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素娟 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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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張汝京，1948年出生於南京，第二年隨父母到臺灣。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士，紐約州立大學工程科學碩士，南衛理公會大學電子工程博士。在美國德州儀器工作20年，期間在美國、日本、意大利等地創建並參與管理過10個半導體工廠。從TI退休後，曾任臺灣世大半導體總經理。2000年，募集14億美元創辦中芯國際，向世界芯片製造第一梯隊衝刺。隨後，在國內投資4家LED企業。2014年創辦新昇半導體，為大陸半導體產業彌補了硅材料的短板。2018年，70歲的他再次創業，融資150億元在青島創辦芯恩半導體。
圖示：在青島芯恩辦公室的張汝京 拍攝/慕容素娟
他，創辦了中國大陸最大的芯片製造企業——中芯國際，開創了中國半導體企業市場化道路，並突破美國技術封鎖，將中國大陸半導體技術與國外近3代的差距縮短至1代甚至小於1代；他率領著中芯國際的海內外人才，力爭在祖國大陸創辦一家世界級的晶圓製造大廠，並誓言要把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做起來。自此，中國半導體業迎來了輝煌發展的時刻。
除了為祖國大陸芯片製造技術實現突破之外，他還為大陸半導體產業培養了諸多人才，現在大陸半導體領域諸多企業的CEO、CTO、COO等高管，都來自於中芯國際。而一些基層員工，在他的公司得到了免費上大學、讀研究生甚至博士的機會，用員工的話說“一生的命運得到了改變”……
然而，感到嚴重威脅的競爭對手通過商業訴訟來遏制中芯國際的發展，最終中芯國際敗訴；加上為了長遠發展的堅持投入導致與投資方收益求快的衝突，最終所有的責任和結果，由他一個人承擔，他“被迫退出”自己親手創辦的中芯國際。此後，種種後續的人事變動導致中芯國際的發展氣勢減弱，中國芯片製造趕超國際一流的夢想，也就放慢了！
在業界替他惋惜的時候，2014年，他在上海再次創辦新昇半導體，開啟300毫米大硅片（12英寸硅片）研發及量產的新徵程，此舉為大陸半導體產業彌補了硅材料這一重要短板。然而，3年後他卻離開了新昇半導體，繼續他的另一個夢想，在中國成立先進的IDM公司。
2018年，70歲的他再次啟程，總投資150億元在青島成立芯恩半導體，建立一種CIDM（Commune IDM）模式，即共有共享式的IDM。
他，就是張汝京。
在半導體領域，張汝京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人物：有人稱他為中國半導體之父，因為他曾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半導體業內已退休的和仍在產業拼搏的同仁，仍對他欽佩不已；然而，也有人覺得他不適於這個稱謂，因為他沒能繼續帶領中芯國際向前走下去。而他自己認為早期的啟蒙前輩們才適合“中國半導體之父”的稱謂。在有些媒體的報道中，還給他貼上“理想者”的標籤：世大半導體時，他支持與臺積電的合併，但是臺積電當時並沒有在大陸設廠的計劃，他選擇離開臺積系統，帶隊到大陸製造中國芯；一手創辦中芯國際，被迫出局後，又創辦了新昇半導體，而量產成功後他又轉交給別人，只保留董事席位後離開。
在此，大家不免產生很多疑問：一次被排擠，兩次轉場，他有能力創辦上百億元規模的企業，難道真的沒有能力守成？前面幾次創業，究竟遇到了什麼情況？古稀之年，為何還要堅持創業？在大陸出生，在臺灣成長，在美國學習和工作，回到大陸3次創業，張汝京的心中，藏著怎樣一顆熾熱的中國“芯”?
