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上一篇，我对比了黄遵宪的《今别离》和孟郊的《车遥遥》。其实，孟郊的诗无非是唐诗里边常见的样子，黄遵宪的诗却在晚清吹来了一股新风。
但是，今天读诗的人里，大多数不要说没读过“诗界革命”的作品，就连“诗界革命”这个名词都没听说过。
这篇文章，我就来谈谈诗界革命的成与败，来跟你探讨，晚清的这场诗歌革新，究竟有没有可能挽救古典诗歌。
诗界革命之后的革命
黄遵宪本人很不喜欢梁启超给自己贴上的“革命”标签。在他看来，“革命”是个贬义词，他说，自己写的诗只能算是维新，绝对不算革命。
梁启超当然觉得委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释革》，解释说所谓“革命”，并不是黄遵宪和其他很多人所理解的那个旧意思，而是英语的revolution，不一定非要有暴力和破坏。尽管梁启超费心解释，但没办法，多数人还是从暴力和破坏的意义上来理解所谓“革命”概念了。
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其实并没有能够挽救古典诗歌的颓势，在他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暴力版的“诗界革命”真的开始了。
口语化的新诗风靡一时，不但彻底抛弃了古典诗歌的格律，甚至连古汉语都完全扔掉了。但是，当我们读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戴望舒的《雨巷》，还能感觉到古典诗歌的韵味和意境。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戴望舒认为这是坏事，既然是“革命”，就该和旧世界划清界限，不能藕断丝连。所以戴望舒后期写诗，努力的方向是让诗歌摆脱音乐性。简单讲，就是抛弃韵律，既不能在句子的结尾押韵，也不能读出明显的抑扬顿挫。他相信，摆脱了音乐性的诗才是纯粹的诗。
但是，这种纯粹的诗在普通读者看来，只不过是分了行的散文。今天没人记得这些纯粹的诗了，提起戴望舒来，大家想到的还是那首有着悠扬韵律的《雨巷》。
在徐志摩和戴望舒之外，还有一派人更喜欢复古。他们照旧像唐朝人一样写诗，用唐朝人爱用的意象、典故、格律，不太介意会不会有梁启超那样的人说他们的诗读起来似曾相识。
结果，这样的诗反而比“诗界革命”的作品更容易流传，比如郁达夫的一首七律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喜爱：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
这首诗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写的，事情是新的，局面是古来未有的，但语言全是旧的，新与旧之间并没有任何违和感。我们可以相信，如果屈原、杜甫、陆游生在郁达夫的时代，也会写出这样的诗。诗里描写现代战争，用“鸡鸣风雨海扬尘”这样的句子竟然也完全够了。
“鸡鸣风雨”出自《诗经》里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古人常用这个意象表现君子在黑暗而动荡的时局里激扬奋发。“海扬尘”比喻战火，出自《北史·高允传》：北魏孝庄帝在黄河岸边送别高氏兄弟，说将来万一京城发生变故，希望高氏兄弟可以“为朕河上一扬尘”，也就是带兵过来助战。
看来，面对新局面，古老的意象竟然完全够用，并不需要引入飞机、大炮这些更加“贴近生活”的新意象。
再看同时代的诗僧苏曼殊在日本写的一首七绝：
《本事诗》十首之六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首诗用到了一个罕见的意象：尺八，它是箫的一种，苏曼殊自己做了一个注释，意思是说：日本的尺八和中国的洞箫略有差别，尺八的曲目有《春雨》，凄迷哀伤，日本僧人有专门吹尺八化缘的。
还有一个不算新意象的新意象，就是樱花。唐诗早就写过樱花，只是很少，比如李商隐的“樱花永巷垂杨岸”，薛昭蕴的“唱后樱花叶里无”，但苏曼殊笔下的樱花是日本的标志，虽然还是樱花，但含义和唐诗里的樱花已经不同了。
重要的是，这两个半新不新的意象，完全是古典调性的，没有半点工业文明的影子。
看了郁达夫和苏曼殊的诗，难免生出这样的疑问，难道“诗界革命”走错了路吗？
是的，真的走错了路。
《庄子》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生命有限，知识无穷，如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穷的知识，人是禁受不起的。
这个道理也许并不适合用在求知的问题上，但很适合诗歌。中国古典的诗歌传统是抒情诗。抒情诗长于言情，短于记事。
情有尽而事无穷，如果用诗歌不断描写新事物，那就注定会“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诗界革命”的风云人物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不断把新事物入诗，诸如电报、照片、留声机……假如他们坚持到今天，五七言的诗里一定会有转基因、互联网、自媒体这些词的。
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
只要看出这层道理，就容易明白所谓“诗界革命”，是让诗歌承担更多的记事功能。事实上，黄遵宪的诗正是以记事见长的，很擅长描写域外的风土人情。在他的所有诗歌里，最为梁启超激赏的还不是《今别离》，而是一首叙事长诗《锡兰岛卧佛》。
这首诗是黄遵宪出使英国，途经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时候写的，堪称五言古体诗的鸿篇巨制。全诗一共四百多句，两千多字，虽不敢说“后不见来者”，至少做到了“前不见古人”。
全诗基本贯穿出一部佛教史，又从佛教讲到世界格局和政治时事。在黄遵宪的创作里，这只是众多大制作之一。他还写过《纪事》八章，内容更新奇，是讲美国的总统选举。
梁启超之所以推崇这样的诗，并不是单纯从诗歌审美本身，而是从中国和西方诗歌传统的差异来说的。在他看来，《荷马史诗》是西方诗歌的发端，后来莎士比亚、弥尔顿那些大诗人也跟着写长诗，动不动就是几万字。文采好不好先不论，至少气势骇人。
中国样样不如西方，只有文学能和西方抗衡。而在文学领域里，被人传诵的长诗无非只有杜甫的《北征》和韩愈的《南山诗》，论气势到底还差了些。古诗《孔雀东南飞》一千七百多字，号称古今第一长诗，诗虽然好，但内容只是情情爱爱，对世运毫无影响。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黄遵宪，梁启超觉得，中国诗坛有希望了！
我以为，梁启超的思路完全搞错了方向。他没能看清，《荷马史诗》在中国的对应物并不是诗歌，而是评书和评弹。今天你可能很难理解评书和诗有什么关系，但只要你接触过传统评书，就会知道评书艺人会背诵大量的刀枪赞、盔甲赞，既铿锵又华丽，那才是传统评书的精髓。
传统相声《文章会》很多人都听过，那里边的大段贯口就是来自评书的“赞”。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荷马史诗》，你就会明白它不是文人创作，而是民间说唱艺术，只不过刘备和曹操变成了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
我们知道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歌，有现实主义精神，尤其呈现了安史之乱的历史风貌。但诗史不同于史诗，杜甫的诗和《荷马史诗》完全不是一类。
小结
今天我们只要抛开民族感情带来的偏见，单纯从诗歌审美本身来看问题，首先会发现梁启超举的那两个例子，杜甫的《北征》和韩愈的《南山诗》，和西方的叙事长诗并不相类。
如果让我来选，我会选白居易的《长恨歌》。但即便是《长恨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并不丰富，对事件的跌宕起伏也没有渲染得足够扣人心弦，因为这不是古汉语的诗歌形式所擅长的。
刻画人物，渲染情节，这都需要相对精确的语言，而古汉语是模糊的，被诗歌形式限定住的古汉语就更模糊了。
正是因为模糊性，才使中国古典诗歌成为一种“慢语言”，通过不同的意象和不同的意象组合让读者去脑补、去意会。意象之美恰恰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精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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