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何克——為山丹學校奉獻一切的人
朗讀：沈洋
正當學校的發展使我感到滿意時，出現了一個大的打擊。1945年7月的一天，喬治在和學生打籃球時碰破了腳趾，後來腳趾潰爛化膿。喬治說他覺得顎部痠痛，我們先請來當地衛生站站長給他診治。此人不大愛動腦子，他治病主要的辦法就是使病人寬心。“沒關係的，沒關係的。”他說道。他認為這不過是傷風感冒，稍事休息就會好的。傍晚我去學校時，看見喬治坐在那裡，手託著下巴，樣子很痛苦，面前放著饅頭和一碗已經冷掉了的菜湯。喬治說“我想我還是上床睡覺吧，感冒弄得我頭昏腦漲。”可是，他還是做各種各樣的工作，直到我離去。第二天早晨，學生們要步行去焉支山，已決定由我帶隊。我走前去看望喬治，他還沒有起床。他講話的聲音聽來輕快了些。他說：“去吧!你們回來時我就會好些的。我剛離開，他就出現了第一次痙攣，於是派人把我叫了回來。這時，我們才斷定他患的是破傷風，並開始進行搶救。我咒罵自己沒有意識到舊屋的泥土地是細菌滋生的場所，因而沒有準備破傷風血清。我們發了瘋似的向遠近各地打電話，但也沒能找到這種血清。對這樣的狼狽境地，喬治和我們一樣感到惱火。
他心情比較平靜時，就讓我念書給他聽。我試唸了幾本書，他都不喜歡。後來，他讓我給他念斯諾的《西行漫記》中他做了標記的段篇，他聽了幾段，微笑地說：“我就是從這裡開始思考許多問題的。”後來，他說：“念一下《共產黨宣言》!就在那邊那本《馬克思主義手冊》裡.”因此，我給他念了幾次，他說：“講得很有道理。”說著便睡著了，不多久又在一陣痙攣中醒來。那天，兩個學生範文海和樊國強同我一起值班看護著他，他要了筆和紙來寫道：“把我的一切送給培黎學校。”這兩人當時在場。喬治說：“我想我會熬過來的，但人總要有個準備。”經過徐大夫治療，他的病情有所好轉，可是給他進行石炭酸脊椎骨注射時卻注射不進去。這樣折騰了許久，當從山裡回來的第一批學生開始走進院子的時候，他顯得平靜和輕鬆起來了，直到他突然室息，與世長辭。孩子們衝進屋裡，想讓喬治起死回生，用他教給的搶救溺水者的辦法進行搶救。後來，他們猛然意識到他真的死了，便悄悄地出去，失聲痛哭。
這位能幹而生氣勃勃的年輕校長死得那樣突然，我們簡直不敢信以為真。我們懷著沉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校南門外靠近弱水河的一塊荒地上。孩子們身穿白短褂、藍短褲，肅立在周圍。南山在綠樹叢中呈現出白色，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孩子們也像木頭人一樣站著。葬禮結束後孩子們搶過鐵鍬，奮力築起了一個墓堆，便離開了。第二天一大早，喬治心愛的兩個養子老三和老四同炊事員老俞來到墳地，在墳上放了一些咖啡和饅頭，在那裡坐了很久很久。
我們在他的墓旁蓋了一座涼亭，在墓兩側各豎起一個籃球架。後來我們還在墓地周圍建立了一個毛紡組以及造紙、玻璃和瓷器組。我們認為，這是對他最好的紀念。7月22日從此成了我們的假日，學生們開展遊藝活動，在河裡游泳，度過愉快的一天，作為一位傑出的校長和革命工作者，何克一直在鼓舞著孩子們。有一次他用中文寫過一首歌：“我們在山丹獲得新生，我們堅持在這裡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對山丹和學校確實懷著無限的愛。他要把它發展成為一所為普通人開辦的大學，從根本上為新社會增添力量。我想對他最好的墓誌銘莫過於：“他的一生和工作，將使原來寸草不生的地方變得芳草如茵。”喬治去世後，他的事蹟人們寫了許多。起初，他最親近的同志們老是念叨：“假使這樣的話就……”或“假使那樣的話就……”但一個熟知他的人寫道：“生命的規律是不允許有‘假使’的。我想喬治也不會喜歡這種毫無意義的推測。對他來說，事情是怎麼樣就是怎麼樣。他意識到人民的痛苦和悲傷。他看到他的朋友們死去，看到他們的希望破滅。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這樣；生生死死，他就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喬治去世後，我決定留在山丹，設法把工作繼續下去，一直到1947年。那一年，我去上海討論“工合”出現的財政困難局面，結果是把蘭州培黎學校的60名學生遷往山丹，蘭州的學校就此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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