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何克——为山丹学校奉献一切的人
朗读：沈洋
正当学校的发展使我感到满意时，出现了一个大的打击。1945年7月的一天，乔治在和学生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后来脚趾溃烂化脓。乔治说他觉得颚部酸痛，我们先请来当地卫生站站长给他诊治。此人不大爱动脑子，他治病主要的办法就是使病人宽心。“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说道。他认为这不过是伤风感冒，稍事休息就会好的。傍晚我去学校时，看见乔治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样子很痛苦，面前放着馒头和一碗已经冷掉了的菜汤。乔治说“我想我还是上床睡觉吧，感冒弄得我头昏脑涨。”可是，他还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我离去。第二天早晨，学生们要步行去焉支山，已决定由我带队。我走前去看望乔治，他还没有起床。他讲话的声音听来轻快了些。他说：“去吧!你们回来时我就会好些的。我刚离开，他就出现了第一次痉挛，于是派人把我叫了回来。这时，我们才断定他患的是破伤风，并开始进行抢救。我咒骂自己没有意识到旧屋的泥土地是细菌滋生的场所，因而没有准备破伤风血清。我们发了疯似的向远近各地打电话，但也没能找到这种血清。对这样的狼狈境地，乔治和我们一样感到恼火。
他心情比较平静时，就让我念书给他听。我试念了几本书，他都不喜欢。后来，他让我给他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做了标记的段篇，他听了几段，微笑地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思考许多问题的。”后来，他说：“念一下《共产党宣言》!就在那边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里.”因此，我给他念了几次，他说：“讲得很有道理。”说着便睡着了，不多久又在一阵痉挛中醒来。那天，两个学生范文海和樊国强同我一起值班看护着他，他要了笔和纸来写道：“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这两人当时在场。乔治说：“我想我会熬过来的，但人总要有个准备。”经过徐大夫治疗，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可是给他进行石炭酸脊椎骨注射时却注射不进去。这样折腾了许久，当从山里回来的第一批学生开始走进院子的时候，他显得平静和轻松起来了，直到他突然室息，与世长辞。孩子们冲进屋里，想让乔治起死回生，用他教给的抢救溺水者的办法进行抢救。后来，他们猛然意识到他真的死了，便悄悄地出去，失声痛哭。
这位能干而生气勃勃的年轻校长死得那样突然，我们简直不敢信以为真。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校南门外靠近弱水河的一块荒地上。孩子们身穿白短褂、蓝短裤，肃立在周围。南山在绿树丛中呈现出白色，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孩子们也像木头人一样站着。葬礼结束后孩子们抢过铁锹，奋力筑起了一个墓堆，便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乔治心爱的两个养子老三和老四同炊事员老俞来到坟地，在坟上放了一些咖啡和馒头，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
我们在他的墓旁盖了一座凉亭，在墓两侧各竖起一个篮球架。后来我们还在墓地周围建立了一个毛纺组以及造纸、玻璃和瓷器组。我们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7月22日从此成了我们的假日，学生们开展游艺活动，在河里游泳，度过愉快的一天，作为一位杰出的校长和革命工作者，何克一直在鼓舞着孩子们。有一次他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对山丹和学校确实怀着无限的爱。他要把它发展成为一所为普通人开办的大学，从根本上为新社会增添力量。我想对他最好的墓志铭莫过于：“他的一生和工作，将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乔治去世后，他的事迹人们写了许多。起初，他最亲近的同志们老是念叨：“假使这样的话就……”或“假使那样的话就……”但一个熟知他的人写道：“生命的规律是不允许有‘假使’的。我想乔治也不会喜欢这种毫无意义的推测。对他来说，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意识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他看到他的朋友们死去，看到他们的希望破灭。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生生死死，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乔治去世后，我决定留在山丹，设法把工作继续下去，一直到1947年。那一年，我去上海讨论“工合”出现的财政困难局面，结果是把兰州培黎学校的60名学生迁往山丹，兰州的学校就此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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