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上半葉，伴隨著沙俄對我國西北邊疆侵略的步步深入，俄羅斯人遷入新疆，形成大漫布、小聚居的局面。1917年十月革命後，又有大批俄羅斯人逃入新疆定居下來。這些俄羅斯人絕對數量不多，僅佔新疆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們積極地融入近代新疆的社會生活，最終形成新疆的俄羅斯族。
中國俄羅斯族
19世紀開始遷入西域
俄羅斯人定居新疆，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上半葉。18世紀，沙俄東正教內部舊教與新教鬥爭十分激烈，彼得大帝竭力支持新教，其太子則擁護舊教，反對新教。結果，舊教被殘酷鎮壓，無數舊教徒被迫出逃。這些來自伏爾加河支流——克爾熱涅茨河流域的舊教徒及其後裔被稱作吉爾加克人，他們一部分躲到烏拉爾的深山老林，一部分經過哈薩克頭人喀喇烏斯滿臺吉的允許，在阿勒泰布爾津的禾木、衝乎爾一帶定居下來，逐漸形成俄羅斯村落。人口日益增長，由最初的500多人增加到4000餘人。後來一部分人遷居喀納斯海流灘和哈巴河一帶。
1851年8月，沙俄利用欺詐手段強迫清政府簽訂《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先後在伊犁、塔城、烏魯木齊等地建立了貿易圈，根據條約，俄羅斯商人可在貿易圈內蓋房、存貨、居住、放牧、圈定墳地，而且免稅通商，再加上領事的處處庇護。條約簽訂後，遷入新疆的俄羅斯商人不斷增多。貿易圈周圍逐漸形成俄羅斯聚居區。比如當年塔城西北，文化街以南、人民公園以北是俄羅斯族聚居區；烏魯木齊南門外，以沙俄領事館為中心，北至二道橋、南至三屯碑、東至延安路、西至新華路，形成了俄商居住區和貿易市場。
阿古柏入侵新疆期間，俄國於1871年以“代收代守”的名義出兵佔領伊犁。為了加強實力，沙俄將大批俄羅斯人遷居伊犁，其中主要是商人，他們壟斷了伊犁各地城鄉牧區的商業貿易。同時，俄羅斯人利用戰亂在整個天山以北地區自由活動。在沙俄看來，這是他們在中國西部地區進行貿易的“黃金時代”。天山以南雖然也有俄羅斯人，但受俄國與阿古柏關係的影響，更多的俄羅斯商人對經營南疆貿易裹足不前。
清政府收復新疆後，在各地經濟的恢復和重建中，俄羅斯商人利用佔有伊犁的優勢捷足先登。1879年，北疆重鎮庫爾喀喇烏蘇有80多家俄國人開的店鋪，本年度內的貿易額高達200萬盧布。庫爾喀喇烏蘇一地就有這樣高的貿易額，伊犁地區俄商貿易的規模之大可以想見。有人評價說：“儘管他（左宗棠）取得了勝利並且俄國人最後撤離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地區，但俄國早就在經濟上控制整個新疆了”。而這種控制又恰恰是通過遷居新疆的俄羅斯商人來實現的。
1881年2月，中俄簽訂《伊犁條約》和《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免稅範圍擴大到新疆全境，設領區域增加了吐魯番，後改為烏魯木齊，凡設領事的城市都劃定了貿易圈，開闢了新的通商路線等，給予了俄羅斯人更多更大的特權。新疆的俄羅斯人數量急劇增加，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勢力也進一步壯大。
19世紀20年代，蒙古地區，出沒在荒漠中的俄人商隊。
以塔城和伊犁為例。塔城1883年劃撥貿易圈時其面積有380多畝，後來貿易圈擴展為一條狹長的地段，長約一俄裡，寬約半俄裡，面積超過 1883年面積的三倍多。謝彬看到的塔城貿易圈“周約八里，自東而西，橫亙漢滿二城之北”。而在俄國佔領伊犁時期，就有大量俄國商人居住，中國收復伊犁後，一部分商人回俄國去了，但還有不少人留了下來。在伊犁剛設立領事館的時候，那裡的俄國僑民區的規模就已相當可觀了。到了1911年，寧遠縣共有俄國僑民890家。城外他們原居住的三段僑民區也向四處擴展，基本連成一片，從北面和東面包圍了寧遠城。特別是位於金頂寺領事館周圍的僑民區發展更快，修建了一排排整齊的住房，街道筆直，綠樹成蔭。
