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对边疆民族的怀柔策略:优待安置、以德感化、重拾和亲

导读

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其所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和社会因素诸多方面的影响,在历史的演进中,曾先后建立过许多自己的政权,并同汉族为主的中原王朝不断地发生摩擦和战争。唐朝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如原来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突厥族,被柔然国征服后,迁移到阿尔泰山南麓。六世纪中期,突厥强大起来,摆脱了柔然的控制,建立突厥汗国,占据东至辽海,西至里海,北至贝加尔湖,南至大漠的广大地区。从北齐开始直到隋唐时期,他同唐朝之间既有战争也有和好。回鹘初兴,建牙漠北,创立了强大的回鹘汗国。这一汗国共传十五主,存在了约100年(744—840年),是今天我国维吾尔、裕固二族先祖历史上的辉煌时代。

唐朝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在前期莫过于太宗。贞观年间,唐朝相继地征服了周边的外族势力,特别是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归顺唐朝,并奉太宗为“天可汗”,使他集中原王朝的皇帝和游牧民族的可汗于一身,象征唐朝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王朝观念,成为旷世亘古的超级帝国。这种意义上,唐太宗处置民族问题,特别是对于漠北游牧民族的征服就极具了典型性。

唐太宗对边疆民族的怀柔策略:优待安置、以德感化、重拾和亲

唐太宗时期的四夷宾服来朝


在唐太宗时期,东北有契丹、奚、室韦等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薛延陀、东突厥、铁勒部等少数民族政权,西北有西突厥、吐谷浑和高昌等少数民族政权。作为天可汗的唐太宗,对于已被打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国家的贵族及平民,太宗采取了怀柔政策,对族众进行进行了合理的安置;对于投降或归附的少数民族将领,太宗则通过以德感化,使其为唐朝效力;至于其他民族政权,则通过和亲政策实现和平相处。

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之一:设立“羁縻府州”,对投降或归附的少数民族进行合理的安置

唐太宗对那些已被打败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国家的贵族及平民,放弃了一味残酷镇压掠夺财货,使之沦为奴婢的传统民族压迫方式。他之所以做出超越前人的功绩,是能够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族,加以安置。他曾对朝见的铁勒诸姓说:

“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我必为汝作大窟,深作水,以容汝等。………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

太宗之话虽不尽其然,但他确也坚持了“抚九族以仁”和儒家所谓的“仁政”,当然唐太宗也从亡隋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其原则的具体体现和运用就在于建立了大量的“羁縻府州”。东突厥的颉利可汗败亡之后,在沿边设都督府及所辖府州,是置羁縻府州的开始。

583 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多次领兵侵袭唐朝领地,唐朝多次派遣各路大军出击。630 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并俘获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太宗非但不杀,还授予他高官厚禄,封其为右卫大将军,赐给住宅庄园,把他的全家都供养起来。颉利可汗归顺唐朝,他的子民们除一部分投奔薛延陀汗国或远走西域外,大多数都随他归附,总计达十余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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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利可汗


唐朝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安置突厥降户。为妥善安置这些人,唐太宗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对策,有的认为,突厥恃强,扰乱边境,由来已久。现在他吃了败仗,不得已前来投我,实非真心,处置不当,怕日后招惹更大的祸害。有的说,突厥虽是一个国家,但部落民族繁多而且分散,各有酋长统领。莫如就此机会,分封其君长,让他分立,互不统属,削弱他的力量,使他们各自保全,权弱势分,就容易进行控制。还有的主张用强硬手段把他们分散到内地的各个州县,夹杂到汉人当中,分割他们的土地,改变他们的游牧习俗及生产方式,将其“化而为汉”。这显然带有强迫同化的性质,不是自然融合,硬性推行不会有好的效果。

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仿照汉代安置匈奴于五原的办法,将这些归顺的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的河套平原地区,“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使他们解除顾虑与猜忌之心。秘书监魏征反对这个主张,他认为突厥人生性反复,其来降者十余万,如果留在土地肥沃的河套平原生存,“居我肘腋”,勿须几年,人口会成倍增加,变为心腹之患,不可留居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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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彦博


温彦博重申“天子之容万物,应有天地般的广阔胸襟,凡来归顺我者,理当厚待。现如今突厥来降,陛下如不加安抚,而拒之门外,是违天地之道,背四夷之意,断不可取”。

经过几番辩论,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主张,将这些突厥人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市西南),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之间的广袤土地上。之所以选择该地区,整体的思路是既可保持突厥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又可消除他们返回旧有地区重新崛兴的企图。具体的方式是所谓的

羁縻府州。这种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指外族附唐部落受到朝廷的册封而形成的府州体制,以原来的部族酋长和首领充任府州的都督、刺史,他们有觐见皇帝、贡赋版籍的义务,但实际事务仍旧归自己掌握。它们与内地的普通州县构成了唐朝控制本土腹地和四夷边疆的基本行政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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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羁縻府州


