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野蛮人”的概念大多数人的认识都只停留在人类起源时茹毛饮血的野人身上。但是“野蛮”其实是强势的民族对于异族的形容，这样的称呼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民族中心主义是一种极具弹性和适应性、同时又极度顽固的心理倾向和思维模式，它需要用世界主义加以疗救，欧洲的“野蛮人”发展历程其实也是欧洲强势种族对于自身地位的昭然展示。
以文明自命的意识始于古希腊，它经过古罗马国家和天主教教廷的培育，发展为一种强大的欧洲中心观念，即使在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低潮时，这种信心也从未动摇过。追溯“野蛮人”概念的演变，为理解欧洲人的世界意识提供了一把钥匙。
“野蛮人”的概念来自古希腊，这种强大的种族意识为后来的“欧洲中心”观念奠定了强劲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曾经在自己的《政治学》中提供了一段著名的论证，为古希腊社会的民族偏见做了“解释”。
他提出，欧洲人住在寒冷地带，所以野性难驯，无法聚合为城邦; 而远在东方的亚洲人生活的地域由于炎热的气候，致使国民性格怯懦恭顺，只适合封建专制统治。
总而言之，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希腊之外的居民总是无法成为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成为文明人，只有温和气候下的希腊人既有亚洲人的智力和欧洲人的勇气，从而设计出的城邦制度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后来的古罗马史家李维完全认同上述立场，他说：
“全体希腊人和外族人、野蛮人的战争是永恒的，因为决定他们是敌人的乃是天性，而非每日都在变化的因素”。
在他们眼中，只有希腊人是天生的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
就在这种逻辑的指示下，古希腊人以希腊文化为最高典范，几乎所有其他民族、尤其是亚洲民族都被定义为蛮族。除此之外，在古希腊的文艺作品中，异族人几乎总是以傻子、奴隶和贪婪者的形象出现的。此外一提，由于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原因，希腊人的仇外情绪尤其聚焦在波斯人身上。
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超越这样的狭隘心理，例如希罗多德就深知埃及人和波斯人的文明成就，一些斯多葛主义和犬儒主义哲学家也相信“世界公民”的概念，认为各种文化之间没有天然的优劣之分。
希腊人也发现，有些异族中的个体文明程度完全不比自己差。而希腊对于这样的状况比表示的是：即便他们是蛮族，但是他们出类拔萃的俗、文化和宗教方面是“纯然是希腊的”。
“野蛮人”的观念在罗马得到发展，基于与异族的对抗，罗马把这个名头安放在敌族身上，并在强化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罗马意识”
有意思的是，而罗马作为古希腊人眼中文明的未开化者，却处处以希腊为范本，比如最早使用希腊语对应的拉丁语形式的是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而他的戏剧都是以希腊为范本，甚至直接从希腊作品改编。
并且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前期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罗马人逐渐将本属于自身称谓的“野蛮人”的称谓转移到其他民族身上，并自此向希腊一样以人类的文明中心自命。
罗马也会把这种观念和情绪用在与罗马对抗过的异族人身上。其中让罗马人感受到强烈威胁的是在意大利北部定居的高卢人。为了对抗高卢人，罗马人发明了“避邪仪式”，即处于危急关头时在广场上将高卢人和其他异族人活埋。
这一时期的罗马钱币和花瓶上描绘的高卢人总是身躯庞大，披头散发，衣服和武器都奇形怪状，状若鬼魅。当时的记述也说他们是茹毛饮血、以人牲献祭。直到民族公元前 1 世纪，恺撒彻底击溃了这个对手，高卢人的实力大减，变成了弱势的一方，并大量融入罗马社会时，罗马人才对高卢人有所改观，甚至恺撒大帝都说高卢人与罗马人有同宗关系。
在恺撒看来，高卢人是可以同化的，莱茵河彼岸与罗马有敌对关系的日耳曼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罗马人的文化自负感和对蛮族的鄙夷情绪由于与蛮族的冲突旷日持久比希腊人更为强烈，他们更爱用“文明”和“野蛮”来描述与敌对方的关系。
西塞罗曾说：”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不在语言，而在风俗和道德。”在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前期，“野蛮人”的概念第一次和政治、历史、地理、军事融合到一起，形成一种系统的“罗马意识”。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则着重体现了罗马人这种“罗马意识”。诗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罗马统治世界乃是神的谕旨： “罗马人，记住，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 这将是你的专长：确立和平的秩序，宽宥温驯之民，用战争降伏桀骜者”。
