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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要讨论苏轼和司马光为什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首先要了解变法的主角、背景、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和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真正主角，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是他反复做王安石的工作，让王安石牵头组织变法。然而，变法失败，大家都将变法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这笔帐，算到了王安石的头上，印证了刘邦那句名言：“有善归主，有恶自与。”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呢？这是因为北宋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再至宋神宗时期，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这如一台机器，用了百多年，自然已经老化，吃国家的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越来越众多，财政入不敷出，周转不畅，国家机器就转动不灵了。同时，还有内忧外患在掣肘着这个本来就有点转不灵的国家，比如北方的辽国，西边的夏国，有的要输岁币，有的时时骚扰，打打停停，不堪其扰。国内呢？有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开始造反，比如，四川的王小波和李顺的起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你说，宋神宗继承了一个这样庞大的国家机器，却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你说他急不急？加上，宋神宗继位时还未满二十岁，正是意气风发想干大事的时候，所以，他赶快把王安石从地方调到京城，先任副宰相，再任宰相，让他负责变法，变法在熙宁年间，故史称“熙宁变法”，因王安石是牵头者，又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他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充实国库、加强军备、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限制土地兼并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等。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土地兼并，加强了军队建设，促进了农业发展。

那么，这么好的改革，苏轼和司马光又为什么极力反对呢？这是因为，改革虽好，但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变了样，好心办了一点不好的事情。比如，推行青苗法，就是政府成立一个国家银行，春耕前借款给农民买种，秋收后农民还本付息，好吧？但是，本来自愿的贷款，在推行过程中变成了强迫贷款，而且利息很高，这就非但没减轻农民负担，反而增加了农民负担，让老百姓有怨气。

再比如募役法，就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政府差役，改为由政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农民按贫富交纳不等的免役钱，地主官僚也要当差或交钱免役，后来清朝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募役法的翻版，目的是使老百姓从役事中解脱出来，保证农业劳动时间，促进农业生产。但问题是，一方面，农民倒不少服差时间，就是没有钱，所以反而加重了负担。这一方面，地主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原来当官的都不用服役，现在你王安石变法要交免役钱，这无形中得罪了好多地主官僚。

苏轼和司马光反对的，主要也是这些。最关键的是，王安石变法不仅得罪了苏轼和司马光，更得罪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地主官僚阶层，这无异于将自己打入了另类，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后导致变法失败。

帝国的脸谱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宋神宗为什么要启用王安石变法？

《宋史·宋神宗本纪》里讲的很明白，宋神宗是一个“历精图治，将大有为”的君主，是准备“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

而一个想“大有为”的君主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钱，是天文数字的钱。

在宋神宗之前另一个“大有为”君主是汉武帝，在他爷爷和父亲已经积累下，汉朝已经富裕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的地步，可是汉武帝一旦“大有为”的结果就是原本一个富裕的汉朝被搞的“天下人口减半”、“百业凋敝”、“人复相食。”

这充分说明一个皇帝“大有为”就意味着迅速消耗财富。

宋神宗想要“雪数世之耻”，作为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皇帝，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人给他找钱。

王安石变法说一千到一万，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给宋神宗的雄心壮志提供物质基础，也就是搞钱。

事实上，真实历史的王安石和大家想象中的“拗相公”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充分吸取了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并不准备一开始就对“吏治”动刀，而是效仿汉武帝桑弘羊，从汲取社会财富入手，而王安石汲取社会财富，不仅瞄准了有钱人，更是瞄准了数量庞大，占宋朝人口绝对多数的穷人。应该说，王安石变法从穷人身上征收来的财富远高于从有钱地主阶级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这里我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安石新法中的免役法，这是比青苗法更能反应王安石如何从宋朝穷人身上汲取财富。

在封建王朝，一个平民不光要负担各种税，还要为朝廷服役，所谓服役就是无偿为朝廷打工，比如被官府征发去修路、修桥……这些都属于“役”。

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的“役”主要分两种，一种针对有钱的中小地主，一种针对彻底没钱的穷人。宋朝户等按照家族财产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可以算富户，四五等户就是穷人。

针对有钱中小地主的叫“差役”，主要是帮官府运粮、征收粮食、当没有工资的辅警维持治安等等，为什么要有钱人才能承担呢？因为运粮、征粮过程中一旦出现损耗，是要求服役者照价赔偿的，穷人什么都没有，怎么赔？所以差役一定要有钱富户来。需要服差役的是一二三等户。