帶著諸多疑問，作者前往張汝京第三次創業的根據地青島，與他進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來為大家還原一位立體、傳奇的張汝京。
（上）醞釀——創辦中芯國際之前
張汝京因創辦中芯國際而被中國半導體業廣為知曉，而創辦中芯國際之前，他在美國求學、工作，為何一心想要回到大陸？什麼機緣促使他到大陸創業？創辦中芯國際時面臨哪些困難？香港、北京、上海，三個備選地，中芯國際的選址為何最終定在上海？……
這些背後的故事，鮮為人知。
1、美國求學階段 多位恩師指點
l 四五十年前的事情或人名，依然記得十分清晰
l 上世紀70年代的碩士畢業論文等，一直帶在身邊
l 有幸得到猶太人導師和伯克利校長的指點
張汝京，大學就讀於臺灣大學。畢業後，按制度要求當了2年的義務預備軍官。當兵一結束，張汝京就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讀工程科學系碩士，這是一個跨學科的系，比較接近電機系、機械系、化工系。這個跨學科的專業，為張汝京今後在半導體產業中的發展打下了學術基礎。
在美國讀碩士期間，張汝京的指導教授是一名猶太人，採訪時他非常清晰地拼出老師的名字David.M.Benenson博士。張汝京回想道：“這位導師比較照顧我，由於我不是美國公民，導師專門為我申請專項獎學金，還幫申請當研究助理，這樣可以有較多的薪酬。”讀書時，一個月獎學金和當助理的報酬加起來有250美元，對於張汝京而言，已是十分豐厚。
作為助理，張汝京幫助導師做各種各樣的試驗和分析，由於他們所做的試驗比較大，學校要求晚上9點鐘才能開始使用電腦，以至於張汝京經常做實驗做到半夜2點鐘。
通過做這些實驗，也使張汝京認識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先生。當張汝京頭天晚上做完實驗第二天來校後，有時會發現有些分析結果搞不通，實驗很複雜，有些地方導師也不太熟悉，就讓他給當時還是加州大學教授的田長霖博士打電話。在這個過程中，田長霖博士給張汝京提供了很多學業上的幫助，指出一些方向，張汝京一直感恩於懷。
幾年刻苦研讀下來，張汝京的學術研究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等到碩士課程修完、論文寫得差不多之後，導師給張汝京說：“現在不用管碩士論文了，你就準備接下來讀博士吧。”
但當時，張汝京一心想參加工作，去工業界試試手。導師希望張汝京能把博士讀完，所以有些不樂意和不捨得。張汝京告訴導師：“將來再回來讀博士。”導師的言語中透著諸多的不捨：“工作後回來再讀博士就非常難了……”
採訪期間，張汝京還把他的碩士畢業論文拿出來讓筆者看。論文是1973年寫的，算起來至今有46年。46年間，張汝京先後從美國到臺灣、上海、青島，論文始終伴隨在身邊，伴著他走過和見證了多少重大和珍貴的足跡。此外，還有母親的自傳等相關書籍，張汝京也一直帶在身邊。
2、從工廠做起 多方面得到歷練
l 進入工廠帶工人，瞭解如何設計和優化
l 給工人上課 ，聽課工人從15名增加到四五十名
l 承蒙多位恩師指點，從想法轉化成現實的能力大幅提升
1974年碩士畢業後，一心想到工業界去鍛鍊的張汝京去了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業。這裡的染料是天然的染料，粘到手上洗不掉。張汝京所在的公司有1000多人，他是唯一的亞洲人，大家對他像寶一樣。
公司有個規定，每一個工程師都要從工廠做起，當工頭，帶著工人去做，這樣才知道怎麼設計，如何優化。張汝京進入公司2個星期後，老闆就安排他帶領15個美國工人。從基層做起，深入一線，瞭解工廠，瞭解工人，對張汝京的職業來說，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石。
不過，怎麼帶是一個挑戰。張汝京還記得，當時工廠裡每週四下班前給工人發薪水，發之前要求每個工頭給自己組的工人上1個小時的安全培訓課。
有的老工頭動手能力非常強，但是缺少理論基礎，不知道怎麼給工人教課。而張汝京給自己的工人講授時，用一張大紙列出要點畫出來，非常形象直觀，工人很容易理解。其他幾個老工頭看了之後，就讓張汝京幫助帶他們的工人。這樣，張汝京最早從給15名工人上課，到後來給四五十名工人上課。
