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夢梅，1949年2月出生。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中國文物學會會員。知名中國玉文化學者，著有《古玉新經》（2005年5月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中國玉文化專欄作家。中國玉文化申遺第一人，發現與提出良渚“玉石文”觀點第一人。
良渚“玉石文”
良渚“玉石文”乃筆者一家之言，不揣淺陋略作闡釋。
良渚“玉石文”是指書契在良渚文化玉石器上的文字，以文字載體來命名，與殷墟“甲骨文”（書契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相對應。筆者在數十年高古玉器的鑑藏實踐中，曾上手過數以千計的良渚玉石器，驚奇地發現在一些琮、璧、鉞、璜、龜、烏、手鐲、璇璣和式樣繁多的佩飾件上書契了奇特的字符，少則兩三個，多則十幾個、幾十個的，有件良渚大璧的兩面共有92個字符。類似的字符在良渚黑陶上也看到過一些，但總覺得比較散亂隨意，遠不及玉石器上的端正規矩。筆者拙見：可稱其為良渚“玉石文。”
良渚“玉石文”是比較成熟文字。根據中國漢字的產生、發展和演化的規律：最原始的文字是從圖案開始的，從比較寫實的，發展成抽象的圖案，再成為更抽象的“象形符號。”但是生活中的許多實體或抽象的事物，是無法用圖案來表達的，於是就出現了專為表達某種特定意思的“表意符號，”這種符號整齊規範，原始人類在交流傳播過程中約定俗成，最後形成了簡單文字的特徵，漢字就此“萌芽”。《說文解字》將漢字構造規律概括為“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考古發現在100多個史前文化遺址中，出土過有刻畫符號的陶器，最早的是河南賈湖遺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曆史，惜僅有十幾個刻畫符號，尚無法深入研究。而浙江良渚文化遺址卻有驚人的發現，尤其是在莊橋墳出土的兩件石鉞，上面的刻符中有重複2個符號構成的6字短句，被學界認定為“良渚原始文字。”筆者有幸收藏了一些刻有文字的良渚玉器，雖無法解讀上面的文字，但經粗淺研究也有所收穫：這些文字全都由抽象的筆劃構成。基本筆劃有橫、豎、撇、捺、折五種；這些文字的刻劃程序也是先上後下，先左後右，與我們現在寫字的方法完全相同；文字大多是有規律的排列，從右往左地豎著寫，組成句子，短則幾字，長則二三十字;在同一句子中和不同句子中偶有重複的字體出現，似有某種表意功能；不同雕刻風格的玉器上的字體形狀是不一樣的，有的字較硬朗，橫平豎直；有的字帶弧度，筆劃流暢。類似不同的字體至少看到過近十種，可能是不同良渚族群雕琢的玉器，並將文字書契其上，當是良渚貴族所為，也許承載著重要信息，足以證明良渚“玉石文”已經發展到文字的高級階段了。
良渚“玉石文”生髮出的研討。漢字起源應是多元的，3500年前的中原殷墟“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公認為漢字的源頭。而早於其1000多年的良渚“玉石文”應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文字，其淵源於環太湖流域的江南地區。良渚“玉石文”與殷墟“甲骨文”屬於兩個區域，其間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在良渚文化後期有部分族群北遷到中原一帶，兩者有可能會產生聯繫和影響，因為在殷墟“甲骨文”中看到了良渚“玉石文”的一些影子。在良渚文化圈內同時產生了多種字體的良渚“玉石文”，其表意的功能是否相同、相互之間有無交流溝通等都不得而知。良渚“玉石文”有後續的演化和直接傳承嗎？難道其也隨著良渚文化的突然消失而一起消失了？
對於良渚“玉石文”的考證，我們充滿了文化自信。縱然它的字意至今不能破解，對它的研究幾乎是張白紙，也都無法否認良渚“玉石文”客觀存在的事實。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倫都發現了距今5000年前後的象形文字，我們中國不僅有傳承有序的殷墟“甲骨文，”而且在近5000年前就有了較成熟的良渚“玉石文。”中國源遠流長的古文字史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同樣是毫無遜色的！