上述羁縻府州是在太宗征服东突厥和漠北铁勒诸部归降的形势下设置的,太宗因此被胡人称为“天可汗”。羁縻府州体现出唐廷对诸族的安抚与控制,表现为唐廷的抚慰政策。但是它是以唐朝整体实力强盛为基础的。唐廷之所以如此,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即它要在西域地区对抗西突厥和其他势力,北部形势一旦稳定,唐朝就要重新调动军队西进。唐廷不希望北部地区出现不稳定的形势,因此善待降部是诸策之中的最佳选择。这是唐太宗政府设立羁縻府州的现实背景。但是,羁縻府州的作用却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正是源于自身。这种制度的好处是控制了部族首领就等于控制了全部族,但是如果某些首领背叛或与唐廷发生矛盾,也就变成所属州府的整体行为。

唐初武功鼎盛,贞观年间,塞外降附者一百二十余万口,即突厥族入居长安者亦达百万家。至天可汗制度建立后,仰慕天朝文物而来华居住者更多。至唐德宗时代,胡客留于长安长达四十余年。唐朝对投奔京师的少数民族族首领授以将军、中郎将官职,布列朝廷,京师赐宅第。朝廷中五品以上的官员,突厥族多达百余人,几乎占同级官员总数的一半。迁居京城长安的突厥人也达一万户。未投奔京师而效忠朝廷的首领,则拜授羁縻州、府都督、刺史等职。唐朝对归顺菩将、善官信任有加,使其护卫宫禁,或效力边疆,并与皇室通婚。

其时在华任职武官之番人,包括有波斯王子卑路斯及泥浬斯父子。卑路斯在高宗咸亨年间至长安,拜右武卫将军。其子泥浬师在高宗调露元年回国谋恢复,不果,中宗景龙二年(708 年)复还长安,拜左威卫将军。

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之二:对于投降或归附的少数民族将领,通过以德感化,使其为唐朝效力

唐太宗在用兵的过程中,更注重施以德化政策,使四夷率服,民物畜息。付出的代价较少而收效大。因德化而聚集到太宗麾下的少数民族将领,都愿“服从唐皇”,“克国除暴”成为战功卓著的军人。如契何力、李思摩、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等皆是。

契何力是铁勒部的著名将领。贞观六年(632 年),他和母亲率领部众六轻千余户归顺唐朝,被太宗安置在甘、凉(今甘肃西北)之间。其弟被封为刺史,母亲被封为姑臧夫人,本人被封为左领军将军。归顺后,契何力多次领兵征战,每战必胜,深得太宗赏识。

贞观六年(634 年),他与汉将薛万钧奉命征讨吐谷浑,薛万钧争功心切,领兵只身突进,被吐谷浑军队包围,受伤落马,士兵战死十之七八。危急关头,契何力前来解救,把敌兵直赶到突沦川(今新疆且未县西),打算一鼓作气歼灭。吃了败仗的薛万钧心有余悸,阻止追击。契何力仍直捣老巢,生擒了吐谷浑国王和他的妻子,获取全胜。当太宗下令犒劳时,薛万钧隐瞒败绩,冒功领赏,而且排斥契何力。盛怒之下,契何力举刀要砍薛万钧,被众人劝止。太宗知道此事,问明原因,待把实情查清,便要撤掉薛的官职,由契何力顶替。契何力以为不可,顿首叩拜说:因为我而解除薛万钧的官职,人们会认为陛下您重夷轻汉,诬告者会更多。太宗接受了契何力的意见,没撤掉薛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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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何力


唐太宗的这一德化政策的突出例子还表现在阿史那思摩身上。此人在颉利可汗多次反唐期间,曾是坚定的追随者,当颉利与他同时被生擒时,太宗赏识他对主子的忠心,封他为右武侯大将军、怀化郡王。再后,又复立为可汗,赐姓李,谓李思摩,让他统领突厥旧部,居漠南。当时太宗正准备同高丽打仗,对此举措,朝廷有人很不放心,进言道,东征在即,把突厥放在距京师不远的地方,岂得不为后患?太宗回答:

“为君者只惜德性不高,恩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德泽好,四夷可如一家;;猜忌多,骨肉难免为仇。”

事实证明,李思摩对太宗的宽宏极为感激。他在太宗面前举杯涕:“奴等破亡之卒,形同灰土尘埃,陛下不弃,乃复立为可汗,此恩刻骨铭心,我万世子孙永远效忠于陛下”。 645 年,他随太宗进攻白崖城时,中矢受伤,临阵不却,太宗亲口为之吮血,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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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史那思摩


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之三:对于尚未归附的少民族政权,通过重拾汉代的和亲政策以实现和平相处

和亲政策始创于西汉初年,当汉高祖时,匈奴势强,高祖在白登为匈奴围困七日,乃知无法以武力对付匈奴,刘敬遂献和亲之策。唐太宗的和亲观则是基于他认识到战争毕竟要付出大的代价,即就是取得胜利,本身也必须付出代价。

