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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要討論蘇軾和司馬光為什麼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我們首先要了解變法的主角、背景、要解決的問題、經過和影響。

王安石變法的真正主角，是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是他反覆做王安石的工作，讓王安石牽頭組織變法。然而，變法失敗，大家都將變法帶來的不利影響的這筆帳，算到了王安石的頭上，印證了劉邦那句名言：“有善歸主，有惡自與。”這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那麼，宋神宗為什麼要變法呢？這是因為北宋經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再至宋神宗時期，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這如一臺機器，用了百多年，自然已經老化，吃國家的公務員隊伍越來越龐大，人員越來越眾多，財政入不敷出，週轉不暢，國家機器就轉動不靈了。同時，還有內憂外患在掣肘著這個本來就有點轉不靈的國家，比如北方的遼國，西邊的夏國，有的要輸歲幣，有的時時騷擾，打打停停，不堪其擾。國內呢？有些活不下去的老百姓開始造反，比如，四川的王小波和李順的起義，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你說，宋神宗繼承了一個這樣龐大的國家機器，卻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爛攤子，你說他急不急？加上，宋神宗繼位時還未滿二十歲，正是意氣風發想幹大事的時候，所以，他趕快把王安石從地方調到京城，先任副宰相，再任宰相，讓他負責變法，變法在熙寧年間，故史稱“熙寧變法”，因王安石是牽頭者，又稱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他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充實國庫、加強軍備、發展農業、增加農民收入、限制土地兼併等等。針對這些問題，他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將兵法等等。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收入，抵制了土地兼併，加強了軍隊建設，促進了農業發展。

那麼，這麼好的改革，蘇軾和司馬光又為什麼極力反對呢？這是因為，改革雖好，但在推行改革措施的過程中變了樣，好心辦了一點不好的事情。比如，推行青苗法，就是政府成立一個國家銀行，春耕前借款給農民買種，秋收後農民還本付息，好吧？但是，本來自願的貸款，在推行過程中變成了強迫貸款，而且利息很高，這就非但沒減輕農民負擔，反而增加了農民負擔，讓老百姓有怨氣。

再比如募役法，就是將原來按戶輪流服政府差役，改為由政府僱人承擔，不願服差役的農民按貧富交納不等的免役錢，地主官僚也要當差或交錢免役，後來清朝的官紳一體當差納糧，就是募役法的翻版，目的是使老百姓從役事中解脫出來，保證農業勞動時間，促進農業生產。但問題是，一方面，農民倒不少服差時間，就是沒有錢，所以反而加重了負擔。這一方面，地主也不例外。而另一方面，原來當官的都不用服役，現在你王安石變法要交免役錢，這無形中得罪了好多地主官僚。

蘇軾和司馬光反對的，主要也是這些。最關鍵的是，王安石變法不僅得罪了蘇軾和司馬光，更得罪了以他們為代表的地主官僚階層，這無異於將自己打入了另類，陷入了孤立，因此最後導致變法失敗。

帝國的臉譜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宋神宗為什麼要啟用王安石變法？

《宋史·宋神宗本紀》裡講的很明白，宋神宗是一個“歷精圖治，將大有為”的君主，是準備“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

而一個想“大有為”的君主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是錢，是天文數字的錢。

在宋神宗之前另一個“大有為”君主是漢武帝，在他爺爺和父親已經積累下，漢朝已經富裕到“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的地步，可是漢武帝一旦“大有為”的結果就是原本一個富裕的漢朝被搞的“天下人口減半”、“百業凋敝”、“人復相食。”

這充分說明一個皇帝“大有為”就意味著迅速消耗財富。

宋神宗想要“雪數世之恥”，作為一個具有基本理性的皇帝，那麼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找人給他找錢。

王安石變法說一千到一萬，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給宋神宗的雄心壯志提供物質基礎，也就是搞錢。

事實上，真實歷史的王安石和大家想象中的“拗相公”不一樣，他是一個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充分吸取了慶曆新政失敗的教訓，並不準備一開始就對“吏治”動刀，而是效仿漢武帝桑弘羊，從汲取社會財富入手，而王安石汲取社會財富，不僅瞄準了有錢人，更是瞄準了數量龐大，佔宋朝人口絕對多數的窮人。應該說，王安石變法從窮人身上徵收來的財富遠高於從有錢地主階級身上搜刮來的財富。