良渚“玉石文”之考釋
良渚“玉石文”是指書契在良渚文化玉石器上的文字，以文字載體來命名，與殷墟“甲骨文”（書契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相對應。
筆者才疏學淺，經過三十多年古玉器的收藏實踐和對中國玉文化的探索研究，於2019年7月7日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發表了《良渚“玉石文”》的文章，此乃一家之言。因恰是我國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第二天，故此觀點提出後，引來眾多的關注和討論。現再作些補充考釋:
一、良渚玉石器上的圖文字符學界其實早就有所認識。
1996年為紀念良渚文化遺址發現60週年，浙江省文物局編著的《良渚古玉》一書中就記載：“現已發表的刻有圖畫文字的刻劃符號的玉器，似共有18件。法國1件、美國5件、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2件、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1件，故宮博物院3件、首都博物館1件、上海博物館1件、浙江省博物館1件、臺北故宮博物院2件、餘杭1件。”儘管當中有幾件分節式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但由於都是傳世之器，學界對這類帶刻劃符號玉器文化屬性的認定持謹慎態度。只有“餘杭1 件”是考古出土的，其在1990年餘杭安溪百廟山良渚文化遺址中被發現。這件正反兩面都帶有刻劃符號的玉璧，與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4件刻銘玉璧相似，多年迷團終破解。考古證實：有些良渚玉石器上是刻有圖文字符的。
良渚文化時期有沒有文字也是學界長期以來的重要議題。不少專家學者對此都持樂觀態度：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浙江收藏家何天行獲得一件有9個刻文的蛋圓形黑陶盤，他認為這些刻文是遠古文字符號，此器在1936年的省立西湖博物館展覽時引發學界關注。後來又送到中央考古研究院上海辦事處，近代著名文化學者、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先生看後也推定：這是原始的文字。良渚先民有“以玉事神”的習俗，因此當代著名研究良渚文化的專家牟永杭認為：“在良渚文化時期，出現若干與巫術活動有關的某種文字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我們不妨將良渚文化時期看作文字出現的前夜，這個時期也就是曙光已經出現，人類文明即將到來的階段。”著名歷史考古和文字學專家李學勤認為：“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業已發現好多刻畫符號，有象形的、有抽象的，還有幾例是若干符號連成一串的，不承認其為文字是很困難的。”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在上博建館五十週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更是擲地有聲地說：“良渚文字，在中國文字產生過程中應占有一席之地。”
二、開展對良渚“玉石文”的考釋是為了尋找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證明。
史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公元前21世紀禹建立的夏朝，標誌著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的產生。我們每個國人幾乎從小學的歷史課本中就學過並知道：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國家的產生是文明的標誌，可是夏朝至今才4000左右？西方學界甚至國內也還有人認為：從商代使用甲骨文開始，中國只有3500年的文明史？
