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周天子保持著天下共主的權威以維護華夏秩序，然而自犬戎入鎬京、平王東遷以後，周室開始衰微，天下共主逐漸變得有名無實。從此中原各路諸侯進入了大國爭奪霸權乃至兼併滅國的大爭之世，史稱“春秋戰國時期”。
經過了數百年的兼併戰爭以後，韓趙魏楚燕齊秦成為最強大的七個國家，被後世併成為“戰國七雄”，這其中秦國的發展最為顯著。自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以來，秦國秉承法家的富國強兵之法、縱橫家的務實邦交之策，宛若脫胎換骨一般。到了嬴政繼位之時，秦國奮六世之餘烈，早已對山東六國形成泰山壓頂之勢了。正因如此，嬴政雖主持了秦滅六國的統一戰爭，卻並太多懸念可以言談。
事實上，在十年統一戰爭（公元前231-前211）中，真正將嬴政君王風範展露的並不是那些秦國在戰場和邦交上所取得的勝利，反而是一次慘痛的失敗，那便是李信伐楚之戰。當時的楚國早已不復楚莊王問鼎中原的霸氣態勢，國力衰落不堪，但領土卻依舊廣袤。當時秦國剛剛消滅了魏國，從西部（巴蜀故地）和北部（魏韓故地）兩個方向壓迫楚國，滅楚之戰勢在必行。然而面對一個體量如此巨大的對手，秦國高層存在兩種迥異的意見。其中老將王翦認為秦國應當聚集60萬大軍，步步為營、穩紮穩打，逐漸擠壓楚國的生存空間，並在大約耗時兩年之後徹底滅掉楚國；另外一種則是由當時秦國的新興少壯派將領李信提出的，主張運用20萬秦國鐵騎，環環部署、閃擊楚軍，通過長驅直入、攻佔楚國都城壽春的方式速戰速決。
如果單從理論上來看，這兩種策略各有優缺點。其中王翦的滅楚之策耗時太長，60萬大軍兩年時間的糧食開銷就至少需要50萬噸，更罔論還有馬匹和勞役的耗損。如此鉅額的費用，縱然秦國能夠勉強拿得出手，也必然傷筋動骨。至於李信之策，則需要高度縝密的執行效率，必須馬不停蹄、晝夜星馳，確保計劃的每一步都嚴絲合縫，不能允許出現任何差池。幾經爭論之後，秦王嬴政決定採納李信之策，這導致依然堅持己見的老將王翦決定辭官歸隱，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王翦的判斷。
原來，李信的戰法對於秦國而言雖然成本更低，但容錯率實在太小，這導致其必須從一開始就在廣闊的荊楚大地利用好有限的兵力，為此不惜分兵一部給蒙武統領，以期包抄楚軍，並很快就逼近了楚都壽春（今安徽壽縣）。這種不給楚人一絲喘息之機的打法，固然使得對方難以組織起來有效防禦，卻也存在一個巨大的隱患。由於秦軍各部所面臨的自然條件不盡相同，各部之間的推進速度不一，加之古時候又沒有今天這樣精密的時間和聯絡工具，導致各部間隙越拉越大，與後勤補給的距離也存在問題。恰在此時，原先已經投降的幾座楚國城池突然反叛（昌平君主事，楚公子、秦相邦、嬴政舅舅），切斷了秦軍的後路，導致李信計劃被徹底攪黃，秦軍也就全線崩潰了。
事實上，如果李信手中的兵力充足，尚有迴旋餘地，奈何此時的秦國20萬大軍早已各有所職，他的手中一點備用兵力也沒有了。最終，頭一天還在高歌猛進的20萬大軍不得不在第二天倉皇逃命，甚至就連身為主將的李信也是在蒙武所率偏師的掩護下才僥倖逃回咸陽的。如果按照以往諸侯國戰的慣例，此時的李信必定將要被按上一個敗軍辱國的罪名，畢竟戰法章程是他提出來的，敗仗也是由他自己打的。然而，嬴政不僅沒有遷怒於任何人，反而承擔了幾乎所有的責任。
一方面嬴政赦免了李信的死罪，另一方面他親自前往老將王翦的住處登門致歉，並期盼其能重披戰甲，以行滅楚大計。通過這兩件事情，嬴政相當於趙高朝野，李信伐楚之戰失敗的責任完全由他一人承擔。之所以如此，是雖然先前伐楚決策的提議者和執行者雖然是李信，但最終的拍板者卻是國君本人。秦王當然可以選擇對李信治罪，藉以保住國君的顏面，但此後還有哪位朝臣敢於舒暢胸臆的出謀劃策、主動請戰呢。就如同秦昭襄王時期，秦趙長平大戰，趙括在趙王的決策逼迫之下主動出擊營救被困趙軍，最終戰死沙場。後來趙國朝堂竟將戰敗之責一股腦地推到了趙括頭上。
正是基於宏偉遠大的政治目光，嬴政決定將李信赦免和保護起來。此後王翦再度披掛上陣，統領秦軍60萬，採取步步為營之策，用了一年多時間平推了楚軍主力、滅了楚國。至於李信則在戰敗以後被秦王雪藏了一段時間，後來在難度較低的滅燕之戰中被歸入王翦之子王賁的麾下，並於遼東在追擊燕國殘軍之時因俘獲燕王喜而立功。不難看出，嬴政之所以會對李信有如此安排，必定是在刻意培養和扶持於他。畢竟在李信伐楚之戰中，其所犯下的是決策層面的錯誤，戰術戰法並無過錯，而前者完全可以憑藉眼界和資歷的積累得到磨練的。更重要的是，只有將李信等一批少壯派將領培養起來，秦軍才能稱得上是後勁十足。
綜上所述，在嬴政從秦王蛻變成為秦始皇的十年間，秦國雖然憑藉六代君王的積累，早已形成了對山東六國的碾壓態勢，但從他處理李信伐楚失敗的事情中，我們能夠看出這是一位勇於擔當、愛惜人才的君王。所謂知易行難，嬴政對李信的寬仁處理、對王翦的登門致歉恰恰是身居高位者最難以做到的。祖龍，無愧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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