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國人為何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又不爽爽快快地死?

我時常問自己: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卻又不爽爽快快地死,不生不死地蟄伏著有什麼意思?

當我耳邊聽到大家在說“過年”時,才恍然領悟了我們古老文化中沉痼似地積著個牢不可拔的“過渡心理”。


在日常的用語中,生活就是“過日子”。逢年逢節大多希望如輕舟已過萬重山一般又輕快又不留戀地度過了我們這一輩子的生命。假定命運不好,一路沒有好風,這一堆日子怎樣打發開,自然會成為一項使人度日如年的擔負了。可是這種人卻從不想自動地把重荷卸下來休息一下,或甚至直截了當把它拋入深海,他們似乎很認真地把這個擔子看成了無可奈何的累贅,做人是一項責任,是一種不必有權利的義務。


每過一節,每過一年,不免自相慶幸,好像遠征隊伍又攻克了一個城市。要不然為什麼我吃年夜飯而不吃年中飯?我們的得意處不是在結束了一場事務,所以除夕才值得我們的歡宴麼?新年對我們似乎是另一個沉重任務的開始,習俗上不是常用禁食、不會客等淡漠的心情來接受的麼?


費孝通:國人為何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又不爽爽快快地死?


Enjoy life一句是譯不出的,也不易為中國人所瞭解的。我們是老和尚在古廟裡暮色沉沉中撞著銅綠的晚鐘,他怎能夢想有少女們在紅日初升晨曦繚亂裡放聲髙歌?在她們人生是個難得的機會。想!在這個悠悠無垠的大宇宙裡怎樣的僥倖而我有這瞬息的存在。生命既不可久,何必求它淹留,只要能在這瞬息的存在中充充分分地活它一下,也就不辜負上帝給我這一點恩惠了。不久我又得還到這無知的大地,再來時不知在哪時,要是在這一生雖有了做人的機會而並沒有痛快地做個人,不是一件最可遺憾的事麼?倫敦市繁華的中心叫Piccadilly,我想若把它譯作“片刻蝶戀”就很能表示他們那種不放鬆人生的態度了。


“過日子”的生活態度若是細細加以分析,實在既不是厭惡人生,甚至也不能說對人生取什麼消極的反應。若是一個人覺得人生是個痛苦,他若不喜歡痛苦和不相信痛苦是得到快樂的手段時,人生對他也就失去了引誘,於是假若他有一些勇氣的話,自不能不直截了當地捨棄這個累贅了。求超脫的人決不能拖著得過且過的過渡精神,他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裡,看不到埋伏著的火山;他在洶濤滾滾的大海中,望不見萬花競豔的島國,他應是死了心的,他有的是厭惡和消極,求個“一切皆無”。

抱著“過渡心理”的多少要存幾分僥倖之心,我說他心存僥倖,因為他雖則不對光明的來日絕望,但是他卻並不積極去追求。“過日子”不是消極而是被動。年來了就過年;節到了就過節;孩子生出了,就養孩子;官運來了,就做官。既不積極地求,卻又不消極地避,一切都接受。要是來得好,是這樣;來得不好,也是這樣。生也如此,死也如此。


費孝通:國人為何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又不爽爽快快地死?


我常說若要明白中國文化的特性,我們必得借鑑於植物,植物不擇地,隨處而安;植物不擇時,春榮秋枯。中國人講順,就是接受一切,不擇地擇時,更不擇命。我們並不需要一個虛設的天堂,才能在這個世界上做好人。我們可以為自己預備壽材,為自己選定墓地;我們可以看孩子們不斷入世,弄到窮無立錐之地,既無柏拉圖之理想國,亦無但丁的地獄,有的是一堆過不完的日子,一年一節地度過去,自己辭世了,兒子們隨著再過。“逝者如斯,不捨晝夜”。


在這個最緊張的抗戰年頭,大家更充分地表示了“過渡心理”,這是外國訪問團永遠不會領悟的一個謎。倫敦的居民一星期只吃一個雞蛋,若問他們痛苦不痛苦,他們一定回答說:“是呀,這是痛苦。”若是再問他們為什麼忍受這痛苦,他們一定說:“我們是用痛苦來結束痛苦。我們為了要每天有吃不完的雞蛋,所以現在得一星期吃一個。”這個邏輯正確不正確我們且不問,可是骨子裡他們是有著“吃不完的雞蛋”的夢想,他們不肯馬馬虎虎過一輩子,要活個痛快。因之,平日似乎是無愁公子的美國青年,一上戰場頓時會變成了無敵的飛虎。他們不但要痛快地生活,也知道痛快之來卻時常以痛苦始。


我們怎樣呢?有多少人不在等待勝利?誰不像冬天的蚊蟋蟄伏著,盼望春雷一動?誰不是枯凋的野樹,在冷風裡抖動,專待春光再臨。自然,春雷終究是要動的,春光終究是要來的,但是春來了還是要去的,除非我們能創造我們的春天,這春天才是自己的,才是可以留戀的,才是可以保留得住的。


“不能痛痛快快地活,不如爽爽快快地死”!哪一天中國人能瞭解了這一句話,他才能在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這時候我們的歡宴將不在除夕,而在元旦。朋友!生命不應叫歲月來消磨,是要我們去消受的呀。我們錯失了這稀有的機會,哪裡可以再求,快樂即使有代價,這代價也是值得付的,何況我們每個人都有著豐富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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