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校长在遵义的办公室

1940年元月16日清晨七点半，竺可桢校长从贵阳招待所赶到交通银行，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秘书长郑道儒、教育厅厅长张志韩、大夏大学欧元怀等人一道，礼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赴重庆。其间，竺校长请吴鼎昌主席能于短期内修通遵义至湄潭的公路。

中午十二点一刻，竺校长同理学院胡刚复院长、教育系陈剑翛教授乘四号车赴遵义。下午五点到达丁字口环球旅馆，遇见先期抵遵义的工学院李熙谋院长、史地系张其昀主任等，从他们那里得知陈立夫部长中午在遵义停留，专程去了遵义师范，要求地方上将师范让给浙大，而师范则迁到深溪水的梧村。

（江公祠）

第二天，竺校长约理学院胡刚复、农学院蔡邦华、师范学院王琎三位院长一同察看浙大在遵义已租定的校舍。众人先从新城北街古式巷老邮政局起身，就近转到桃源山上的江公祠，感觉此处建筑甚佳，且居高临下，可俯瞰全城，又与民教馆相邻，是一风景绝佳之处。下山后到何家巷三号何家公馆，这里有房百余间，可住学生三百余人。旁边的何家巷五号，是黔军周吉善的公馆，可用作图书馆。随后，一行人过中正桥进入老城，沿城墙小街至经历司到杨柳街，发现一民宅（侯家公馆）可作女生宿舍，又折入大寺阁巷的县立小学，最后到达子尹路一侧的遵义师范，这里共有八间教室，还有礼堂、办公室、寝室，适合一年级用。

最终，多方协调、权衡，竺可桢校长决定将浙大总办事处和自己的办公室暂时设在江公祠，自2月1日起，即开始在这里办公，一直到5月5日。

（江公祠）

江公祠是为纪念咸丰年间因保境安民战死沙场的遵义知县江炳琳，由遵义士绅在1928年至1930年集资重建的一座祠堂。这在当时的贵州都少见的恢宏建筑，有戏楼、正殿、两厢共40 余间房屋，雕梁画栋，蔚为壮观。浙大与遵义新城街公所协商，以在就近的刘将军祠新建校舍为条件，协调江公祠内的城成小学迁出。先是将其作为学校的总办事处，后专设为图书馆，并在大门一侧挂上“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的木牌，而另一侧的“遵义城成小学”校牌还依稀可见。

竺校长把办公室设在江公祠后，先是于2月21日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即总第五十六次。五院院长梅光迪、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王琎一个不少地出席。竺校长报告开学准备和在青岩的一年级最近情形，规定作息时间，宣布二、三、四年级于2月22日在遵义恢复上课。

4月27日，竺校长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校务会议，即总第三十次。这次会议，讨论了教员待遇和行政会议的组织、章则问题。为慎重起见，会议还投票选举费巩、张其昀、李熙谋、梅光迪、吴耕民等五人负责章程的草拟。

5月5日是个星期天，一大早竺可桢校长就从寓居的杨柳街碓窝井九号赶到江公祠，参加数学系教授章用的追悼会。章用，字俊之，年轻的数学天才，于西迁途中罹患肺病，于1939年3月从宜山赴香港医治，同年12月16日病逝。所遗书籍九箱赠予浙大。有教职员四十余人、学生百余人参加的追悼会由胡刚复院长主持，竺校长、数学系陈建功、国文系郭斌龢、缪钺、史地系顾谷宜、农经系梁庆椿、土木系王师羲等章用教授生前友好和学生代表钱克仁先后致辞，缅怀这位英年早逝天才数学家。参观完章用教授捐赠的部分中外书籍后，竺校长与梅光迪、张其昀、苏步青、费巩、王焕镳等与会人员在会场合影留念。

（章用教授追悼会现场留影）

当天中午，随浙大总办事处前往闹市中心的何家巷，竺可桢校长也将他的办公室迁到了何家巷四号。尽管江公祠地处风景优美的桃源山，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但就处理行政事务而言，毕竟还是偏了点，有诸多不便。

何家巷四号与三号何家公馆比邻，是面对石门坎街的一幢一正两厢一楼一底木结构瓦房，房主是在遵义新城街公所负责的士绅俞界凡（圣域）。以往提到浙大在遵义何家巷的办学，所言都只是三号、五号。还是浙大校史专家冯俊先生提供的一张简图，为人们指点了迷津。图上标明：从右边正门进来，是一个院坝。院坝两侧两间小屋分别是保管股、防空股。过道左边是事务课，右边是医务课。进入天井，左右两厢各三间正房，左边是总务长办公室、出纳室、会计室；右边依次为药品室、无线电室、土木测量室。天井正对的中间堂屋为会客室，左边前间大一些，是会计室，后间小一点，为文书课；右边外间为秘书室，而竺校长的办公室是靠里的那一小间。

1940年11月30日中午，竺可桢校长从重庆出差回到遵义，稍事休整，很快就赶到办公室。当天的日记里，他这样记载：“下午一点半余至校中（何家巷四号）。阅往来信件并批文书。”