國家出現的最重要的標誌有三個：階級的產生、城池的出現和文字的使用。良渚文化的年代為距今5300—4300年，持續發展約1000年，在原考古學中屬於新石器晚期史前社會。但隨著考古的發現，良渚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文明的曙光，筆者認為可能已經跨入了文明的門檻，出現了良渚古國。理由是：從對良渚墓地的考古發現，其墓葬的規格和隨葬品情況大相徑庭，貧富差距非常明顯，足以證明階級已經產生；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城池的出現已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良渚的城池已經十分發達了：城內有宮殿、祭壇、居住區、手工作坊區等，四周有城牆、護城河及水利工程，可以說良渚古城的規模在當時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現在必須找到良渚文化時期文字使用的證據。因為“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個最準確的標誌，”(《古代社會》美國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國際上許多社會學家還把文字的使用列為文明社會出現的最重要的標誌。
筆者以為現已發現的良渚“黑陶文”和其它刻劃符號至多屬於“前文字”性質，在中華文字發展進程中，處於原始記事符號到文字產生的過渡階段。我們必須探尋更讓人信服的良渚時期文字使用的證據。
筆者在長期收藏實踐與對中國玉文化的探索研究過程中，終於發現並提出了良渚“玉石文”的觀點。
良渚“玉石文”的主要載體是良渚玉石器，良渚陶器上刻字的也有一些，但字體原始且少、也較凌亂不成體系。竹木牙骨等其它材質的載體上有沒有？記得在收藏初期，曾在浙江某藏家那裡見過一段刻有良渚紋飾和幾個字符的獸骨，迄今為止再沒有見到過其它的載體了。推測即使有，量也不會多，且多已腐朽不堪了。
三、筆者認為：良渚時期已經出現並開始使用文字，良渚“玉石文”是比較成熟的文字。
我國漢字發展的歷程漫長，從較為寫實的圖案到抽象的圖案，再到更抽象的象形符號的初級階段，最後發展到較為成熟的表意功能文字的高級階段。良渚“玉石文”明顯屬於表意功能的文字。它的筆劃通常有橫、豎、撇、捺、折五種，刻劃程序也是先上後下，先左後右，與現在漢字的書寫大抵相似。雖然至今還無法對其進行釋讀，但筆者通過對“玉石文”在良渚玉石器上變化多端的表現形式的研究，認為可佐證其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如：在大多數尺寸較小的玉石器上只有幾個字，這可能是簡單表意的句子；在一些尺寸稍大的琮、璜、璧上多有一二十個字，有的還圍成圈，或上下兩行、左右兩豎地排列，且字數相同，類似我們現在漢字的對聯，這也許就是比較複雜的表意句子，甚至可能是在表達某種祈願。還見到過在良渚玉器的中央雕刻神人獸面紋（良渚文化最典型的圖案），上下、左右對稱地刻著成行的“玉石文，”有極強的裝飾效果，構圖之美，讓人驚歎。少數大尺寸的玉璧正反兩面刻了幾十乃至100多個字，其中多處出現相同的字甚至詞（兩個單字的組合），這可能就是複雜的記事功能。這麼多的字，也許就是一篇文章，在記錄某件事或者某個具體的訴求。玉琮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玉器之一，其標準器的四角都刻有神人獸面紋，有單節的，也有多節的。但是在民間收藏品中見過素面的單節良渚玉琮，其四角沒有神人獸面紋，只是在玉琮的四個面上刻有神人獸面紋或神鳥立祭壇等紋飾，除此之外通體刻滿“玉石文”，這可能就是專為記事而定製的玉琮。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有良渚玉冊，一部玉冊有十來片，玉板的上下兩端中間鑽有小孔，可以用細繩穿綴連接。每片玉板上刻著簡化的神人獸面紋或鳥紋，並大致同等量地刻著“玉石文，”全套玉冊少則100多個字，多則200來個字，猜測上面也許記錄了良渚族群裡的重要歷史信息，也許是良渚先民祭拜天地時的祈禱文牘。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我國的玉冊始見於戰國，興盛於南唐，併成為當時祭祀及封禪的主要玉器。後來發現在甲骨文中也有“冊”字，參照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推測商代已有了竹木簡冊，只是至今尚無出土實物證明。對於良渚玉冊的出現讓人驚訝不已，但經仔細鑑定，確是大開門的良渚玉器無異。