没钱的穷人主要服“夫役”，顾名思义，夫，就是民夫，壮丁的意思，服役就是出卖自己的力气，比如打仗时给官军当挑夫、抬担架啊，和平时期被官府抽调去修路啊等等。四五等户主要服夫役，差役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王安石新法里的免役法主要是针对“差役”，与“夫役”无关。

王安石设计的免役法，需要服差役的人，如果自己不愿意去，可以花钱雇人替自己服役；看上去王安石免役法很人性，但是王安石免役法收钱范围一开始就针对一二三四五等户，也就是说原本根本不需要服差役的四五等户在王安石改革中也被纳入纳税范围。

前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教授在论文里就指出，王安石的免役法，设计之初税收范围就是全面覆盖一二三四五等户，只是在与司马光等反对派辩论时，为了怕反对变法声音太强，所以秘而不宣。

而且更为过分的是，原本不需要服差役的四五等户在缴纳了免役钱后，依然需要服“夫役”，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盘剥穷人了。

如果说青苗法还可以说王安石是把大地主放高利贷的权力收归朝廷，主观上并不针对穷人的话，免役法就是赤裸裸的盘剥穷人。

王安石免役法大概搞了多少钱呢？史料记载免役宽剩钱盈余3000多万贯，3000多万贯是什么概念呢？

宋仁宗嘉佑年间，全国税收总额为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贯）；免役宽剩钱仅盈余就接近宋仁宗全年赋税。要知道，古代封建王朝财政体系都是“量入为出”的，税收3000多万贯通常是剩不了多少结余的。

王安石实行免役法，短短几年就为宋神宗聚敛了将近全国一年税收总额的财富，而北宋四五等户所占人口比重最大，可以说这笔钱绝大多数都是从四五等户这些穷人身上搜刮下来的。

你说像王安石这样的剥削穷人的聚敛方式，司马光极力反对有什么错？

克罗采和春天

穷则变，变则通。王安石变法，立意很好，是改变北宋官场弊端，国家弊政，富国强军的迫切需要。但是有好的出发点不一定就有好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恐怕除了商鞅，变法真正成功的再无别人了。

北宋立国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由于种种弊政，导致无论官府结构还是军事机构，都庞大臃肿，多而无用，除了虚耗财政，一无是处。由此，导致财政亏空，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也是空耗国力，屡尝败绩。此种情况下，范仲淹推出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并未改变这一严峻形势。

宋神宗即位后，有思变之心，重用王安石搞变法，王安石很快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王安石雄心勃勃提出了从吏治、农耕、土地、军事等一系列变法，但他的很多做法确实有诸多不妥之处，有些政策甚至是方方面面全输。招致了包括保守派在内的各种势力强大的抵制和反弹，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举例说明他变法的如下不足和弊端：

一、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甚远。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还说的过去。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再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主要是怕贫下户无力偿还，如此还谈什么惠民？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不但不以为然，还复书抗议，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划地绝交。原本苏轼是拥护新法的，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王安石也一概不采纳。除此之外，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苏轼反对有他们保守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本身有诸多不足，且其变法策略、胸怀皆有不是之处。

谢金澎

宋神宗其实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皇帝，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像汉武帝那样，能够开疆拓土建立万世之业的帝王。

但是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难以支撑起他远大的志向，所以宋神宗下定决心要改革，他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为此，他选择了王安石，让王安石牵头组织变法。

王安石变法也是一样，就拿财政改革来说，北宋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批百姓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而地主们为了偷税漏税纷纷隐瞒真实的土地面积，使得北宋朝廷的财政税收不断减少。

为了改变国家财政的危机，王安石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面积，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而这，当然严重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损害到很多官僚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纷纷给王安石改革制造麻烦，不让改革顺利实行。

于是在保马法和青苗法等发令的推行过程中，就出现了与王安石原意相背的推行举措，以及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这就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司马光历来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当青苗法的实际推行中出现问题后，才导致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表示反对。

而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

原因就在于，改革派的改革措施，在推行的时候处处受到保守派的阻碍，为了得到神宗的持续支持，改革派希望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改革是有成效的。

于是在改革派的支持下，北宋军队在西北击败了青塘吐蕃，拓地千里，史称“煕河开边”。

但是由于连续对吐蕃用兵，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并使北宋财政出现严重短缺。于是苏轼认为，改革派将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在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青藏高原东部一带是不明智的。

