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制是日本政治制度的標誌。從古代天皇制到近代天皇制，直到今天的象徵天皇制，作為日本政治制度史上貫穿始終的天皇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在持久性、獨特性、重大性方面居於首位。為什麼同屬中亞的日本會“進化”出這種獨特的君主制度呢？
圖/德仁天皇即位，改元令和
01.先聲-邪馬臺國
公元2世紀開始，日本列島在經歷了彌生時代（公元前300年-公元250年）大陸文化的逐步浸染之後，已經逐漸步入階級社會與國家的萌芽期。分佈在列島上的大大小小的部落經過長期的兼併戰爭，逐漸走向部落聯盟和部落國家的準備狀態。第一個建立在階級分化基礎上的地域“大國”，就是出現在北九州地區的邪馬臺國。邪馬臺國由近30個部落小國組成。
圖/九州列國
所謂的“大國”其實也只是一種鬆散的聯邦體制，作為核心的邪馬臺中心國家通過“大率”來對周邊小國進行監督管控，而作為組成部分的小國在邪馬臺國出現王位繼承危機時，也可以通過戰爭與協商的方式參與中樞決策。後來被曹魏政權賜封為“親魏倭王”的卑彌呼女王就是被“推舉”產生的領袖。
這一君主體制下，“事鬼道，能惑眾”的宗教權威女王主導了整個國家，而後來的繼任者也從女王的宗族中挑選，標誌著王族親緣繼承成為了當時日本社會認可的方式。為了方國部落社會的穩定，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親緣與宗教為權威的權力認可。而這種權力雖然看似強大，實際上也只是一個“共主”的身份。
02.堅持萬世一系
公元3世紀後期，日本列島的本州島中部出現了一個比邪馬臺國更強大、發展程度更高的地域國家——大和國。大和政權的最高統治者稱“大王”，他憑藉實力東征西討，“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大約到 5世紀時，已經統一了日本列島中的九州、四國與本州的大部分地區，基本結束了列島上紛亂的狀態。
然而，“大王”所統治下的日本其實依舊是列國林立，各為其政的狀態，“大王”並不具備中國郡縣時代君主的絕對權力，其實是依靠強大的武力與政權權威對列國統一的維繫。
這時大和朝廷的政治結構是蘇我氏、物部氏、大伴氏等強勢氏族的聯合體。作為共主的“大王”雖然具有尊位，但是更多的是在貴族的集體決策中充當協商主辦的角色。當時的“大王”王位繼承已經逐漸趨於穩定，依靠血緣關係在固定的親族中傳承，這種方式也得到了貴族的認可。
5世紀末，在位的武烈大王死後，沒有留下子嗣，近親中也沒有合適的繼位人選。在這種情況下，為數眾多的貴族並沒有在相互攻殺中角逐新的大王人選，而是從遠方找來了應神大王的五世孫來繼承尊位。這種日本貴族默認的政治底線，為後來日本天皇制的傳承定下了基調。
圖/學習唐朝的日本蘇我氏貴族
03.天皇出山
到6世紀末7 世紀初，推古女王時期，日本開始出現“天皇”這一稱謂。推古對皇統譜做了進一步的加工，除了續寫欽明大王以來的皇統譜之外，一個最大的舉措就是確立了皇統的源頭，將公元前660年的所謂“神武天皇”定位日本皇統的肇始，也為日本王室創立了高傲的出身（此處是根據當時中國流行的哲學思想——讖緯學，認定辛酉年國家要發生大變革）。
公元607年和608年，在日本對華交往的兩封國書中，先後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東天皇敬白西皇帝”。這一舉動意在向國內外宣告天皇的統治權威。
圖/遣隋使來華
所謂的日本天皇制度孕育於日本島國社會的特殊土壤之中，早期的神道宗教與列國林立的社會局面，讓日本君主無法做到中華帝王的絕對統治，反而讓天皇製得到了協商妥協中的萬世一系，並在中國文化的浸染中誕生了所謂的“天皇”。
參考文獻：
1. 武寅：《天皇制的起源及結構特徵》，《歷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 《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二十五史》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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