為此，這些老工頭非常感謝張汝京，當遇到一些動手方面的工作時，老工頭會非常熱心地給張汝京演示，教他怎麼做。張汝京也從這些工頭身上學到很多實踐經驗。
當時，這個工廠還用50赫茲的電流，工廠只能自己發電。張汝京回憶道，廠裡有3個特別大的鍋爐用來發電。工廠周邊也有其他一些工廠，發的電他們廠用不完時會賣給這些工廠。
有一段時間，管發電和管汙水處理的工頭家裡有點事情，請了半年假。就由張汝京來管廠裡的發電和汙水處理。這讓張汝京在語言方面進步特別快。他說道：“以前跟人家講話英文溝通的時候，會常常看對方的表情，這樣容易知道對方在講什麼。在工廠裡面，大家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主要通過對講機溝通。這種溝通，你看不到表情，要求語言很強；壓力很大，聽不懂，說不出來，就麻煩。”
此外，這個化工廠也做食品染料，與半導體工廠有一些相似之處，也有潔淨室，裡面要求乾乾淨淨，所有東西都是不鏽鋼做的，密封的，進潔淨室還要穿潔淨服。
後來，工廠賣掉，張汝京就離開了。
1975年秋天，張汝京去了第二家公司Union Carbide，這是一家做液態氮、液態氧等冷凍技術的企業。張汝京在其中負責特殊產品，比如要儲存很多生物的標本，液態氮如何低溫存儲、如何保持16個星期不能夠漏光，這種設計非常複雜。
天助自助者，在這裡，張汝京遇到了多位恩師的指導和相助。
其中一位叫AL Batel的德國老師傅，張汝京說道：“這位老師傅去過世界各地，語言能力很強，極端的聰明，發明過很多東西，人也非常好。 ”
由於張汝京與Batel都是基督徒，有一種天然的認可和親近，Batel就教張汝京很多東西。他把很多新的想法告訴張汝京，然後張汝京把它實現出來。從想法轉化成現實，整個過程對張汝京而言收穫很大。在Batel準備退休時，就急著想在2年內把畢生的技術都教給張汝京。
除了Batel，張汝京還遇到一位卓越的領導，是意大利後裔叫Frank Nataro。Frank在美國出生，意大利語講得很好，人很聰明，是張汝京的學長，對學弟很照顧，給張汝京很多項目做。
此外，還有一位老闆叫張勁敏，是一個留學德國的博士。他與另一位德國公司Linde的大老闆Chris Godsman博士關係很好，兩人有很多想法，會給不同的人去做。他們讓張汝京做了各式各樣的新產品和新工藝，有很高溫的也有很低溫的。
進工廠當工頭階段，讓張汝京對工廠和工人等企業一線的情況有了深入的瞭解；後面又遇到的多位恩師，讓張汝京將想法變成現實的轉化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並且做出多種新工藝和新產品。這為張汝京今後涉足半導體並一展身手，打下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3、進入TI 對公司感恩堅持滿20年才退休
l 參加TI員工讀博項目，斯坦福項目結束申請去了SMU大學
l 留職不停薪，且讀博學費TI全部承擔
l 博士畢業企業多次高薪挖人，堅持留在TI
後來，張汝京的太太畢業，兩人有幸都進入了德州儀器（Texas Instruments，簡稱：TI）。
TI成立於1930年，總部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是世界第一大數字信號處理器(DSP)和模擬電路元件製造商，其模擬和數字信號處理技術在全球具有統治地位，在世界20多個國家設有製造、設計或銷售機構。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制造企業臺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也曾就職於TI。
在TI lubbock工廠，張汝京有幸又遇到一位極其優秀的直接領導叫Gene Frantz（後來成為TI類似CTO的職位），張汝京說道：“Gene是一位極端聰明的人，他會想很多的好產品。” 此外，張忠謀先生也擔當過這個部門的資深副總。
Gene很器重張汝京，並問張汝京為什麼沒有把博士讀完，覺得張汝京不讀博士太可惜。