而这，才是苏轼反对改革派改革最重要的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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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种茶家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的重要事件，和之前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一样，都是为了改变北宋弊政，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可是无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都遭到了很多大臣的极力反对，其中不乏苏轼、欧阳修这样的名臣，这是为何呢？这只能说明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内容和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单纯的按历史教材去理解王安石变法，那么变法内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事实上，有些内容只是看似美好。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整顿财务，提高政府收入，可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一块。

比如青苗法，王安石把北宋政府作为放贷方，借以限制民间借贷，为政府开源。比如募役法，只要老百姓交相应的钱就可以免除差役，改由政府拿着这笔钱去雇别人干活。这两点看似不错，却都没有考虑到低层人民该如何应对。穷人借贷后还不起，无法翻身；有钱人可以交钱免差役，而一般老百姓不交钱就没法从事正常生产，被强制服差役，最终的担子还是压在了中下层老百姓身上。结果是朝廷和衙门有钱了，北宋老百姓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也是苏轼和欧阳修反对变法的原因。

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保甲在接受训练和维持治安的时候，往往遭到保长的刻意驱使和凌辱。而上级还要经常检查保甲训练效果，致使应付检查成了训练保甲的唯一任务。保甲不仅劳民还流于形式，成为保甲的沉重负担。农民甚至不得已通过自残身体来逃避保甲。其他的就不列举了。

王安石本意是好的，只是变法操之过急，用人不当。所以苏轼、欧阳修反对王安石也并非信口雌黄。双方都有问题。

石头说历史

每个人都有良好的愿望，却往往事与愿违

王安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不假，但光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看看变法的结果，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其初衷是为了给贫苦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但结果呢，变法给官府提供了盘剥的机会，低息贷款变成官方的高利贷。最后，青苗法在一片骂声中废止，王也被迫去职。

为何会这样呢？毛泽东对此有过很精深独到的评论：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也就是说，王老先生是坐而论道，愿望很好，想法也不错，但是理论一碰到现实就走样，出现严重脱节。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王安石犯了很大的错误，他重用的很多都是投机分子，司马光说：吏不得人，皆为民害。

苏轼和司马光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因此，都对新法表示反对，但他们两人又有明显不同。

苏轼是个纯粹的文人，相对简单一些。他对于新法并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觉得王安石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急功近利，就会事与愿违。虽然在政治上，两人尿不到一壶，但是，两人都是文人，在精神上还有许多共鸣。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下狱时，归隐林泉的王安石和在朝为官的弟弟王安礼一起为他求情。

爱好砸缸的司马光就有些复杂了。司马光是个文人，更是个政治家。所谓同行是冤家，王马两人年龄差不多、经历差不多、学识差不多、名气差不多。“既生瑜，何生亮”，更何况两人在治国理念存在巨大差异，有人说是“儒法之争”，其实更多是守旧和革新之别，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最大理由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上位，立即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搞的，都废掉；凡是王安石废掉的，都恢复。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变法内容全部废除。苏轼则因为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又被保守派发配了出去。

王安石得知变法被全部废除后，痛哭流涕，不仅为自己，更为了大宋江山。他说，自己变法积累的财富只够大宋30年花销的，30年后政府就会财政紧张，必将加重对百姓的盘剥，国家就会出现动乱。

果然，大约30年后，爆发了方腊起义，此后起义不断，大宋越来越弱。七年之后，金军南下，北宋彻底玩完。

饮水君

大家在说起王安石变法的成就时，说的最多的就是他让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比如，政府以前每年收入5000万两白银，现在每年收入8000万两到1亿两白银；而王安石改革失败后死，相关入收入又大幅度减少。

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它确实可以让国家变得富强起来，因为政府有钱，可以大面积修建公共设施，造福百姓，还可以扩充军备，富国强兵。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的确是一个忠臣伟大的政绩。因为，这就是传说中官员一心为公的结果。

但从消极意义上来看，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它是如何增多的？也有可能是横征暴敛的结果，而且政府有钱，这些钱也有可能被某些人私自挪出去大兴土木和骄奢淫逸。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也可以是一个奸臣祸国殃民的罪证。因为，这就是传说中官员横征暴敛的结果。