筆者發現良渚“玉石文”有多種風格，至少看到近十種不一樣字體的“玉石文，”有的圓潤流暢，有的粗拙凝重，也有的飄逸簡練，區別明顯。在我國環太湖流域的地區裡，現已發現良渚文化遺址300多處。眾多的良渚部落其文明程度的進展也是不一樣的，其中以良渚、餘杭、安溪等地最為發達，並先後出現了玉器加工業，也先後創造了文字。但由於各個部落的情況不同，因此其玉器和文字的精美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通常是玉器精美的，刻在上面的“玉石文”也漂亮。筆者以為其“責任者是領導，”因為這些部落的酋長通常是玉器製作的能工巧匠，甚至還可能是不同“玉石文”的創造者。在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這塊沃土上，風格繁多的“玉石文”不斷滋長，其不僅是比較成熟的文字，而且還普遍地發展。筆者甚至還發現即便是同一種風格的“玉石文”也會有一些不同的刻法。就象現在我們寫同一個漢字，每個人的寫法是有差異的。推測當時不同風格的“玉石文”已經在一定範圍裡得到傳播和認同，大家約定俗成地用相同的一個字或詞組表達某種含意。
四、開展對良渚“玉石文”的考釋是項艱鉅的學術工程。研究的首要條件是獲取足夠多的刻有圖案和文字的良渚玉石器。
商代篤信占卜，事無大小都求決於卜法，因此留下了大量刻字的甲骨片。甲骨文發現120年來共考古出土了20萬片左右，迄今共整理出甲骨文單字4500多個，已釋讀出1500多個，為研究商代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文字資料，但這只是世界文字發展史上的個案。古印度的印章文，至今才發現刻在石頭、象牙和陶土上的各類印章2500多件，發現字符400多個。
良渚玉石器有刻畫符號的考古出土很少，201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良渚文化刻畫符號》的書，這是學界首次以圖錄形式將良渚文化刻符系統地集中發表。全書共收錄帶有刻畫符號的器物554件，符號總數656個。平均每件器物上的刻符才1個多一點，況且基本多為象形圖案，多數稱不上是“玉石文”。良渚玉石器早在春秋時代就有出土，最遲到清代乾隆年間，曾被古玩界長期當作商周之物的良渚玉石器已大量出土，餘杭安溪地區的農民冬天挖玉成風，幾乎把賣玉當作一種副業，良渚玉石器從此開始大量流入於民間和流失到國外，猜測其中應不乏帶有“玉石文”的。筆者在數十年的收藏實踐中，於民間的收藏圈內發現不少刻有良渚“玉石文”的器物，且單件器物上的字數也較多，本人也有幸收藏了一些。甲骨文發現120年來，為便於釋讀研究，出版了諸如《鐵雲藏龜》、《殷墟書契》等許多拓印甲骨文的書籍。對良渚“玉石文”進行釋讀研究也須如此。因此建議有關部門可通過中國收藏家協會的管道向民間徵集帶有“玉石文”的良渚玉石器，有的“玉石文”刻痕極細淺，根本無法用傳統的墨拓法，可採用現代微距攝影技術將“玉石文”的原始面貌反映出來，整理成冊，作好基礎資料的準備。“玉石文”是刻在良渚玉石器上的，其材料的獲取和加工的複雜有相當大的難度，其存世數量肯定是遠遠少於甲骨文。但相信每一個熱愛中國玉文化、有愛國情懷的收藏家一定會欣然響應，屆時當會有驚喜的收穫。
對良渚“玉石文”的考釋，還有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就是它的後續發展和演變。考古證實，良渚文化後期因受洪水等特大自然災害影響，良渚先民無法生存，分成兩支向外遷徒。一支溯長江而上，分別進入陝西黃土高原和四川盆地，給當地文化的發展，尤其是蜀地的三星堆文化帶來很大影響。另一支往北，融入了中原的華夏部落聯盟，從此便銷聲匿跡。良渚“玉石文”也不見蹤影，它到哪裡去了？是就此消失了？是演化成夏朝的文字了？還是對商代甲骨文的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了？良渚“玉石文”的下落之迷等待我們去研究探討。