20世紀初，沿邊一帶，特別是伊犁、塔城已開始出現俄羅斯化的跡象。橘瑞超在塔城看到“俄國人的勢力在這裡影響很大，通行俄語、俄文。純粹的俄羅斯人，在街上散步遊玩，感覺像是走在俄國偏僻的鄉村。”“今日塔城的建設，其情調不似迪化，其風光不若伊犁，十足的俄國化。”伊犁也是如此，謝彬來新疆時，“度量衡法公佈已久，農商部度量衡製造所亦已成立，而伊寧的商場用器，度曰當子（值我二尺），衡曰哈塔克（當我十一兩），皆俄器也。賬簿、算盤、銀錢、貨單，皆俄式也。發售俄國商品，沿用俄國習慣，求之形式，無一有類華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解放前。
十月革命後大規模湧入新疆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後，俄國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對俄羅斯人遷居新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沙俄垮臺，之前在新疆的俄羅斯人失去了政治、經濟上的特權，不得不開始“歸化”中國；另外，又有一大批俄羅斯人紛紛遷來新疆。
在蘇俄為鞏固政權而進行的國內戰爭中，大批俄羅斯族白軍官兵和難民湧入新疆。當時退入伊犁、塔城一帶的白俄殘軍約兩萬餘人。這是俄羅斯人遷居新疆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一次，以此為基礎構成新疆俄羅斯族的基本來源。他們中有的人定居農村從事農牧業生產，有的在伊犁、塔城、烏魯木齊落戶。俄羅斯人自身具有的較高素質使他們的生活很快超過當地居民，這也與當時主政新疆的楊增新對他們的寬容政策分不開。
退入新疆的白俄殘軍。
楊增新多次與蘇俄交涉，要求送回敗兵和難民，塔城先後遣返敗兵4529人，其中150名軍官，留下了5716人；伊犁遣返3780人，留下1170人。留下的俄羅斯人，楊增新除了發給他們必要的救濟外，還積極設法安置：定居農村務農的，令各地官員給他們分撥土地，發給耕畜和籽種；落戶城鎮的，給他們謀生的自由。無論是城鎮還是鄉村的白軍和難民，不登記戶籍，他們甚至擁有自治權一一有權自選鄉領（或商總）。此外，不為他們另設官吏，也不向他們徵收租賦捐稅。只要他們安分守己，一切不聞不問。楊增新的這些措施，有利於俄羅斯人的安定和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些俄羅斯人穩定了，那麼新疆才不會發生新的亂子。
1930年，蘇聯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與新疆相鄰的地區出現饑饉，又有大批俄羅斯人或在集體化中受到打擊或因饑荒逃來新疆。1929年12月23日，塔城行政長黎如海報告稱：“近來此項私行入境外人較前日益增多……間亦有斯拉夫族之男女，且有攜帶眷屬大小男女及其自有牛羊牲畜而來者。雖勒令沿邊各卡嚴行查阻，但來者如此之多，官廳視察難周深，恐入境內而不能查獲者亦不乏其人”。另據鎮守塔城的陳繼善告知，“蘇聯境內的一些民眾私逃至塔城者每日不下千餘人，地方政府無法禁止，人口增加，食糧減少，價格尤昂於附近其他”。
各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3年。大批俄羅斯人通過博樂、霍城、察布查爾、塔城等地沿邊一帶成批湧入新疆。他們進人新疆後，多數分佈在北疆的城鎮及郊區，有的地方形成了俄羅斯村，如伊寧縣的託合拉克，特克斯縣的卡拉塔拉，新源縣的阿拉吐伯，尼勒克縣的吾拉斯臺，鞏留縣的莫合，霍城縣的大西溝、蘆草溝，布爾津縣的紅莫河、衝戶爾、海流灘，額敏縣的烏什水，塔城的克孜別提和伊寧市的艾林巴克。
格里戈裡·米哈伊洛維奇·謝苗諾夫
此外，隨同華僑定居新疆的俄羅斯族眷屬也是構成新疆俄羅斯族的基本來源之一。早在清末，有不少山東、河北等地的農民輾轉到了西伯利亞。一戰期間，俄國又從東三省招募了許多華工開發遠東地區。因此，遠東地區成為旅蘇華僑比較集中的地方。這些華僑娶俄羅斯族女子為妻，生有子女，有的甚至居留了數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炮製偽滿洲國，侵略矛頭直指我國華北和蘇聯遠東地區。因為這些華僑多數是從東三省過去的，相貌與東三省的日、偽軍相同，在偽滿洲國境內又多有親戚關係，受到蘇聯當局的懷疑。從1932年起，蘇聯出於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強行將他們分批遣送新疆。所以，從1932年到1938年，大批旅蘇華僑回到新疆。據估計，1932年到1938年間，經伊犁被遣送國的華僑有9000餘人，經塔城回國的有10000餘人。這些人帶了相當數量的俄羅斯族妻子回國。目前，新疆的俄羅斯族許多是這些歸國華僑的俄羅斯族妻子及其兒孫。