當時，TI有一個員工讀博士的項目，合作的學校有斯坦福大學、南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簡稱SMU)等，當時公司陸續有二三十位員工讀完博士，其中以這種方式讀完博士的還有張忠謀先生。
Gene就推薦張汝京申請這個讀博項目。由於斯坦福的項目剛結束了，張汝京就申請去讀南衛理公會大學的電機系，恰巧張汝京的領導Gene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SMU建校於1911年，建校以來培養出諸多世界知名人士，比如前美國第一夫人勞拉·布什、德州儀器首席執行官兼董事長Jerry Junkins、美國航空公司總裁兼美國航空集團董事長托馬斯·霍頓、英國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羅伯特·杜德利、諾貝爾獎得主James Cronin等等。
有意思的是，推薦張汝京讀博之後沒過幾天，Gene對張汝京說：“我後悔告訴你讀博士的事了，因為告訴你之後你就會走，但我又想讓你再好好學一下。”
隔了一段時間，Gene又對張汝京說：“我不後悔，你還是去達拉斯讀書吧。”
為了方便讀博，張汝京和太太都申請去達拉斯的TI總部工作，這樣離SMU大學較近。當時張汝京有一位叫王中樞的學長，博士也是SMU大學畢業，就推薦張汝京讀他的博導巴特勒Jerome Butler教授的博士專業（AlGaAs通訊用半導體激光部件）。
參與讀博項目的前期，張汝京是邊工作邊讀博，並且是留職不停薪，這一點說明此前媒體報道的停薪留職去讀博有所失實。
等到學完博士課程做論文時，TI常常派張汝京到海外出差。每次出差回來，張汝京就去找博導談論文的事。博導特別支持和關注張汝京，就讓張汝京下班以後到他家裡來做。
每天，張汝京下班後18點多鐘去導師家做論文，20點師母就過來送咖啡點心。對此，張汝京覺得很不好意思。
後來，他就跟公司老闆講，想留職停薪6個月專心把論文做完。誰知，老闆聽到後說：“為什麼要留職停薪呢？留職不停薪！你照樣做你的論文。”
老闆和導師的支持，讓張汝京在論文和工作兩邊都沒有絲豪的鬆懈，那是一段極為緊張繁忙的日子。張汝京每天早上7點鐘到公司，工作到9點鐘；然後去學校寫論文，順便帶了一個便當做午飯。下午3點鐘，張汝京再從學校回到公司，工作到下午7點多鐘。
這樣的節奏持續了半年，一半時間在學校，一半時間工作，並且是留職不停薪。
值得一提的是，張汝京讀博的學費全部是由TI公司承擔。 前期，公司支付的學費、書本費、雜費的25%；等到全部課程休完後，公司再支付25%；各門學科及格後，再支付25%；等拿到學位後，公司支付剩餘的25%。
後來，張汝京博士畢業後回到TI工作時，每年都有其他公司來挖他。但張汝京對TI很感激，堅持留在TI，一直工作到滿20年工齡才退休離開。
在此期間，張汝京先後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及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創建並參與管理了10個半導體工廠的技術開發及IC運作，一時間被媒體稱為“建廠高手”。
對於建廠這段經歷，張汝京說道：“當時德州儀器在世界各地建廠主要是為了擴展市場；另外，當地政府也比較支持，所以說是客戶、TI和當地政府合力建的工廠。”
從TI讀博的受益，也讓張汝京後來在創辦中芯國際、青島芯恩等公司時，對員工採用類似的激勵方式，有些員工的命運為此得到改變，至今一些員工還追隨著張汝京，這將在後序文章中與讀者分享。
4、一心想來大陸 祖國情結深受父母影響
l 母親申請到康乃爾大學獎學金準備讀博士，盧溝橋事件後選擇留在國內任教
l 母親一直給子孫輩說，要愛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
l 父親問他：“你在世界各地建廠，為什麼不回大陸建廠？”
張汝京雖在美國多年，但一心想來大陸，打算退休之後就回大陸。而他內心的那份祖國情結，深受父母的影響。
從張汝京母親劉佩金的自傳中看到，張母1911年出生在江西九江，9歲進入女子學堂，後轉入基督教教會學堂“儒勵中學”，當時已經開始學英語、數學、化學、物理、生物、美術、音樂等課程。
