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上一篇，我對比了黃遵憲的《今別離》和孟郊的《車遙遙》。其實，孟郊的詩無非是唐詩裡邊常見的樣子，黃遵憲的詩卻在晚清吹來了一股新風。
但是，今天讀詩的人裡，大多數不要說沒讀過“詩界革命”的作品，就連“詩界革命”這個名詞都沒聽說過。
這篇文章，我就來談談詩界革命的成與敗，來跟你探討，晚清的這場詩歌革新，究竟有沒有可能挽救古典詩歌。
詩界革命之後的革命
黃遵憲本人很不喜歡梁啟超給自己貼上的“革命”標籤。在他看來，“革命”是個貶義詞，他說，自己寫的詩只能算是維新，絕對不算革命。
梁啟超當然覺得委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釋革》，解釋說所謂“革命”，並不是黃遵憲和其他很多人所理解的那個舊意思，而是英語的revolution，不一定非要有暴力和破壞。儘管梁啟超費心解釋，但沒辦法，多數人還是從暴力和破壞的意義上來理解所謂“革命”概念了。
黃遵憲的“詩界革命”其實並沒有能夠挽救古典詩歌的頹勢，在他之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到來，暴力版的“詩界革命”真的開始了。
口語化的新詩風靡一時，不但徹底拋棄了古典詩歌的格律，甚至連古漢語都完全扔掉了。但是，當我們讀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和戴望舒的《雨巷》，還能感覺到古典詩歌的韻味和意境。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戴望舒認為這是壞事，既然是“革命”，就該和舊世界劃清界限，不能藕斷絲連。所以戴望舒後期寫詩，努力的方向是讓詩歌擺脫音樂性。簡單講，就是拋棄韻律，既不能在句子的結尾押韻，也不能讀出明顯的抑揚頓挫。他相信，擺脫了音樂性的詩才是純粹的詩。
但是，這種純粹的詩在普通讀者看來，只不過是分了行的散文。今天沒人記得這些純粹的詩了，提起戴望舒來，大家想到的還是那首有著悠揚韻律的《雨巷》。
在徐志摩和戴望舒之外，還有一派人更喜歡復古。他們照舊像唐朝人一樣寫詩，用唐朝人愛用的意象、典故、格律，不太介意會不會有梁啟超那樣的人說他們的詩讀起來似曾相識。
結果，這樣的詩反而比“詩界革命”的作品更容易流傳，比如郁達夫的一首七律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喜愛：
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
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舊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間偶談時事，嗒然若失，為之銜杯不飲者久之。或問昔年走馬章臺，痛飲狂歌，意氣今安在耶，因而有作。）
這首詩是在日軍侵華的背景下寫的，事情是新的，局面是古來未有的，但語言全是舊的，新與舊之間並沒有任何違和感。我們可以相信，如果屈原、杜甫、陸游生在郁達夫的時代，也會寫出這樣的詩。詩裡描寫現代戰爭，用“雞鳴風雨海揚塵”這樣的句子竟然也完全夠了。
“雞鳴風雨”出自《詩經》裡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古人常用這個意象表現君子在黑暗而動盪的時局裡激揚奮發。“海揚塵”比喻戰火，出自《北史·高允傳》：北魏孝莊帝在黃河岸邊送別高氏兄弟，說將來萬一京城發生變故，希望高氏兄弟可以“為朕河上一揚塵”，也就是帶兵過來助戰。
看來，面對新局面，古老的意象竟然完全夠用，並不需要引入飛機、大炮這些更加“貼近生活”的新意象。
再看同時代的詩僧蘇曼殊在日本寫的一首七絕：
《本事詩》十首之六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這首詩用到了一個罕見的意象：尺八，它是簫的一種，蘇曼殊自己做了一個註釋，意思是說：日本的尺八和中國的洞簫略有差別，尺八的曲目有《春雨》，悽迷哀傷，日本僧人有專門吹尺八化緣的。
還有一個不算新意象的新意象，就是櫻花。唐詩早就寫過櫻花，只是很少，比如李商隱的“櫻花永巷垂楊岸”，薛昭蘊的“唱後櫻花葉裡無”，但蘇曼殊筆下的櫻花是日本的標誌，雖然還是櫻花，但含義和唐詩裡的櫻花已經不同了。