遷居新疆的俄羅斯人歸化中國
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曾照會中國政府外交部：“在華舊俄僑民，未經蘇俄政府授予蘇俄公民職權，不準濫稱俄民”。據此，中國政府將所有在華未加入蘇俄國籍的舊俄僑民“照無約國人民待遇”。於是，在華舊俄僑民成了“無國籍者”。這些失去了特權的俄籍僑民擔心生命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紛紛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時稱“歸化”。這樣，繼俄羅斯人遷居新疆的浪潮之後，又形成了加入中國籍的浪潮，並持續了十餘年。
從1920年下半年起，新疆省政府開始以“無國籍者”名義先接受有財產的俄籍僑民加入中國籍。新疆省政府規定，凡申請“歸化”的俄僑必須履行以下手續：1、提供書面申請（即“願書”），聲明自願改歸中國國籍；2、填寫個人簡歷和財產狀況表；3、有兩名以上中國公民出證作保，並提供書面保證（又稱“甘結”或“切結”）；4、新疆省政府簽署意見，報中華民國內務部批准生效。後來，俄籍小販、平民也被接納入華籍。
金樹仁主政新疆時，新疆省政府對遷居新疆的未入籍的俄羅斯人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要求他們或辦理“歸化”手續，或向當地政府申請居留證和營業執照。許多俄羅斯人申請了居留證和營業執照，取得了暫住新疆、從事工商業的權利。另一部分俄羅斯人則辦理了“歸化”手續，取得了中國籍。據1930年至1931年《新疆政府公報》公佈：該年度烏魯木齊辦理“歸化”手續的俄羅斯人有56戶，計207人；塔城辦理“歸化”手續的有90戶，計288人。伊犁未公佈具體數字，但當地的俄羅斯人更多，辦理“歸化”手續者不會比烏魯木齊和塔城少。
盛世才於1934年召開新疆第一次民眾代表大會，已加入中國籍的俄羅斯人以“歸化族”的名義出席了會議。1935年，新疆召開第二次民眾代表大會，會議對新疆各少數民族的劃分和稱謂做了具體規定，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案。其中，加入了中國籍的俄羅斯人和其他歐洲人被冠以“歸化族”的名稱成為新疆十四個民族之一（當時伊犁地區的維吾爾族——塔蘭奇人被單劃一族）。從此，俄羅斯族正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新中國成立後，遵照加入中國籍的俄羅斯人的意願，廢除了“歸化族”這一名稱，改稱俄羅斯族。
截至1944年，新疆省警務處統計新疆有俄羅斯人19392人，主要集中在緊靠中蘇邊界的北疆地區，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就有18317人，佔新疆俄羅斯族總人口的94％。俄羅斯人最大的聚居區在伊寧，佔24％，其次是塔城，佔13％，第三是烏蘇，佔12％。
解放後的俄羅斯族
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國關係迅速發展。因為蘇聯經濟發展迅速，人們生活水平較高，這對居住在新疆的俄羅斯族有很大的吸引力。1954年至1955年，根據中蘇兩國達成的協議，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區成立了“協助蘇僑歸國委員會”，專門處理此事。當時，我國對蘇僑及無國籍僑民的態度是：無論蘇僑或無國籍僑民或蘇僑之中國籍家屬，凡申請回國，經蘇方批准者均準其回國。在這種情況下，大批蘇僑、無國籍者、中國籍家屬通過合法手續返回蘇聯。