這裡我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王安石新法中的免役法，這是比青苗法更能反應王安石如何從宋朝窮人身上汲取財富。

在封建王朝，一個平民不光要負擔各種稅，還要為朝廷服役，所謂服役就是無償為朝廷打工，比如被官府徵發去修路、修橋……這些都屬於“役”。

王安石變法前，北宋的“役”主要分兩種，一種針對有錢的中小地主，一種針對徹底沒錢的窮人。宋朝戶等按照家族財產分為五等，一二三等戶可以算富戶，四五等戶就是窮人。

針對有錢中小地主的叫“差役”，主要是幫官府運糧、徵收糧食、當沒有工資的輔警維持治安等等，為什麼要有錢人才能承擔呢？因為運糧、徵糧過程中一旦出現損耗，是要求服役者照價賠償的，窮人什麼都沒有，怎麼賠？所以差役一定要有錢富戶來。需要服差役的是一二三等戶。

沒錢的窮人主要服“伕役”，顧名思義，夫，就是民夫，壯丁的意思，服役就是出賣自己的力氣，比如打仗時給官軍當挑夫、抬擔架啊，和平時期被官府抽調去修路啊等等。四五等戶主要服伕役，差役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王安石新法裡的免役法主要是針對“差役”，與“伕役”無關。

王安石設計的免役法，需要服差役的人，如果自己不願意去，可以花錢僱人替自己服役；看上去王安石免役法很人性，但是王安石免役法收錢範圍一開始就針對一二三四五等戶，也就是說原本根本不需要服差役的四五等戶在王安石改革中也被納入納稅範圍。

前宋史研究會會長王曾瑜教授在論文裡就指出，王安石的免役法，設計之初稅收範圍就是全面覆蓋一二三四五等戶，只是在與司馬光等反對派辯論時，為了怕反對變法聲音太強，所以秘而不宣。

而且更為過分的是，原本不需要服差役的四五等戶在繳納了免役錢後，依然需要服“伕役”，這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盤剝窮人了。

如果說青苗法還可以說王安石是把大地主放高利貸的權力收歸朝廷，主觀上並不針對窮人的話，免役法就是赤裸裸的盤剝窮人。

王安石免役法大概搞了多少錢呢？史料記載免役寬剩錢盈餘3000多萬貫，3000多萬貫是什麼概念呢？

宋仁宗嘉佑年間，全國稅收總額為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貫）；免役寬剩錢僅盈餘就接近宋仁宗全年賦稅。要知道，古代封建王朝財政體系都是“量入為出”的，稅收3000多萬貫通常是剩不了多少結餘的。

王安石實行免役法，短短几年就為宋神宗聚斂了將近全國一年稅收總額的財富，而北宋四五等戶所佔人口比重最大，可以說這筆錢絕大多數都是從四五等戶這些窮人身上搜刮下來的。

你說像王安石這樣的剝削窮人的聚斂方式，司馬光極力反對有什麼錯？

克羅採和春天

窮則變，變則通。王安石變法，立意很好，是改變北宋官場弊端，國家弊政，富國強軍的迫切需要。但是有好的出發點不一定就有好的結果。在中國歷史上，恐怕除了商鞅，變法真正成功的再無別人了。

北宋立國後，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由於種種弊政，導致無論官府結構還是軍事機構，都龐大臃腫，多而無用，除了虛耗財政，一無是處。由此，導致財政虧空，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

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也是空耗國力，屢嘗敗績。此種情況下，范仲淹推出的“慶曆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

宋神宗即位後，有思變之心，重用王安石搞變法，王安石很快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神宗採納王安石的相關主張，並要求其盡心輔佐。

王安石雄心勃勃提出了從吏治、農耕、土地、軍事等一系列變法，但他的很多做法確實有諸多不妥之處，有些政策甚至是方方面面全輸。招致了包括保守派在內的各種勢力強大的抵制和反彈，最終以失敗而告終。舉例說明他變法的如下不足和弊端：

一、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甚遠。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還說的過去。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再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主要是怕貧下戶無力償還，如此還談什麼惠民？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王安石不但不以為然，還復書抗議，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劃地絕交。原本蘇軾是擁護新法的，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王安石也一概不採納。除此之外，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司馬光曾經多次上書皇帝取消新法。

同時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

以上種種可以看出，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蘇軾反對有他們保守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王安石的變法本身有諸多不足，且其變法策略、胸懷皆有不是之處。