重要的是，這兩個半新不新的意象，完全是古典調性的，沒有半點工業文明的影子。
看了郁達夫和蘇曼殊的詩，難免生出這樣的疑問，難道“詩界革命”走錯了路嗎？
是的，真的走錯了路。
《莊子》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生命有限，知識無窮，如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窮的知識，人是禁受不起的。
這個道理也許並不適合用在求知的問題上，但很適合詩歌。中國古典的詩歌傳統是抒情詩。抒情詩長於言情，短於記事。
情有盡而事無窮，如果用詩歌不斷描寫新事物，那就註定會“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詩界革命”的風雲人物們做的正是這樣的事，不斷把新事物入詩，諸如電報、照片、留聲機……假如他們堅持到今天，五七言的詩裡一定會有轉基因、互聯網、自媒體這些詞的。
敘事傳統與抒情傳統
只要看出這層道理，就容易明白所謂“詩界革命”，是讓詩歌承擔更多的記事功能。事實上，黃遵憲的詩正是以記事見長的，很擅長描寫域外的風土人情。在他的所有詩歌裡，最為梁啟超激賞的還不是《今別離》，而是一首敘事長詩《錫蘭島臥佛》。
這首詩是黃遵憲出使英國，途經錫蘭，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的時候寫的，堪稱五言古體詩的鴻篇鉅製。全詩一共四百多句，兩千多字，雖不敢說“後不見來者”，至少做到了“前不見古人”。
全詩基本貫穿出一部佛教史，又從佛教講到世界格局和政治時事。在黃遵憲的創作裡，這只是眾多大製作之一。他還寫過《紀事》八章，內容更新奇，是講美國的總統選舉。
梁啟超之所以推崇這樣的詩，並不是單純從詩歌審美本身，而是從中國和西方詩歌傳統的差異來說的。在他看來，《荷馬史詩》是西方詩歌的發端，後來莎士比亞、彌爾頓那些大詩人也跟著寫長詩，動不動就是幾萬字。文采好不好先不論，至少氣勢駭人。
中國樣樣不如西方，只有文學能和西方抗衡。而在文學領域裡，被人傳誦的長詩無非只有杜甫的《北征》和韓愈的《南山詩》，論氣勢到底還差了些。古詩《孔雀東南飛》一千七百多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然好，但內容只是情情愛愛，對世運毫無影響。現在終於出現了一位黃遵憲，梁啟超覺得，中國詩壇有希望了！
我以為，梁啟超的思路完全搞錯了方向。他沒能看清，《荷馬史詩》在中國的對應物並不是詩歌，而是評書和評彈。今天你可能很難理解評書和詩有什麼關係，但只要你接觸過傳統評書，就會知道評書藝人會背誦大量的刀槍贊、盔甲贊，既鏗鏘又華麗，那才是傳統評書的精髓。
傳統相聲《文章會》很多人都聽過，那裡邊的大段貫口就是來自評書的“贊”。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荷馬史詩》，你就會明白它不是文人創作，而是民間說唱藝術，只不過劉備和曹操變成了赫克託耳和阿喀琉斯。
我們知道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歌，有現實主義精神，尤其呈現了安史之亂的歷史風貌。但詩史不同於史詩，杜甫的詩和《荷馬史詩》完全不是一類。
小結
今天我們只要拋開民族感情帶來的偏見，單純從詩歌審美本身來看問題，首先會發現梁啟超舉的那兩個例子，杜甫的《北征》和韓愈的《南山詩》，和西方的敘事長詩並不相類。
如果讓我來選，我會選白居易的《長恨歌》。但即便是《長恨歌》，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並不豐富，對事件的跌宕起伏也沒有渲染得足夠扣人心絃，因為這不是古漢語的詩歌形式所擅長的。
刻畫人物，渲染情節，這都需要相對精確的語言，而古漢語是模糊的，被詩歌形式限定住的古漢語就更模糊了。
正是因為模糊性，才使中國古典詩歌成為一種“慢語言”，通過不同的意象和不同的意象組合讓讀者去腦補、去意會。意象之美恰恰是中國古典詩歌最精華的部分。
閱讀更多 Ding歷史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