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蘇方撤走技術專家和人員。當時正值國內經濟困難時期，再加上蘇聯反華宣傳和領事館人員煽動，本來已定居新疆的俄羅斯族中又掀起了返蘇的高潮，分三批從霍爾果斯口岸出境。1961年、1964年，伊寧市先後給無國籍的俄羅斯“四教派”（東正教四個派別）者30戶73人辦理了遷往澳大利亞的手續，還給64戶323人辦理了遷往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的手續。文革期間，新疆的俄羅斯族受到“反修防修”的影響，紛紛隱瞞自己的民族成分，改為漢族或者其他少數民族。也有一部分遷居澳大利亞等國。
改革開放以來，俄羅斯族人口有所上升，一部分人陸續恢復了民族成分，還有相當數量的俄羅斯族與漢族通婚的後代選擇了俄羅斯族族籍。
隨著人口的外遷，曾經的俄羅斯村落和聚居區也隨之解體。比如1830年前後遷居阿勒泰禾木、喀納斯、衝乎爾和海流灘等地，形成村落的吉爾加克人，大部分遷往澳洲，這些村落也隨之消失；原居住烏魯木齊、伊犁、塔城等貿易圈領事館周圍的俄羅斯族，隨著貿易圈解體，領事館撤銷，其聚居區也煙消雲散。所以現在新疆沒有一個純粹的俄羅斯族村落，但比較集中的雜居地有塔城二工鎮、克孜別提，鞏留的綜合農場、新源的阿熱託別，阿勒泰的衝乎爾。
新疆俄羅斯族的文化變遷
在飲食習慣上，傳統的俄羅斯族主食為列巴、雞蛋煎餅（布里內）、發麵煎餅（阿拉幾）、油炸包子（比拉什給），副食有肉、蛋、香腸、牛奶、黃油等。俄羅斯族定居新疆後，他們在原有烹飪基礎上，吸收融合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經驗，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疆俄羅斯族飲食文化。比如，既吃饃饃、油餅子、饢等中國食物，也吃列巴、蘇波湯等俄式食物；既會用刀叉，也會用筷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俄式食品，只有老人才會做，年輕人基本上與漢族飲食無異。
中國俄羅斯族歡度巴斯克節
新疆原來只有兩軲轆馬車（或牛車），一次能拉三四百公斤，噸位小、速度慢，俄羅斯族移民帶來了雙馬槽子車，而且將工藝傳授給當地匠人。這種馬車可以拉一噸半，而且速度快，穩當。這對新疆的遠距離運輸來說，無疑是個寶貝，直到解放初，仍然發揮著巨大的運輸作用。與此同時，還出現過一種更高級的四輪轎式馬車（科里亞什卡），由於製造工藝複雜，新疆本地一直未能生產，很快在新疆消失了。但是老新疆人都知道這樣的豪華馬車，在喀什、吐魯番等地，有“六棍棍”馬車，俄語叫“哈多克”，就是簡化版的，因車面框架有六根木椽而得名。
俄羅斯人初來新疆時，將火牆堆砌的工藝也一併帶來，之後逐漸被南北疆的各族居民掌握，如今，不少平房冬季仍然使用火牆取暖。此外，家庭紡織、食品加工、鞣製皮革、繡花扎花等手工業也相繼傳入，豐富了當地的技術工藝。婦女的長裙（尤普卡）和連衣裙（布拉吉）受到各族群眾喜愛。如今，這些傳統手工業滲入了更多的現代科技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新疆本無養蜂業，俄羅斯族在新疆馴化野蜂，食用蜂蜜。1910年至1912年，俄商引進了高加索黑蜜蜂，在伊犁河谷的鞏留、新源、伊寧和阿勒泰地區飼養，逐漸形成規模，出產的蜂蜜遠銷內地。
新疆俄羅斯族使用的俄語與俄國一樣，屬於俄羅斯南部方言，只是俗語較多，語調生硬，語速較慢。在同周圍漢族、維族、哈薩克族交往過程中，也受到了影響，基本通用漢語，不少人掌握了維語、哈語、蒙古語。如今，俄語不再是日常用語，而成為家庭內部用語，而且也只在老人與老人之間才有完整的對話。
新疆俄羅斯族與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交錯雜居、交往頻繁，互相通婚。他們吸收了周邊民族的文化，適應了當地，為其自身文化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總之，俄羅斯族遷入新疆是新疆近現代史上特殊的一幕，是俄國的侵略和近代中國的局勢共同造成的，這些俄羅斯人積極融入中國新疆的社會生活，最終形成了新疆的俄羅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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