后来，何家巷四号成了浙大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救济委员会服务处，其负责人钮志芳是中共地下党员，浙大的进步学生还可以在这里阅读到《新华日报》等报刊。

再后来，何家巷四号因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道路扩建部分拆除，留下天井、两厢和后面的正房，作为遵义市副食品公司的门市部，直到九十年代初的城市改造，被全部拆除，留在老遵义的回忆中。

坐落在协台坝与官井路交汇处的子弹库，曾经是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废科举，行新学”举办的遵义府中学堂。1926年更名为“贵州省立第三中学”，人称“老三中”，首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从“老三中”走出了陈沂、周林、韩念龙等人中龙凤。红军长征时，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过“万人大会”，宣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教室里驻扎过被称作“特殊连队”的干部休养连。1936年，三中改为遵义师范学校，同年5月，国民政府行营第二军械总库占用了师范校舍，老百姓称之为“子弹库”。

浙大西迁来遵时，因在郊区建有分库，子弹库存放的枪支弹药已不多。有时任库长苏绍文的协助，竺可桢校长四处奔走，多方协调。先是找县长刘慕真，又是访专员高文伯，再是询省主席吴鼎昌，直至致函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几经周折，总算得以将浙大的总务处、文学院办公室、心理学实验室、气象测候所、部分教室、员工宿舍等陆续迁入，使之成为浙大的校本部行政中心所在。而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自1941年10月18日从何家巷四号迁来后，一直到1946年5月16日离开，共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子弹库内竺可桢校长办公室）

除了碓窝井九号寓所，竺可桢校长在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七年里，所呆时间最多的，就是子弹库里的这间办公室啦！

在这里，竺校长为浙大的生存、发展和崛起，谋划布局、事无巨细、尽量亲历亲为。浙大西迁途中召开的320次行政谈话会，有256次在遵义召开。而在遵义召开的这些会议，除江公祠、何家巷、柿花园一号有数的若干次外，至少有200次是在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里召开。只要不是因公出差，绝大多数都由竺校长主持召开。

在这里，竺校长关心学生的前途命运，宵衣旰食、呕心沥血。1942年元月16日，得知学生即将为“倒孔”要组织游行的竺校长，清晨六点就赶到办公室，，同闻讯而来的张绍忠、王琎、梅光迪、李熙谋、诸葛麒等人商量，如何劝阻学生，尽量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还派人去找高文伯专员请派军警维持秩序。为营救被抓走的何友谅、王蕙、潘家苏、滕维藻等师生，竺校长还多次开会，安排营救计划、措施。

在这里，竺校长忙里偷闲、深入研究。首发于《思想与时代》第34期、复登载于《气象学报》第28卷1-4期合刊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就是竺校长在1944年5月25日至6月11日，用三个星期时间，白天在办公室利用空闲构思、草拟，晚上再回寓所加工、修改完成的。

1946年5月16日上午八点，竺可桢校长最后一次来到子弹库的校长办公室，将下学期各院系教授、讲师、与助教的名额排定，交付秘书俞心湛后，于十点左右离开。至于遵义、湄潭办学的善后，也托付给了代理校长王国松。

下午三点半，竺校长乘一辆1938年的破邮车，夜宿桐梓，再赴重庆；然后，辗转南京、上海，于6月11日回到杭州。而再回首，已是十五年以后。

1961年5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校长，带队考察“南水北调”，从北京飞成都，在四川、贵州考察水利、气象近一个月。6月15日下午，竺校长专程从贵阳赶到遵义，一路拍下不少照片，还写下一首落款为“六一年六月十五日重到遵义作”的律诗：

一别遵城十五年，重游旧地如登仙。

红花岗上千株雪，湘水桥边万斛田。

厂矿商场既满谷，园亭黉舍亦连绵。

播州自古称穷僻，黔北于今鞭着先。

（竺可桢校长手迹）

用以表达他对黔北大山中遵义这座小城最深的情思、最深的牵挂和最深的眷念，或许还有那么一丝丝遗憾，一丝丝失落。

1964年9月6日，竺可桢校长在他的日记里记下这样一段话：“下午坐睡一小时。梦中仿佛坐车去遵义，至旧子弹库办公室，现已恢复为师范学校。与一白发老翁谈，此人似系师范校长，事先已知余将去，即邀我及同事晚膳。我欲一看我过去办公的房间，但骤然被惊醒了。”心心念念，情有所倚。晨有所思，午有所梦。年逾古稀的竺校长，一梦遥迢，飞渡关山。让他始终梦绕魂牵的是“旧子弹库办公室”，、难以释怀的是“过去办公的房间”。然而，“骤然被惊醒”，即使是在梦中，老校长也未能回到他办公的房间，哪怕是简单地停一停、悄悄地看一看、轻轻地站一站......

新冠疫情未完的料峭春寒中，我早早来到空寂无人的可桢桥头，久久伫立在浙大黔省办学校舍碑亭一侧，默默仰望那高大的铜像，心中切切祝祷：竺可桢校长，您魂兮归来！

谨以此文纪念浙大西迁遵义办学八十周年暨竺可桢校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参考文献：

《竺可桢全集》（第7-1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李杭春著《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