謝金澎

宋神宗其實是一個有遠大志向的皇帝，他的理想是做一個像漢武帝那樣，能夠開疆拓土建立萬世之業的帝王。

但是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難以支撐起他遠大的志向，所以宋神宗下定決心要改革，他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為此，他選擇了王安石，讓王安石牽頭組織變法。

王安石變法也是一樣，就拿財政改革來說，北宋中後期，土地兼併嚴重，大批百姓失去土地成為流民，而地主們為了偷稅漏稅紛紛隱瞞真實的土地面積，使得北宋朝廷的財政稅收不斷減少。

為了改變國家財政的危機，王安石實行方田均稅法，重新丈量土地面積，清丈出大量隱瞞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農民免除賦稅，得到實惠。

而這，當然嚴重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同時也損害到很多官僚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紛紛給王安石改革製造麻煩，不讓改革順利實行。

於是在保馬法和青苗法等發令的推行過程中，就出現了與王安石原意相背的推行舉措，以及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這就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司馬光歷來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當青苗法的實際推行中出現問題後，才導致司馬光對王安石變法表示反對。

而蘇軾為何反對王安石變法呢？

原因就在於，改革派的改革措施，在推行的時候處處受到保守派的阻礙，為了得到神宗的持續支持，改革派希望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改革是有成效的。

於是在改革派的支持下，北宋軍隊在西北擊敗了青塘吐蕃，拓地千里，史稱“煕河開邊”。

但是由於連續對吐蕃用兵，花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並使北宋財政出現嚴重短缺。於是蘇軾認為，改革派將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費在土地貧瘠人煙稀少的青藏高原東部一帶是不明智的。

而這，才是蘇軾反對改革派改革最重要的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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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種茶家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的重要事件，和之前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一樣，都是為了改變北宋弊政，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可是無論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都遭到了很多大臣的極力反對，其中不乏蘇軾、歐陽修這樣的名臣，這是為何呢？這隻能說明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內容和執行過程中有很大的問題。

如果單純的按歷史教材去理解王安石變法，那麼變法內容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可事實上，有些內容只是看似美好。王安石變法的核心是整頓財務，提高政府收入，可最大的問題就出在這一塊。

比如青苗法，王安石把北宋政府作為放貸方，藉以限制民間借貸，為政府開源。比如募役法，只要老百姓交相應的錢就可以免除差役，改由政府拿著這筆錢去僱別人幹活。這兩點看似不錯，卻都沒有考慮到低層人民該如何應對。窮人借貸後還不起，無法翻身；有錢人可以交錢免差役，而一般老百姓不交錢就沒法從事正常生產，被強制服差役，最終的擔子還是壓在了中下層老百姓身上。結果是朝廷和衙門有錢了，北宋老百姓反而不如以前了。這也是蘇軾和歐陽修反對變法的原因。

這個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保甲在接受訓練和維持治安的時候，往往遭到保長的刻意驅使和凌辱。而上級還要經常檢查保甲訓練效果，致使應付檢查成了訓練保甲的唯一任務。保甲不僅勞民還流於形式，成為保甲的沉重負擔。農民甚至不得已通過自殘身體來逃避保甲。其他的就不列舉了。

王安石本意是好的，只是變法操之過急，用人不當。所以蘇軾、歐陽修反對王安石也並非信口雌黃。雙方都有問題。

石頭說歷史

每個人都有良好的願望，卻往往事與願違

王安石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其變法是為了富國強兵不假，但光有良好的願望是遠遠不夠的。看看變法的結果，比如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其初衷是為了給貧苦農民提供低息貸款。但結果呢，變法給官府提供了盤剝的機會，低息貸款變成官方的高利貸。最後，青苗法在一片罵聲中廢止，王也被迫去職。

為何會這樣呢？毛澤東對此有過很精深獨到的評論：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也就是說，王老先生是坐而論道，願望很好，想法也不錯，但是理論一碰到現實就走樣，出現嚴重脫節。特別是在用人問題上，王安石犯了很大的錯誤，他重用的很多都是投機分子，司馬光說：吏不得人，皆為民害。