太宗重臣房玄龄曾说:“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

(一)与薛延陀的和亲

薛延陀本为铁勒诸部之一,“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贞观二年(628 年)唐太宗派游击将军乔师望册封其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三年,夷男遣其弟统特勤来朝,太宗“厚加抚接,赐以宝刀及宝鞭”。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有“胜兵二十万”。唐太宗“以其强盛,恐为后患”,遂另立李思摩为突厥可汗,处其众于大漠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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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延陀的位置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准备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夷男对李思摩心怀不满,乘机向李思摩发动进攻。李思摩向唐求救,太宗派大军赴援,大败薛延陀。夷男只好遣使谢罪,并请与突厥和好。贞观十六年(642 年)夷男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唐请婚,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件。唐太宗与侍臣权衡利弊,“遂许以新兴公主妻之。因征夷男备迎亲之礼,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夷男十分高兴,但因夷男准备聘礼困难,误了日期,唐太宗决定停幸灵州。后来夷男虽送来了聘礼羊马,却又损失过半。

“议者以为夷狄不可礼义畜,若聘财未备而与之婚,或轻中国,当须要其备礼。”

于是,太宗下诏“绝其婚”。因此,新兴公主与真珠可汗的婚事中途夭折。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灭薛延陀,其地尽归回纥所有。

(二)与突厥的和亲

隋末唐初,东突厥强大,不断南下抢掠。武德五年(622 年),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武德八年(625 年)复来请婚。唐高祖许之,令高平王李道立至西突厥宣谕。叶护可汗大喜,但因东突厥频繁入寇,道路阻隔,未有结果。贞观四年(630 年),唐太宗派李靖等率兵消灭了东突厥,在其辖地设置羁縻府州。而西突厥在叶护可汗死后也出现了分裂。贞观二十年(646 年)六月,西突厥乙毗射遗可汗遣使朝贡、求婚,唐太宗“优抚至甚”但未许婚。

(三)与西北吐谷浑的和亲

吐谷浑位于甘州之南,洮水之西,“庐帐为室,肉酪为粮”,过著“随逐水草”的畜牧生活,是唐代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民族之一。

太宗即位之初,吐谷浑王慕容伏允自持强大,曾一度入侵鄯州。太宗征伏允入朝,伏允称疾不至,用为其子尊王求婚的办法进行试探。太宗令尊王来长安迎亲,尊王又称疾不肯入朝。于是太宗下诏停婚,遣中郎将康处直前去劝谕。伏允不听,举兵入寇兰、廓等州,与唐王朝直接发生军事衝突。贞观八年(634 年)十二月,太宗令特进李靖、兵部尚书侯君集等兵分三路,向吐谷浑展开全面进攻。次年五月,吐谷浑为唐军所败,伏允死,其长子慕容顺率残部内附,被封为西平郡王、胡吕乌甘豆可汗。不久 慕容顺为其臣下所杀,其子慕容诺曷钵继位,唐与吐谷浑的关系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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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吐谷浑


贞观十年(636 年)三月,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遣使请颁唐历,行唐年号,派弟子入侍。唐太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册封他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同年十二月,诺曷钵来朝,并亲自请婚。唐太宗决定以弘化公主妻之。贞观十一年,诺曷钵向唐朝献牛羊一万三千头,翌年,又遣使者贡献方物。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诺曷钵来长安迎娶公主。十四年二月十三日,弘化公主前往吐谷浑成亲。这是唐代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以公主进行的和亲,在当时对唐与吐谷浑、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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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化公主出塞


(四)与西北吐蕃的和亲

吐蕃位于青藏高原之上,由许多分散的部落组成。贞观八年(634 年),吐蕃弄赞(即松赞干布)即位后遣使朝贡,唐太宗派冯德遐前往抚慰。弄赞听说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随德遐入朝,多齎金宝,奉表求婚。”突厥在贞观五年、六年、八年均曾遣使求婚,吐谷浑也有求婚之举,但此时唐朝尚未将公主嫁予突厥或吐谷浑。太宗没有答应,吐蕃认为这是由于吐谷浑从中挑拨的结果,即发兵进攻吐谷浑,且兵临唐境,以武力相威胁。唐太宗命侯君集等率五万大军打败吐蕃军队,松赞干布大惧,遣使谢罪,再次请婚,得到唐太宗的应允。于是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宝玩数百事。相传唐太宗五难婚使,最后决定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 年),文成公主到达吐蕃,与松赞干布结婚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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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


据统计,整个唐朝共有十七位和亲事件,从其过程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和亲都是在唐朝与和亲外蕃相处友好情形下进行,虽然和亲均出于外蕃主动请求,但是唐朝从没有在被逼迫下进行和亲。因此唐朝之和亲并非止痛镇静之作用,亦不是一种忍辱行为,实与西汉之性质不同。唐朝的和亲是对外蕃的施恩,以此种施恩发挥羁縻之作用。

结语

当然,唐太宗的民族怀柔政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都是建立在贞观时期唐朝强大的国力和武力基础之上的。对于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太宗征服的第一选择仍然是武力,只有在武力征服之后,以上三策方能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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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唐太宗


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军备不振,对边疆的控制力急剧衰落,甚至被吐蕃屡次犯边却只能被动防御。因此可以说,实力才是一切政策成效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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