五、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漢字是中華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堅定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堅定漢字自信。筆者要充滿自豪地強調補充一句：堅定漢字自信，首先還要堅定良渚“玉石文”自信。
如何破解良渚“玉石文”是一門極其艱難的學術課題。學界過去對原始文字的釋讀有個傳統的辦法：就是藉助對商代甲骨文和殷周金文的知識，從中分析和尋找答案。竊以為採用這個辦法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數量的原始文字傳承下來，後人才有可能在這些古文字的基礎上繼承發展並創造出新的文字。何天行對其所發現的9個刻在陶器上的良渚原始文字也採用上述辦法，並認為已分別從甲金文中找到幾個同形字，此結論有點牽強，似乎可以探討。因為現在學界公認上述那件刻文蛋圓形黑陶盤是孤品，且至今沒有從其它器物上再看到類似的原始文字，可以推測這種原始文字肯定沒有得到大量傳播和傳承，甚至這幾個原始文字也許是某個製陶者的偶爾為之。即使認為其與甲金文有某些相似之處，也許是某種巧合。但是良渚“玉石文”卻不一樣，其玉石之載體埋在地下不易腐損，能從5000年前傳承至今，它在民間收藏界有一定數量的實物存在，大多字跡清晰可見。商周歷代的文字的創造和發展有可能會受到“玉石文”的影響，因此傳統的釋讀方法可以繼續試用，並可利用計算機對“玉石文”的數據進行處理，歸納分析，有利提高效率，獲得更多信息。“玉石文”是良渚先民留下的“天書，”對它的釋讀將會是一個漫長的世紀工程，雖然其短期內無法破解，但存在於世的良渚“玉石文”實物已足以證明、並讓國人堅定地相信：中華良渚先民在5000年前就創造了比較成熟的文字。
今年是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週年，黨和國家領 導人非常重視，還作了重要指示：“新形勢下，要確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傳承。”我們不僅要繼續開展對有著3500多年曆史的甲骨文的深入研究，還要加緊啟動對早於甲骨文1000多年的良渚“玉石文、”這個新發現的古文字的探索研究，其意義極其重大，因為它將告訴世人：不僅中華5000年文明史無庸置疑，它的曙光從良渚升起，而且良渚文明還是東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聖地。
2019年11月30日
良渚“玉石文”驚天下‖專訪
良渚“玉石文”發現者徐夢梅先生
蔣忠華計明強
徐夢梅先生是我國知名的收藏鑑賞家、中國玉文化學者。2019年7月7日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發表了他的玉文化論文《良渚“玉石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熱議。我們作為上海收藏界的成員、中國玉文化的愛好者，有幸對其進行了專題採訪。
我們採訪的第一個問題、也是大家最感興趣的,就是發現良渚“玉石文”的經過。徐夢梅先生自幼受到家庭的薰陶，對中華悠久的歷史文化有濃厚興趣。上世紀80年代中期，偶爾在一個古玩市場獲得一隻小的古玉杯，上面有一絲絲的紅沁和會變化的白色灰皮，讓他高興不已。那時民間收藏古玉器的人極少，幾乎無人能看懂此玉杯。後來經多方請教，考定此小玉杯可能是宋代之物。從此徐夢梅先生便與高古玉器的收藏結緣。在收藏中他偶然發現有一些古玉器上有各種圖文刻符，雖看不懂，但認為可以研究，於是只要遇見合適的就會收一些。他判斷：這些帶圖文刻符的古玉器有史前文化期的，也有戰漢和明清時期的。對良渚文化器物上的圖文刻符徐夢梅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有所發現，在浙江的一個收藏家那裡看到：一段獸骨上面刻有簡略的良渚神人獸面紋和十幾個字符；後來又在杭州的某古玩店看到過一件良渚玉鐲，上面有良渚鳥紋並刻了幾個字，店主說是當地一個富人家的後代賣出來的。徐夢梅當時正處於收藏初期，故對此類物件不是很在意。後來隨著鑑賞能力的提高和研究的深入，便開始關注和收藏這些有圖文刻符的良渚玉石器，經過量的積累和對藏品的多年研究，終有心得，在國內率先提出了良渚“玉石文”的觀點。