蘇軾和司馬光都看出了其中的問題，因此，都對新法表示反對，但他們兩人又有明顯不同。

蘇軾是個純粹的文人，相對簡單一些。他對於新法並不是全盤否定，只是覺得王安石步子邁得太大，容易扯著蛋，急功近利，就會事與願違。雖然在政治上，兩人尿不到一壺，但是，兩人都是文人，在精神上還有許多共鳴。當蘇軾因烏臺詩案被下獄時，歸隱林泉的王安石和在朝為官的弟弟王安禮一起為他求情。

愛好砸缸的司馬光就有些複雜了。司馬光是個文人，更是個政治家。所謂同行是冤家，王馬兩人年齡差不多、經歷差不多、學識差不多、名氣差不多。“既生瑜，何生亮”，更何況兩人在治國理念存在巨大差異，有人說是“儒法之爭”，其實更多是守舊和革新之別，司馬光反對變法的最大理由就是：祖宗之法不可變。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上位，立即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搞的，都廢掉；凡是王安石廢掉的，都恢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變法內容全部廢除。蘇軾則因為反對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刀切”，又被保守派發配了出去。

王安石得知變法被全部廢除後，痛哭流涕，不僅為自己，更為了大宋江山。他說，自己變法積累的財富只夠大宋30年花銷的，30年後政府就會財政緊張，必將加重對百姓的盤剝，國家就會出現動亂。

果然，大約30年後，爆發了方臘起義，此後起義不斷，大宋越來越弱。七年之後，金軍南下，北宋徹底玩完。

飲水君

大家在說起王安石變法的成就時，說的最多的就是他讓國庫的收入明顯增多，比如，政府以前每年收入5000萬兩白銀，現在每年收入8000萬兩到1億兩白銀；而王安石改革失敗後死，相關入收入又大幅度減少。

從積極意義上來看，國庫的收入明顯增多，它確實可以讓國家變得富強起來，因為政府有錢，可以大面積修建公共設施，造福百姓，還可以擴充軍備，富國強兵。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它的確是一個忠臣偉大的政績。因為，這就是傳說中官員一心為公的結果。

但從消極意義上來看，國庫的收入明顯增多，它是如何增多的？也有可能是橫徵暴斂的結果，而且政府有錢，這些錢也有可能被某些人私自挪出去大興土木和驕奢淫逸。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它也可以是一個奸臣禍國殃民的罪證。因為，這就是傳說中官員橫徵暴斂的結果。

我們很多人在看歷史時，總喜歡帶有自己的感情色彩，總而言之，如果是我們推崇的官員，他能讓國庫增加，自然是因為他一心為公的結果，比如王安石和張居正。而如果是我們所厭惡的官員，他能讓國庫增加，自然是因為他橫徵暴斂的結果，比如蔡京和嚴嵩。

但事實上，不論所謂的奸臣還是所謂的忠臣，他在讓國庫銀兩明顯增多時，都可能包含著上述兩種傾向。司馬光曾說過一句話，天下總的財富是一定的，要麼在官，要麼在民。如果政府手中的財富增多，那老百姓手中的財富自然變少了。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王安石改革肯定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乾淨。雖然說，王安石制訂的政策，從理論上都是為了限制權貴、保護底層百姓的利益，換句話說，是通過打擊豪強大族來增加國庫的收入，對於底層老百姓，更多的是扶貧。

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又有幾個官員敢真正去打擊豪強大族？這些豪強大族，哪個不是有錢有勢有背景？更不用說，大部分官員本身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他們之間都有很深的利益瓜葛，讓他們自己革自己的命，把自己的錢拿出來上交給國家，你覺得可能嗎？

所以，最終改革的結果，毫無例外都是由無權無勢的底層老百姓買單。而這也正是司馬光和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原因。因為，在當時生產力沒有實質性進步時，社會生產出來的物資，數量是一定的，現在國庫收入的東西越來越多，你說它是哪裡來的？

大家要明白，羊毛只會出在羊身上，它永遠也不會長在狗身上。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永遠都不會主動讓出自己的奶酪，他只會想方設法不斷從底層老百姓手上搜刮奶酪。

雖然說，王安石相比於蔡京、嚴嵩，甚至是張居正，他的個人品行和私生活都完美得無可挑剔，這點就連政敵都無話可說。所以我們從情理上容易相信王安石，為他的變法失敗而可惜。

但問題是，司馬光、蘇軾的個人品行和私生活也完美得無可挑剔，大家也都沒有任何話說。他們反對王安石變法，自然也不會是空穴來風。更重要的是，不管王安石把變法說得多麼天花亂墜，最後的結果就是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要多增加3000萬到5000萬兩白銀，如果說這些錢底層老百姓一分都沒埋單，不要說我不信，在座的各位恐怕也不會信？