我们很多人在看历史时，总喜欢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总而言之，如果是我们推崇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结果，比如王安石和张居正。而如果是我们所厌恶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横征暴敛的结果，比如蔡京和严嵩。

但事实上，不论所谓的奸臣还是所谓的忠臣，他在让国库银两明显增多时，都可能包含着上述两种倾向。司马光曾说过一句话，天下总的财富是一定的，要么在官，要么在民。如果政府手中的财富增多，那老百姓手中的财富自然变少了。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王安石改革肯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干净。虽然说，王安石制订的政策，从理论上都是为了限制权贵、保护底层百姓的利益，换句话说，是通过打击豪强大族来增加国库的收入，对于底层老百姓，更多的是扶贫。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有几个官员敢真正去打击豪强大族？这些豪强大族，哪个不是有钱有势有背景？更不用说，大部分官员本身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之间都有很深的利益瓜葛，让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上交给国家，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最终改革的结果，毫无例外都是由无权无势的底层老百姓买单。而这也正是司马光和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没有实质性进步时，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资，数量是一定的，现在国库收入的东西越来越多，你说它是哪里来的？

大家要明白，羊毛只会出在羊身上，它永远也不会长在狗身上。换句话说，既得利益者永远都不会主动让出自己的奶酪，他只会想方设法不断从底层老百姓手上搜刮奶酪。

虽然说，王安石相比于蔡京、严嵩，甚至是张居正，他的个人品行和私生活都完美得无可挑剔，这点就连政敌都无话可说。所以我们从情理上容易相信王安石，为他的变法失败而可惜。

但问题是，司马光、苏轼的个人品行和私生活也完美得无可挑剔，大家也都没有任何话说。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自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更重要的是，不管王安石把变法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要多增加3000万到5000万两白银，如果说这些钱底层老百姓一分都没埋单，不要说我不信，在座的各位恐怕也不会信？

事实上，那些说新法好的人，无外乎就是极力证明国库的收入是来自清查有权有势的人偷税漏税；那些说新法不好的人，则是极力证明国库收入增加实际上通过是变着法的压榨老百姓的财富所得来的，至于谁是谁非，恐怕一时间也很难说清楚。

但是，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又或是苏轼，他们的家庭出身注定他们代表的社会阶层依然是地主阶级，虽然他们忧国忧民，也时常很同情最底层的老百姓，但他们考虑更多的还是他们所在的阶级利益。

换句话说，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也逃不出想要得到皇帝的重用和赏识。司马光反对变法，虽然也是为了防止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也逃不出想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至于苏轼，曾一度真正想为底层老百姓做点实事，结果就被两派人士都嫌弃，最后一贬再贬。

我是赵帅锅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初衷没问题，想实现富国强兵，解民倒悬的目的，但他唯一没有考虑的到的是，执行层的贪腐。就象现在一样，上面的经再好，到下面也念歪了。所以要想实行变法，应先从整治吏治着手，如果你手下都是一帮贪官污吏，你再好的变法，也会变为空谈。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文人墨客，在王安石变法时，却一个个跟他唱对台戏，而吕惠卿这样的小人，却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要想变法成功，是不是有点勉为其难呢？

王安石本人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是个清官，他不奢侈，不纳妾，不贪财，死后无遗产，这样的人按理说是会受到人尊敬的。但他只管得了自己，管得了别人吗？身为宰相，如果只是自己清廉，而其掌管的官员贪官污吏者多，也是难辞其咎的，督下不严之罪也。

王安石变法，不是变法之罪，而是用人失察，吏治不整之罪。另外，王安石身居高层，不接地气，变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底层人民的实际情况。如果他微服私访，肯定会发现很多问题，调整变法思路，或许变法就会成功了。比如他制定的《青苗法》，变法规定的二分利息，结果涨至35倍，为什么？因为官员层层盘剥啊，这样老百姓受得了吗？还有一点是，那时侯农民不识字者多，跟官府签定条约，也要花钱请人写，如果遇到不法书吏，是不是农民很有可受骗？王安石考虑这个农民负担了吗？不接地气，还要一意孤行，当他的拗相公，难免会民怨沸腾。

历史春秋网

司马光这个人，别看小的时候干过“司马光砸缸”的事情，等到他长大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保守的人物。他坚定的维护宋代的传统体制，认为做改革的事情，就如同对房子只能小修小补一样，不能像王安石那样，一口气把房子拆掉。

