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影视剧在塑造古代帝王时，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不是热衷于“窥探”帝王勾心斗角的后宫家庭生活，便是“捏造”其传奇、波折、凄美、感天动地的狗血爱情故事。当帝国发生灾害时，他们似乎大笔一挥交代下去，就万事大吉了，这其实是对他们最深的误解，因为，在灾害发生时，他们真的挺忙的，既没空和妻妾斗心眼儿，也没空谈恋爱……
影视剧中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剧照
一、首先——认错
自然灾害的发生，并不是人为可控制的，与皇帝本人真的没啥内在关系。但是，当发生灾害时，皇帝们却首先跳出来认错。
皇帝为什么要认错呢？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灾害的发生是"天灾示警"，而"代天理政"的皇帝，自然要为灾害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不仅百姓这么认为，连皇帝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唐代宗时期曾发生过一起严重蝗灾，监察御史陆贽拟了一封诏书——《蝗虫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部分内容如下：
"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自去岁已来，灾沴仍集，雨泽不降，延历三时，虫蝗既臻，弥亘千里……本其所以，罪实在予，百姓何辜，重遭殍馁......朕避正殿不御，百僚奏事，并于延英处分。尚食进膳，宜更节减。百司不急之务，一切且除。诸军将士外，自余应食官粮人，及诸色用度等，并委本使长官商量，权行停减，以救荒殖……除正税、正役外，征科差遣，并宜禁绝。非交相侵夺，寻常诉讼，不须追扰，务且息人。京畿内外及京兆府诸县见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内及河中、同州界，应有因战阵杀戮，遗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长吏随事埋瘗。"
从这则诏书中可以得知以下两点信息：
（1）态度："忧心如焚，深自刻责"，皇帝表明自己对灾难十分忧心，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往日的行为，很是自责。
（2）反省内容：如下表所示。
皇帝从刑法、赋税、军事、浪费等方面反省自身，态度十分诚恳，对百姓所受的深重灾难表示痛心、同情和自责，"百姓何辜，重遭殍馁"。
反省完毕后，皇帝开始了一项操作——避正殿。
所谓"正殿"，是指皇帝日常办公的地方，象征着皇位。"避正殿"即离开正殿，到其他宫殿办公，象征着"离开"了皇位，作为一种对灾难的"自责"。
这是一种为了显示诚恳的自责做法，皇帝自然不会真的退位。因为不会对皇权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帝国的君王们做起来"得心应手"。
比如唐文宗开成四年的六月，因旱灾，文宗曾"自责"地说道：
"朕为人主，无德及天下，致兹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
他的自责当属唐代帝王之"最"，竟要退位，令臣子令选明君。这话到底是出自肺腑还是惺惺作态，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当时因接连灾害而导致的紧张政局来看，文宗此举是相当明智的。唐代有史记载的正殿如下表所示。
二、少吃点儿——减膳
大灾之年，需要钱来救灾，帝国从上到下提倡节约，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怎么节约呢？少吃点儿！
皇帝的"少吃点儿"可不是寻常人生活中的"少吃点儿"。史书记载，皇帝日常膳食，"一饭之资，亦中人百家之产"，所以皇帝一旦"节俭"起来，省下来的钱粮数目将非常可观。
贞观十一年，洛阳发生水灾，大水冲入洛阳宫城，大量宫寺、住宅被冲毁。唐太宗李世民为此"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不吃肉类，只吃素食。
贞元二年，唐德宗李适因"饥荒"而罢元会，下诏"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
这些都是皇帝们带头"少吃"来践行帝国"节约"风气的实例。在实际情况中，"减膳"通常与"避正殿"共同施行。部分统计如下表所示。
三、少喝点儿——禁酒
唐人尚酒，这在诸多唐诗中便可看出，而酿酒需要粮食，故而唐帝国每年用于酿酒消耗的粮食便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当发生灾荒时，为了节约粮食，自然便会"禁酒"。这种情况在唐代十分普遍。如唐高祖武德二年，高祖李渊下诏："以谷贵"而"禁关内屠酤。"
唐肃宗乾元元年的三月，发生"饥荒"，粮价上涨导致京师"酒贵"，肃宗下诏"禁京城酤酒"，第二年，又发生"饥荒"，肃宗再次下发"禁酤"令，强调"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四、少玩点儿——撤乐、罢宴会
灾荒之年，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作为百姓"君父"的帝王，自然不适合再举办"歌舞升平"的宴会。
如唐高宗上元三年的八月，青州发生大风，齐淄等七州发生水灾，高宗为此下诏停止梨园等娱乐作坊。
贞元二年的正月，德宗"以岁饥罢元会"，贞元十五年，"以年凶，罢中和节宴会......以岁饥，罢三月群臣宴赏。"
放鹰犬是唐代贵族们的"心头好"，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都是该项娱乐项目的热衷者。唐人尚武，喜爱鹰犬，在这上面消耗的人力、物力都相当巨大，大灾之时，自然要暂停这种"声色犬马"的活动。
唐宫宴会图
五、多听听——求直谏
我国有句古话"伴君如伴虎"，说的是：君威难测，在皇帝面前要时刻谨言慎行，因为一旦出错，可能就会陷入官丢身死的下场。
鉴于这一点，官员们一般不敢随便向皇帝谏言，而地方官员更因天高地远，很少有机会向皇帝谏言。但有一个例外，比如在大灾之年。因为这时，皇帝会下诏求取"直言极谏"，这就给官员们一个光明正大和皇帝"交流"的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抒发己见"，"下情"若是能高效"上达"，那么就可以促进皇帝客观了解灾情，从而及时采取救灾，减少百姓的痛苦和帝国的损失，尽快度过灾年。