事實上，那些說新法好的人，無外乎就是極力證明國庫的收入是來自清查有權有勢的人偷稅漏稅；那些說新法不好的人，則是極力證明國庫收入增加實際上通過是變著法的壓榨老百姓的財富所得來的，至於誰是誰非，恐怕一時間也很難說清楚。

但是，不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又或是蘇軾，他們的家庭出身註定他們代表的社會階層依然是地主階級，雖然他們憂國憂民，也時常很同情最底層的老百姓，但他們考慮更多的還是他們所在的階級利益。

換句話說，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是為了富國強兵，但也逃不出想要得到皇帝的重用和賞識。司馬光反對變法，雖然也是為了防止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也逃不出想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至於蘇軾，曾一度真正想為底層老百姓做點實事，結果就被兩派人士都嫌棄，最後一貶再貶。

我是趙帥鍋

我認為，王安石變法初衷沒問題，想實現富國強兵，解民倒懸的目的，但他唯一沒有考慮的到的是，執行層的貪腐。就象現在一樣，上面的經再好，到下面也念歪了。所以要想實行變法，應先從整治吏治著手，如果你手下都是一幫貪官汙吏，你再好的變法，也會變為空談。歐陽修、蘇軾這樣的文人墨客，在王安石變法時，卻一個個跟他唱對臺戲，而呂惠卿這樣的小人，卻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左膀右臂。要想變法成功，是不是有點勉為其難呢？

王安石本人的人品是沒有問題的，是個清官，他不奢侈，不納妾，不貪財，死後無遺產，這樣的人按理說是會受到人尊敬的。但他只管得了自己，管得了別人嗎？身為宰相，如果只是自己清廉，而其掌管的官員貪官汙吏者多，也是難辭其咎的，督下不嚴之罪也。

王安石變法，不是變法之罪，而是用人失察，吏治不整之罪。另外，王安石身居高層，不接地氣，變法過程中沒有考慮到底層人民的實際情況。如果他微服私訪，肯定會發現很多問題，調整變法思路，或許變法就會成功了。比如他制定的《青苗法》，變法規定的二分利息，結果漲至35倍，為什麼？因為官員層層盤剝啊，這樣老百姓受得了嗎？還有一點是，那時侯農民不識字者多，跟官府簽定條約，也要花錢請人寫，如果遇到不法書吏，是不是農民很有可受騙？王安石考慮這個農民負擔了嗎？不接地氣，還要一意孤行，當他的拗相公，難免會民怨沸騰。

歷史春秋網

司馬光這個人，別看小的時候幹過“司馬光砸缸”的事情，等到他長大了，就變成了一個非常保守的人物。他堅定的維護宋代的傳統體制，認為做改革的事情，就如同對房子只能小修小補一樣，不能像王安石那樣，一口氣把房子拆掉。

電視劇《蘇東坡》中蘇軾劇照

首先，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什麼是制置三司條例司？這其實是王安石變法過程中設置的一個集權機構。宋代時期，因為趙匡胤制定的“祖宗之法”，宋代的軍事、財政和政治事務是由三個部門來執行，單獨對皇帝負責。王安石呢，索性就讓這個條例司拿過這三個權力，做到集權。

司馬光呢，就對此進行反對。我們學過王安石變法，很多人都聽說過一段話叫“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很多人覺得是王安石說的。這句話其實是司馬光攻擊王安石所說的，目的是讓宋神宗對王安石產生反感。

司馬光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是侵害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會讓朝政變亂，不影響官員的團結。對於這個問題，蘇軾也曾經反對，蘇軾曾經給宋神宗上奏摺說，制置三司條例司不好，雖然我們宋朝可以改革，但是應該由原先的機構去改，怎麼能隨便設立新的機構呢？如果設置的話，國家就不能夠長治久安，國家的政令就不能輕鬆的貫徹下去。

除了反對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設立，司馬光還反對王安石的“青苗法”。什麼是青苗法呢？所謂青苗法，就是在莊稼還沒有成熟，莊稼青黃不接的時候，由國家出面，給農民放高利貸，讓農民種地，維持溫飽。等到豐收的時候，再還給國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電視劇《蘇東坡》中王安石劇照

