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者正在接聽來電。受訪者供圖
這是六個人的團隊，他們在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裡，24小時，輪流守著兩部隨時會嘟嘟作響的紅色座機。
聽筒的另一端是困鎖在焦慮中，等待幫助的求助者，簡單的電話號碼，彷彿成了打開焦慮困鎖的密碼。
在襄陽市疾控中心工作的劉敬東覺得這條熱線已經完成了開設的初衷，可她沒有想到，但也必須承認，這座陷入焦慮的城市正被一通通電話不斷安撫平靜。
2月22日，20時51分，襄陽市首次公佈有關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例活動路線的通告。
“廣大市民如發現與以上病例密切接觸人員或相關線索，請立即向襄陽市疾控中心報告。”這是通告的結尾，文末額外附著兩個座機號碼。
這條起初是為了接聽“報告”的熱線同步開通了。守著熱線的六個人，除了劉敬東，其餘五人皆是團襄陽市委公開招募的醫療志願者。早在2月2日，團襄陽市委便開始面向社會公開招募具備基本醫學知識和技能，持有醫師、護士執業資格證書的醫護志願者支援戰疫一線。這次，這些志願者們的戰場從隔離區延伸到了電話旁。
沒能奔赴“戰場”的“戰士”
六人團隊中，李天仰是唯一的男性，不滿27歲的他是揣著一定要去第一線的心思報名參加醫療志願者的，可結果，他在後方當起了電話接線員。
“有的朋友也報名參與了醫療志願者，現在，已經戰鬥在隔離病房的最前線，我沒能深入病區，說實話，剛開始是有心理落差的。”
為了保證熱線24小時暢通，六個人的團隊，分成三組三班倒。早上七點半，負責白班的志願者就要到位，除了中間吃飯的時間，要一直守在電話旁，下午三點半，負責中班的志願者便會接過電話面前的凳子，等到晚上十點，晚班的志願者來到值班室，守著電話九個半小時。
“熱線剛剛開通的時候，一個班次，兩個負責接線的志願者要接聽將近30個電話，然而其中真正彙報自己密切接觸過確診病例的，只是較小的一部分。”李天仰在電話一端聽過各種各樣的聲音和情緒。
“我記得，一位撥打過我們電話的老奶奶，電話剛接通，另一端就是止不住的哭聲，那種聲音的撕裂感，是能戳進心裡的。她已經一個月沒有聯繫上兒子，自己又不能出門，也不知道有什麼渠道可以解決，看到我們公佈的電話，她就打過來了。”
李天仰覺得這種情況是能夠理解的，無數的普通人都是焦慮與恐懼情感中的“溺水者”，他們只能嘗試抓住自己可以看見的東西，有一絲希望，他們就不會放手。
“我們能幫那位老奶奶的十分有限，我能做的僅僅是，讓她在家裡找一找戶口本，查看孩子的身份證號碼，然後打給警察局，讓民警去排查，她的兒子是否因為患病安置在醫院，或者因為疑似隔離在定點酒店。”
但李天仰清晰記得，這通電話的結尾，老人的那一聲“謝謝”有多麼激動高昂，“那種焦慮得到緩解後的如釋重負，那種看到一絲希望的欣喜若狂，哪怕只聽聲音，你也能特別清晰地感同身受。”
那一刻，李天仰開始發現，沒有什麼絕對的一線概念，你在哪裡與這場疫情戰鬥，哪裡就是你的一線。
記得滿滿的電話記錄本。記者劉逸鵬攝
從不拒絕的熱線
劉敬東告訴記者，截至3月5日，襄陽市已經連續9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關於新增確診病例活動軌跡的通告，從2月23日起，一共只發布過兩次。
“2月25日之後，襄陽就沒有新增確診病例了，有關密切接觸者的報告電話越來越少了，有著具體訴求的電話開始明顯增加，這條熱線存在的意義也開始發生變化。”
何敏勤始終記得自己通過電話幫助的一個家庭。那是一對老倆口打來的電話，他們的孩子由於精神原因長期生活不能治理，但卻被隔離在酒店觀察，老倆口擔心孩子的狀況，想要去貼身照顧，想求助，把電話打給了這條開通的熱線。
“那天是下午兩點左右接到的電話，通話期間，孩子的母親一直在哭。我也是一個孩子的母親，我可能更能理解那種擔心與痛苦，所以我就想著試一試，去做點什麼。”
多次輾轉，一個小時後，何敏勤聯繫上這對老倆口孩子所在的酒店，由酒店負責人將這一特殊情況上報給相應主管部門。下午六點，何敏勤再次回撥電話的時候，這對老倆口已經坐上了去酒店的車。
“我覺得這是本能的幫助，這場戰疫中，不是所有的‘戰士’都在衝鋒，但每個人的力量都不可或缺。”何敏勤習慣在每次通話的結尾，補充一句，“如果有需要請隨時聯繫我們。”
何敏勤希望每一位來電者都能知道，“我們是非常樂意幫助他們的。”
每一次來電都應有回應
曾經在襄陽市中心醫院呼吸科工作了6年的蔣明珠，這些天接到過要求轉院的病患家屬電話，也接到了一些已經符合出院標準但社區不願接收的投訴電話，甚至有想要捐菜但沒有人進行對接的菜農電話。
她覺得自己現在更像一個“疏導者”，“來電的每個人，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原因，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已經付出了自己能做的所有努力，可自身的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我沒有理由不去做點什麼。”
安撫想要轉院的病人，分析轉院的風險，提供有效的幫助；聯繫社區，妥善接收已經解除觀察可以返回社區的康復人員；對接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市場保障組，幫助菜農對接待捐的蔬菜。
不拒絕任何一通有訴求的電話，不放過任何一件看似具體而微的事情，蔣明珠覺得雖然沒能去一線，但是做點實事兒，是一種別樣的滿足感。
邵寶瑩的滿足感是在一次深夜接線中獲得的。
隨著疫情不斷穩定，近期的電話又少了很多，那天，邵寶瑩正好負責夜班，晚上12點左右，她正準備在值班室休息一下，電話響了，來電的是一位50歲的女性。
這位女性的丈夫確診後，一直在醫院隔離治療，其他家屬也都被分開隔離觀察，她不知道丈夫現在的情況，自己所居住小區裡的居民，又對他們一家人唯恐避之不及。外界對她和家人過分的議論和她自己本身的焦慮產生了疊加。
“電話打來的時候，她的狀態非常不好，她也知道這不是心理諮詢熱線，可她真的憋不住了，我記得這通電話打了很久，我一直在聽她講，偶爾陪她聊兩句積極的事情。最後，她告訴我，自己感覺好多了。”
“我真切地感覺到她心情的變化，其實很多時候，這條熱線只是把我們和電話另一端的人連接在了一起，共同地去分擔壓力，解決問題。”邵寶瑩覺得，在這次疫情面前，只有抱團才能取暖。
志願者李木子在採訪的最後說了一句話，“面對疫情，這座城和城裡人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我們就想做一個端著冰塊兒的降溫者，讓這座城和城裡的人都冷靜下來，再抱成一團，迎接終將到來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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