电视剧《苏东坡》中苏轼剧照

首先，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什么是制置三司条例司？这其实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设置的一个集权机构。宋代时期，因为赵匡胤制定的“祖宗之法”，宋代的军事、财政和政治事务是由三个部门来执行，单独对皇帝负责。王安石呢，索性就让这个条例司拿过这三个权力，做到集权。

司马光呢，就对此进行反对。我们学过王安石变法，很多人都听说过一段话叫“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很多人觉得是王安石说的。这句话其实是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所说的，目的是让宋神宗对王安石产生反感。

司马光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侵害了正常的官僚制度，会让朝政变乱，不影响官员的团结。对于这个问题，苏轼也曾经反对，苏轼曾经给宋神宗上奏折说，制置三司条例司不好，虽然我们宋朝可以改革，但是应该由原先的机构去改，怎么能随便设立新的机构呢？如果设置的话，国家就不能够长治久安，国家的政令就不能轻松的贯彻下去。

除了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司马光还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什么是青苗法呢？所谓青苗法，就是在庄稼还没有成熟，庄稼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国家出面，给农民放高利贷，让农民种地，维持温饱。等到丰收的时候，再还给国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电视剧《苏东坡》中王安石剧照

电视剧《苏东坡》中司马光剧照

其实，王安石之所以颁布青苗法，有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北宋的时候，老百姓如果没有粮食或者钱财的时候，往往都会向当地的大地主借高利贷，那个高利贷非常高，经常是利滚利，最后农民还不起，只能是卖地或者逃亡。宋朝反对土地兼并，所以王安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国家去做，既保证了国家可以赚到钱，也不会让农民最后因为还不起高利贷逃跑。

可是，后来司马光发现，地方政府往往将青苗法强制摊派，就是不管农民是不是活不下去了，都要强行让老百姓借，以此提高自己的政绩。司马光对此坚决反对。

苏轼呢，主要反对王安石的“免疫法”。什么是“免疫法”呢？就是一般老百姓需要服役。可是王安石却提出，老百姓可以通过交钱的方式减免服役。以前，服役的人主要是农民，可是王安石制定免疫法是把读书人也包含进来，也就是说读书人也需要交钱免除劳役。

苏轼对此坚决反对，我们知道，苏洵、苏轼和苏辙都是读书人，也都是官员，苏轼就觉得王安石的这个改革玷污了读书人的尊严。苏轼说，自古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你让读书人来做劳动，显然是不符合等级秩序。

我们现在敬佩苏轼的诗词，但是苏轼的某些想法，尤其是作为读书人的优越感确实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势。

兮兮说事儿

北宋神宗朝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运动是颇多争议的历史事件之一，自神宗以降历970年间，其褒贬之声从未间断。

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朝末年，改革维新思想的启蒙者试图通过树立王安石变法的正面形象达到“以古鉴今”的目的，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更是将王安石推上改革先行者的神坛。

任何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为目的，旨在与民争利，富国弱民的变法都是历史的反动！王安石变法即使是在北宋时代也绝非是超前，恰恰相反，因其变法内容在道德上严重违背人性，在经济上违反自然规律，在政治上固化官僚食利阶层利益的举措阻碍了平民阶层向上层流动的概率，这样的变法直接造成社会士气低落，道德风气衰败。

让我们先从王安石变法的正反双方代表人物说起：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

司马光：少年具有才名，生性不喜欢华丽奢靡的风气，从政以来更是以犯言直谏著称，他历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多次劝阻皇帝因个人偏好烂施奖惩：太监麦允言死了，仁宗想赐给他高规格的卤薄仪仗（送葬的车马、护卫人员）被司马光劝阻道：“繁缨以朝（佩戴诸侯的马匹装饰）连孔子这样的圣人都不可以，一个太监有什么功劳可以享受比孔子还高的礼遇哪？”

在并州做通判的时候，河西地区良田比较多，但是经常遭到西夏人的骚扰，司马光建议修建两个军事堡垒防御，同时招募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减轻了因长途运输粮食造成的物价上涨。

在开封做推官的时候，交趾国向宋朝进献麒麟，司马光上奏说：“是真是假不知道，即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算是祥瑞”并建议朝廷退回贡品。

仁宗长时间不设立储君，司马光说“朝中奸佞之徒以皇帝正当壮年，立太子不吉利为名劝阻不要过早设立储君，一旦发生变故，那时候，他们会借机拥立一个便于掌控的人登基，达到独揽打拳的目的，皇上一定要谨慎对待啊。”

