據軍事上的優勢。這一時期官方的戰爭圖像刻意突出了蠻族非人的獸類特徵，把戰敗的野蠻人描繪成人首蛇身之類的怪物。
而在更早的圖拉真和奧勒留時期的功勳柱上，羅馬人卻沒有明顯貶損“野蠻人”的跡象。從“野蠻人”概念在歐洲的演變可以看出，民族中心論是一種極具彈性和適應性、同時又極度頑固的心理傾向和思維模式。
它一旦紮根，就可以根據本民族的具體歷史環境吸收一切精神資源，為自己的成長提供“營養”，形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讓深受其控制的人相信，一切維護這種中心的話語都是合乎理性、甚至合乎天性的。
反過來，構成其對立面的民族無論如何演化，都難以擺脫這種話語強加其上的野蠻標籤。不僅如此，民族中心論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的信仰，它會自動過濾一切不利於維繫這種人工神話的現實。例如中世紀時，無論是阿拉伯統治下的亞洲，還是摩爾人控制的西班牙，都體現了宗教寬容的精神，與天主教廷的異端迫害形成鮮明對照。
由於歷史根基深厚，精神資源豐富，又長期處於優勢地位，歐洲人的民族中心意識極難消除。一些世界主義的倡導者提出，通過建立更為客觀的歷史學和地理學，盡力消除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偏見和誤解，是走向世界和平的必經之路。只有用差異的思想取代等級的思想，驅逐以民族意識為基礎的“野蠻人”概念，人類才能真正擺脫野蠻，進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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