我們問及為什麼會冠以“玉石文”的名字？徐夢梅告訴我們，基於兩個理由：一是在古文字學研究中，通常以文字的載體來命名。如良渚早期的原始文字“黑陶文”（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商代的“甲骨文”(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商周的“鐘鼎文（金文）”（刻在青銅器的鐘和鼎上的文字）、先秦的“石鼓文”（刻在鼓形石頭上的文字），還有古印度的“印章文”（刻在石頭、象牙和陶土材質印章上的文字）等。二是迄今他發現的幾種字體的良渚文字全部都刻在良渚文化的玉石器上，尚沒有看到有其它材質的載體。
徐夢梅先生說：雖然我發現並提出了良渚“玉石文”的觀點，民間許多資深收藏家也認同我的觀點和相關藏品，但我們都知道，良渚“玉石文”的這個重大發現要得到國家文博部門的認定是要有個過程的。
徐夢梅先生告訴我們：國家文博部門對民間收藏界的一些重要發現的認定是非常謹慎的，他們對非考古出土的東西基本上不認可。迄今為止尚無刻有良渚“玉石文”器物的考古發現。1992年在浙江餘杭安溪百畝山考古出土的刻符大玉璧，其上刻的只是“鳥立壇柱”等圖案，沒有“玉石文，”因此不少的文博人員對此類良渚玉石器多認為是民間臆造的偽品。徐夢梅建議：對良渚“玉石文”的認定可採用國家文博專家和民間收藏家相結合的辦法。因為民間收藏家中有不少是良渚玉石器的鑑定高手。他相信：只要經過努力，終會等到這一天的到來。他表示：將繼續深入研究良渚“玉石文”；準備隨時接受國家文博部門的“考試，”讓藏品說話；並願將這些藏品捐給國家博物館作為研究良渚“玉石文”的實物資料。
在採訪中徐夢梅先生還展示了他的部分藏品，讓我們拍照。只要稍有古玉器鑑定知識和眼力的人都不難看出：這些全是大開門的良渚玉器，上面的“玉石文”也是與玉器同時所刻，並非老玉新工。其中有件據說是晚清出土，在民間流傳了100多年的橢圓形良渚玉琮，雕工極精、紅沁自然、玉質糯熟、包漿渾厚、可謂是罕見之物，琮體上刻有94個“玉石文”，讓人驚歎不已。我們在民間也見到一些藏家有類似刻有圖案字符的良渚玉石器，只是這些人大多出於好奇和喜歡，沒有作深度的思考，因此往往熟視無睹。而徐夢梅先生卻不然，與共和國同齡的他在收藏之餘，潛心研究中國玉文化，2005年他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古玉新經》，是我國民間最早的玉文化研究專著，還被國內一些地方博物館作為工具參考書，此書率先提出了“中國玉文化申遺的觀點。”2012年始他應約在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上撰寫中國玉文化的研究文章，獲得好評，發現良渚“玉石文”是他近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徐夢梅先生也因此在2019年9月其母校（上海市機械工業學校）60週年校慶時，被評為8名優秀畢業生之一。無獨有偶，我國近代古文字學研究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均源於民間收藏界文化人士的發現：如商代“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是晚清的收藏家和金石學家；良渚“黑陶文”的發現者何天行是民國年間良渚陶器的收藏家和上海復旦大學文學專業的在讀生。
我們為徐夢梅先生，為中國民間收藏界的這個重大發現“鼓與呼。”我們期盼國家文博部門能加強對良渚“玉石文”的關注和考證；我們期待良渚“玉石文”驚天下的時刻早日到來，為中華5000年文明史增添燦爛的篇章。
2020年2月20日
注：以上12（件）套良渚玉器，一共刻有相同字體的“玉石文”915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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