英宗继位想给自己的亲生父亲上尊号，满朝大臣都不敢说话，司马光奋笔上书：“做了继承人，就是人家的儿子，请不要再顾及私人情感” 英宗不同意，后来又有六个御史以司马光的奏疏做底本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劝阻不成，请求一起被罢免。

在国际关系处理上，司马光也颇多见解，有一次西夏使臣过境时，被边关守将刁难，还侮辱西夏国主，被投诉到朝廷，司马光建议惩处肇事官员，朝廷不同意，第二年西夏人侵犯边境，烧杀劫掠。司马光上奏到“少数民族归附的时候，我们喜欢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找他们麻烦，等到他们桀骜不驯的时候，又姑息纵容。边关的官员招来了战祸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得到表彰，这样的风气国家怎能安定？”

神宗朝，财政吃紧，王安石主张用善于理财的人为官，司马光反对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头会箕敛（按人头收税，用器具装载征收的财务而已）”王安石反驳说“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让国家财政充裕”司马光回应道“天下的财物是有限的，不是在民间就是在官府，地方巧立名目夺取民间财富比加税的危害还要大！”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

王安石的理论荒诞不靠谱，但是利用辩论的才能往往能自圆其说，而且为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反对意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说的就是这种人吧。

王安石主张的变法内容比宋朝以前的各代变法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利用变法运动排除异己，培植党羽，借机揽权罢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用心了如指掌，双方在如下问题上展开交锋：

一、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

王安石喜欢用自己人，对阿谀奉承的人大加提拔，很多官员出自他的内府书吏，都是些有小聪明，会来事儿的。他亲自掌控三司条例司凌驾于各部门之上。

司马光向神宗指出：“宰相应该用道义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三司的官员不称职可以罢免，丞相怎么可以插手三司的事务工作啊？”

二、青苗法

以现钱贷给广大乡村民户，有剩余也可以贷给城市手工业者。民户贷请时，须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由上三等户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贷请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贷请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别于五月和十月随二税偿还，各收息二分，最高三分。就是说向官府借100元要还120元，最高130元！官府成了唯一高利贷放款者。

司马光说：“平民用钱生利息，还能蚕食借钱的人，更何况官府有责罚的权利啊，过去实行常平法，那时候一斗米十钱，老百姓很高兴和官府交易，后来粮食价格上涨，官府还用一斗米十钱强行收购，老百姓苦不堪言，只怕是青苗法以后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司马光又说：“懒惰的人喜欢借钱，一旦还不上就逃跑，官府为了不亏损，就强制把富人和穷人10人编为一组，让富人担保，穷人跑了，富人跑不了就要替穷人还钱，过不了多久富人也会变穷，跑的人多了，天地荒芜，粮食收入减少，如此恶性循环，社会必定盗贼风行”

三、市易法

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

官府一旦插手市场，必然带来垄断行为，所谓“滞销”“畅销”的判定权掌握在官府手里，实际执行中官府垄断了商品的收购及价格再转手高价赊销给商户即获得商品利润，又获取利息，把个体企业变成了官府的打工仔。缺德带冒烟！市易法限制了市场经济发展，造成民间商品流通积极性下降，百业凋敝。

四、三舍法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学业上等的直接当官官，中等的免礼部试，下等的遣送回家”。

官员子弟不用考试直接上学，平民子弟需要成绩优秀的才能入学，而且学业成绩由官员认定。有社会经验的人自己判断有没有猫腻？科举至少公开考试、公布成绩还具有一定透明度，而三舍法直接变成了官员选拔暗箱操作，官二代、官三代世袭，庸官、昏官充斥朝野，彻底堵塞了平民人才向上层流动的空间。

王安石假托变法，行培植私党之实，排斥异己、堵塞言路，与民争利，这哪里是富国强兵，分明就是损公肥私，祸乱天下！

司马光反对这样的变法难道是因“反对而反对？”难道是保守势力？这样的变法不要说在北宋，即便是今天也是违反发展规律的。

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在僵化的专制体制下，任何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将走向其反面，他的所谓成果也必将被庞大、臃肿的官僚食利阶层所吞噬！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驳斥王安石变法及其支持者们荒诞不经的悖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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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历史 文化 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