電視劇《蘇東坡》中司馬光劇照

其實，王安石之所以頒佈青苗法，有一個歷史背景。那就是北宋的時候，老百姓如果沒有糧食或者錢財的時候，往往都會向當地的大地主借高利貸，那個高利貸非常高，經常是利滾利，最後農民還不起，只能是賣地或者逃亡。宋朝反對土地兼併，所以王安石想，與其這樣還不如國家去做，既保證了國家可以賺到錢，也不會讓農民最後因為還不起高利貸逃跑。

可是，後來司馬光發現，地方政府往往將青苗法強制攤派，就是不管農民是不是活不下去了，都要強行讓老百姓借，以此提高自己的政績。司馬光對此堅決反對。

蘇軾呢，主要反對王安石的“免疫法”。什麼是“免疫法”呢？就是一般老百姓需要服役。可是王安石卻提出，老百姓可以通過交錢的方式減免服役。以前，服役的人主要是農民，可是王安石制定免疫法是把讀書人也包含進來，也就是說讀書人也需要交錢免除勞役。

蘇軾對此堅決反對，我們知道，蘇洵、蘇軾和蘇轍都是讀書人，也都是官員，蘇軾就覺得王安石的這個改革玷汙了讀書人的尊嚴。蘇軾說，自古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你讓讀書人來做勞動，顯然是不符合等級秩序。

我們現在敬佩蘇軾的詩詞，但是蘇軾的某些想法，尤其是作為讀書人的優越感確實不符合當時歷史發展的大勢。

兮兮說事兒

北宋神宗朝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運動是頗多爭議的歷史事件之一，自神宗以降歷970年間，其褒貶之聲從未間斷。

近代以來，特別是清朝末年，改革維新思想的啟蒙者試圖通過樹立王安石變法的正面形象達到“以古鑑今”的目的，梁啟超所著《王安石傳》更是將王安石推上改革先行者的神壇。

任何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為目的，旨在與民爭利，富國弱民的變法都是歷史的反動！王安石變法即使是在北宋時代也絕非是超前，恰恰相反，因其變法內容在道德上嚴重違揹人性，在經濟上違反自然規律，在政治上固化官僚食利階層利益的舉措阻礙了平民階層向上層流動的概率，這樣的變法直接造成社會士氣低落，道德風氣衰敗。

讓我們先從王安石變法的正反雙方代表人物說起：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實，號迂叟。漢族。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 ，世稱涑水先生 。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司馬光：少年具有才名，生性不喜歡華麗奢靡的風氣，從政以來更是以犯言直諫著稱，他歷經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多次勸阻皇帝因個人偏好爛施獎懲：太監麥允言死了，仁宗想賜給他高規格的滷薄儀仗（送葬的車馬、護衛人員）被司馬光勸阻道：“繁纓以朝（佩戴諸侯的馬匹裝飾）連孔子這樣的聖人都不可以，一個太監有什麼功勞可以享受比孔子還高的禮遇哪？”

在幷州做通判的時候，河西地區良田比較多，但是經常遭到西夏人的騷擾，司馬光建議修建兩個軍事堡壘防禦，同時招募百姓從事農業生產，自給自足。減輕了因長途運輸糧食造成的物價上漲。

在開封做推官的時候，交趾國向宋朝進獻麒麟，司馬光上奏說：“是真是假不知道，即便是真的，不是自己來的也不算是祥瑞”並建議朝廷退回貢品。

仁宗長時間不設立儲君，司馬光說“朝中奸佞之徒以皇帝正當壯年，立太子不吉利為名勸阻不要過早設立儲君，一旦發生變故，那時候，他們會藉機擁立一個便於掌控的人登基，達到獨攬打拳的目的，皇上一定要謹慎對待啊。”

英宗繼位想給自己的親生父親上尊號，滿朝大臣都不敢說話，司馬光奮筆上書：“做了繼承人，就是人家的兒子，請不要再顧及私人情感” 英宗不同意，後來又有六個御史以司馬光的奏疏做底本據理力爭，都被罷官，司馬光勸阻不成，請求一起被罷免。

在國際關係處理上，司馬光也頗多見解，有一次西夏使臣過境時，被邊關守將刁難，還侮辱西夏國主，被投訴到朝廷，司馬光建議懲處肇事官員，朝廷不同意，第二年西夏人侵犯邊境，燒殺劫掠。司馬光上奏到“少數民族歸附的時候，我們喜歡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上找他們麻煩，等到他們桀驁不馴的時候，又姑息縱容。邊關的官員招來了戰禍非但沒有受到處罰反而得到表彰，這樣的風氣國家怎能安定？”