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共有9位皇帝曾因灾下诏求取直谏。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表可知：
（1）唐前期五位皇帝下诏求取谏言共计17次，唐后期四位皇帝合计9次。虽然史料的记载有可能存在疏漏，但唐前期的皇帝治世之心更加诚恳，政治更为清明是可以肯定的。
（2）太宗一人下诏求取谏言的次数为7，约为总数的25.9%，无愧"善于纳谏"的明君之名。
贞观五年的六月，太宗因旱灾下诏求取谏言，当时马周以家客的身份代替主人常何陈述了二十余条举措。因为这些举措，唐太宗召见了马周，一番交流更加认可他的才能，于是"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
这段佳话说明了，马周由"家客"一跃成为"朝中重臣"正是源于"因灾求谏"的良机。
与"减膳"、"罢宴会"等措施相比，皇帝的"求直言极谏"显然对救灾的意义更加直接、实际。
这一举措的好处至少有以下三点：
- 一些真正有才干的人可以通过有用的谏言引起皇帝的关注，从而获得升迁机会，有助于救灾事宜的高效进行。比如贞观十一年的秋天，洛阳发生水灾，高陵主簿谢偃在奏疏中陈述灾情，得到太宗李世民的欣赏，从而被太宗提拔为弘文馆直学士。马周的例子，也是如此。
- 群臣有了一个谈论政事的直谏机会，针对灾害提出救助措施和改进意见，对政事的清明大有裨益。
- 可以促使居于"庙堂之远"的皇帝了解"真实"的灾害情况，对抗灾具有积极的意义。
虽然这一措施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实际情况是，有些皇帝未必会听取臣下的谏言。比如，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的夏季发生旱灾，侍御史许孟容上疏："为阴阳适然，丰歉前定"，建议"放免税钱及地租"，德宗口头上"物议嘉之"，但行为上"
事不行"。魏征之所以能赢得千古诤臣的美名，与其君主唐太宗李世民的善于纳谏是分不开的。所谓"君明则臣直"，官员进谏成功的前提是其侍奉的君主贤明通达。这也是"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的根本原因。
影视剧中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
六、"裁员"——出宫人
皇帝的后宫里，到底有多少女人呢？
国人提及皇帝时，有句 "后宫佳丽三千"的评语。实际上，"佳丽"若指皇帝"妃嫔"的话，"三千"这个数目多了，比如唐代皇帝们的妃嫔，据史料记载，具有合法妃嫔身份的数目大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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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佳丽"若是指包括妃嫔、宫官、宫女在内的全体宫内女子的话，"三千"这个数目显然是小太多了。据资料推测，唐代宫女的总数常年保持在十万左右，最多时可能有十五六万，数量相当惊人。这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穿，要用，还要发工资，真的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 服饰花销
唐代宫女的服饰费，是由中书省负责审批的。《大唐六典》中记载："凡宫人之衣服费用，则具其品秩，计其多少，春秋二时，宣送中书。"
参照士兵的服饰配备——一年给12匹绢，以玄宗朝为例，那么，他后宫的近四万宫女一年服饰消费约48万匹绢。
唐代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法定货币是绢与钱。二者的比价与经济状况有关。在玄宗朝，绢的价格约为400~500文/每匹，最便宜的时候，大约在200文/每匹。这么计算，四万宫女的服饰费大约为19200 万文至24000 万文之间。
- 饮食花销
唐德宗贞元三年，李泌在答德宗"复府兵之策"中曾说："今粟斗值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
这是当时的普遍粟价。
唐代米、粟的大概比价是5：3，那么，根据李泌的话，可以推测出米价大约是每斗250文。因为帝国发生饥荒，唐德宗在贞元二年曾下过一道诏书："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
按照每月每个宫人1500石（15000）米来算，那么，宫女每月需要的米钱是：15000×250=375万文，一年需要的米钱则是：375万文×12=4500万文，数额相当惊人。
然而，这还是饮食费减后的。灾荒之年，粮价必然上涨，那么，宫人的粮食花销必然大于4500万文。
只服饰花销和饮食花销的数额都已经如此巨大了，若是再加上宫人的脂粉花销、其他诸如薪炭之类的日常花销，这将为灾年下的帝国带来一份不小的经济压力。
所以，必须裁员——"出宫人"。
唐代有灾年"出宫人"的惯例，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有"阴阳失衡"方面的考虑。
唐人认为，若是君王沉溺女色，或者宫中女子过多，会使"阴气"上升，导致阴、阳失衡，从而招致灾害。为了平衡阴阳，平"灾害"，需要"出宫人"。
比如，唐太宗贞观二年的九月，中书舍人李百药因旱灾向太宗进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
李百药这则谏言中关于宫人与"阴气"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唐人的普遍认知。
希言说
虽然在巨大的灾难面前，皇帝的这些举措很多时候并不能真的救百姓出水火，但却依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首先，提倡节约可以减少开销，将钱更多地用在百姓身上；
其次，停止诸项"娱乐"活动有助于灾年时社会良好风气的塑造；
再者，"求直谏"使得皇帝能够客观地了解民间灾情，有助于抗灾活动的高效进行；
最后，"出宫人"给了宫女和亲人团聚的机会，使他们沉浸在骨肉重逢的喜悦中，极大地安抚了灾害中动荡不安的民心。
参考文献
《新唐书》、《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礼记译注》、《西北灾荒史》、《唐人轶事汇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人小说》、《中国救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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