这些诗句意味着罗马的征战在罗马人眼中并非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处出于自己神圣的道义使命，为了维护“罗马意识”最终维护整个世界纳入文明的秩序。《埃涅阿斯纪》就是罗马民族的圣经，它勾勒了一幅救赎的宇宙图景，只是它并非犹太民族的自我救赎，也非后来基督教教义中上帝对人的救赎，而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救赎。
公元 2 世纪末期的阿里斯提底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罗马不只是一个政治或地理存在，它就是文明本身，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世界，罗马人是所有民族融合成的一个新民族，它的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正因如此，在罗马人的词汇里，罗马国家管辖的范围就是“世界”。
“罗马意识”的形成不仅靠政治，更靠教育。西塞罗等人的教育理论让“文明 等同于罗马”的概念深入到每一位公民内心，因此罗马公民的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是融为一体的。
必须指出的是，罗马这种“罗马意识”尚未发展到种族主义的程度，罗马人并不认为“野蛮人”的特征是由生理基础决定的，因为地理环境毕竟可以通过迁徙而改变。
以埃塞俄比亚人为例，在非洲陷入动乱前，他们在罗马人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正面的。罗马人用气候来解释他们的肤色，并无任何歧视，甚至对他们的宗教、哲学和科学还多有称赞。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罗马形成了天主教信仰、罗马民族和帝国政治三位一体的“文明世界”概念，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的都是“野蛮人”
时间来到公元 4 世纪初，天主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改信天主教的君士坦丁和继任的诸位罗马皇帝将天主教纳入了罗马意识的体系之内，成为罗马帝国的信仰。
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罗马公民也认为，宗教和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罗马与蛮族之间巨大的文化和道德鸿沟，即使天主教都无法跨越。
虽然蛮族不可教化，但奥古斯丁等人仍然相信，上帝的偶尔会在“野蛮人”身上造出奇迹，他们希望对异教进行改造和“拯救”。甚至认为，如果野蛮人能够信奉天主教则就能脱离野蛮。与此同时，随着罗马国力的衰落和来自蛮族的现实压力日益增大，恐惧和憎恶情绪导致罗马人对蛮族形象的妖魔化倾向。
在天主教圣徒传中，黑色总是和罪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撒旦也被普遍想象为一位凶恶恐怖的黑人，这也最终成为魔鬼的标准形象。
此时，北方边境的冲突更为激烈，一波接一波的游牧部落向帝国发起了冲击。战争越来越频繁残酷，罗马也不再占据军事上的优势。这一时期官方的战争图像刻意突出了蛮族非人的兽类特征，把战败的野蛮人描绘成人首蛇身之类的怪物。
而在更早的图拉真和奥勒留时期的功勋柱上，罗马人却没有明显贬损“野蛮人”的迹象。从“野蛮人”概念在欧洲的演变可以看出，民族中心论是一种极具弹性和适应性、同时又极度顽固的心理倾向和思维模式。
它一旦扎根，就可以根据本民族的具体历史环境吸收一切精神资源，为自己的成长提供“营养”，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让深受其控制的人相信，一切维护这种中心的话语都是合乎理性、甚至合乎天性的。
反过来，构成其对立面的民族无论如何演化，都难以摆脱这种话语强加其上的野蛮标签。不仅如此，民族中心论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的信仰，它会自动过滤一切不利于维系这种人工神话的现实。例如中世纪时，无论是阿拉伯统治下的亚洲，还是摩尔人控制的西班牙，都体现了宗教宽容的精神，与天主教廷的异端迫害形成鲜明对照。
由于历史根基深厚，精神资源丰富，又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欧洲人的民族中心意识极难消除。一些世界主义的倡导者提出，通过建立更为客观的历史学和地理学，尽力消除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偏见和误解，是走向世界和平的必经之路。只有用差异的思想取代等级的思想，驱逐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野蛮人”概念，人类才能真正摆脱野蛮，进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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