神宗朝，財政吃緊，王安石主張用善於理財的人為官，司馬光反對說：“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頭會箕斂（按人頭收稅，用器具裝載徵收的財務而已）”王安石反駁說“善於理財的人可以不增加賦稅，讓國家財政充裕”司馬光回應道“天下的財物是有限的，不是在民間就是在官府，地方巧立名目奪取民間財富比加稅的危害還要大！”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

王安石的理論荒誕不靠譜，但是利用辯論的才能往往能自圓其說，而且為人剛愎自用，聽不進反對意見。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說的就是這種人吧。

王安石主張的變法內容比宋朝以前的各代變法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利用變法運動排除異己，培植黨羽，藉機攬權罷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用心瞭如指掌，雙方在如下問題上展開交鋒：

一、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

王安石喜歡用自己人，對阿諛奉承的人大加提拔，很多官員出自他的內府書吏，都是些有小聰明，會來事兒的。他親自掌控三司條例司凌駕於各部門之上。

司馬光向神宗指出：“宰相應該用道義輔佐君王治理天下，三司的官員不稱職可以罷免，丞相怎麼可以插手三司的事務工作啊？”

二、青苗法

以現錢貸給廣大鄉村民戶，有剩餘也可以貸給城市手工業者。民戶貸請時，須五戶或十戶結為一保，由上三等戶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貸請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貸請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別於五月和十月隨二稅償還，各收息二分，最高三分。就是說向官府借100元要還120元，最高130元！官府成了唯一高利貸放款者。

司馬光說：“平民用錢生利息，還能蠶食借錢的人，更何況官府有責罰的權利啊，過去實行常平法，那時候一斗米十錢，老百姓很高興和官府交易，後來糧食價格上漲，官府還用一斗米十錢強行收購，老百姓苦不堪言，只怕是青苗法以後也會變成這個樣子。”

司馬光又說：“懶惰的人喜歡借錢，一旦還不上就逃跑，官府為了不虧損，就強制把富人和窮人10人編為一組，讓富人擔保，窮人跑了，富人跑不了就要替窮人還錢，過不了多久富人也會變窮，跑的人多了，天地荒蕪，糧食收入減少，如此惡性循環，社會必定盜賊風行”

三、市易法

於汴京設都市易司，邊境和重要城市設市易司或市易務，平價收購市上滯銷的貨物，並允許商賈貸款或賒貨，按規定收取息金。在東京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滯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這就限制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

官府一旦插手市場，必然帶來壟斷行為，所謂“滯銷”“暢銷”的判定權掌握在官府手裡，實際執行中官府壟斷了商品的收購及價格再轉手高價賒銷給商戶即獲得商品利潤，又獲取利息，把個體企業變成了官府的打工仔。缺德帶冒煙！市易法限制了市場經濟發展，造成民間商品流通積極性下降，百業凋敝。

四、三舍法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變法科目之一，即用學校教育取代科舉考試。“三舍法”，是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內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員子弟可以免考試即時入學，而平民子弟需經考試合格入學。“學業上等的直接當官官，中等的免禮部試，下等的遣送回家”。

官員子弟不用考試直接上學，平民子弟需要成績優秀的才能入學，而且學業成績由官員認定。有社會經驗的人自己判斷有沒有貓膩？科舉至少公開考試、公佈成績還具有一定透明度，而三舍法直接變成了官員選拔暗箱操作，官二代、官三代世襲，庸官、昏官充斥朝野，徹底堵塞了平民人才向上層流動的空間。

王安石假託變法，行培植私黨之實，排斥異己、堵塞言路，與民爭利，這哪裡是富國強兵，分明就是損公肥私，禍亂天下！

司馬光反對這樣的變法難道是因“反對而反對？”難道是保守勢力？這樣的變法不要說在北宋，即便是今天也是違反發展規律的。

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在僵化的專制體制下，任何所謂的經濟體制改革都將走向其反面，他的所謂成果也必將被龐大、臃腫的官僚食利階層所吞噬！

限於篇幅，本文就不一一駁斥王安石變法及其支持者們荒誕不經的悖論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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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歷史 文化 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