張母高中畢業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女大）化學系。1937年大學畢業，申請到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繼續攻讀博士。
後來，1937年夏天抗日戰爭爆發，張母最後選擇留在國內任教。 張母在廣州協和女中和女子師範這兩所教會學校教化學。日本攻打廣州時，學校移到澳門，張母也跟著過去繼續教學。
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攻打香港和澳門，學校轉移到後方，從澳門輾轉廣州、廣西、雲南，歷經2個多月的乘車、坐船和走鄉間小路，到了四川重慶。
由於是學化學的，張母被調到重慶彈道研究所作火藥分析，在這裡接識了在鋼鐵研究所當工程師的張汝京的父親張錫倫。
張父畢業於國內第一所礦業高等學府焦作工學院，起初進入上海的一家鍊鋼廠工作，抗戰爆發後，張父跟隨著工廠遷移到重慶，負責開發坩堝鍊鋼的方法。
1947年，張錫倫一家四口帶著300多名鍊鋼所的員工到南京鋼鐵廠。1948年，家中的第三個孩子也就是張汝京在南京出生。1949年，全家攜300多名員工及家屬經上海到臺灣。
張父做材料很在行，後來看到張汝京在TI去世界各地蓋工廠時，就問：“你在世界各地建廠，為什麼不回大陸建廠？”張汝京說，一直還沒有機會。
母親是一直給子孫輩說，要愛國，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並鼓勵孩子們能回祖國服務。
在父母的影響下，“回大陸”成了張汝京的一個心願。
除了父母的影響，張汝京也受到愛國同胞的鼓勵。他在TI的一個老闆邵子凡博士，和張汝京的成長讀書經歷有些相似。邵博士十二三歲去臺灣，然乎去美國讀博士和工作。張汝京說：“他們很愛國，很想去大陸，但是邵博士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就很支持我，鼓勵我去大陸工作。”
5、回國參會接識王陽元院士 為在大陸創業埋下伏筆
l 起先負責大陸和臺灣的合作項目無錫華晶上華
l 臺當局要求臺灣企業停掉大陸項目，回臺灣擔任世大總經理
l 世大被賣之前，並非所傳的不知情，張忠謀曾問過他
l 去意已絕，留不住張汝京的張忠謀扣下他很多臺積電的股票
天助自助者，當一個人想做一件事時，各種機緣都會來促成這件事。
1996年，張汝京從TI退休（工作滿2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前一年，電子部（工信部的前身）的相關代表去美國參觀，張汝京被公司推薦接待了中國代表團。電子部帶頭的當時是總工程師俞忠鈺和一個領導陳建興先生等，他們參觀後對TI的先進半導體技術頗感震驚。
1996年底，電子部舉辦了一場電子論壇，也邀請TI派一名代表參加。TI安排張汝京代表公司參加。因為這次會議，使得張汝京接識了王陽元院士和俞忠鈺等老前輩。
“王老師說‘你回來幫忙吧’。”張汝京回想當時的情景。張汝京口中的王老師，指的就是王陽元院士。
張汝京開完會回美國後，徵求幾位前老闆的意見，他們都很支持。張汝京也徵求家人的意見，家人更是非常支持。這樣一來，張汝京就沒有了後顧之憂。
1996年年底，張汝京跟王陽元院士見過面以後，開始籌備回大陸的事。
當時，張汝京有一位大學學長叫陳正宇博士（康奈爾大學博士）。他曾經成立一家公司茂矽電子（MOSEL），做DRAM業務，茂矽電子後來把華智合併。再後來，陳正宇博士離開茂矽電子，並買下華晶的一個5寸6寸MOS線，成立華晶上華，擔任董事長。
陳正宇的大學同學蘇崇文博士（斯坦福大學博士），是張汝京在TI-ACER時的一位領導，當時蘇崇文博士知道張汝京馬上要退休，就問張汝京有沒有興趣去陳正宇那邊。張汝京與陳正宇博士聯絡後，陳正宇也希望張汝京來。
在這個時候，臺灣的中華開發投資銀行成立了世大半導體，也希望張汝京過去。
張汝京對中華開發說：“我是想去大陸，要不你們和陳正宇那邊合作吧。”
中華開發的胡定吾非常支持與陳正宇博士合作。於是，中華開發投資銀行也出錢，張汝京帶著一個團隊到華晶上華，陳正宇任董事長，張汝京任總經理，張汝京負責0.5微米的半導體項目開發。張汝京說：“這個技術當時受一些限制，AT&T公司得到美國政府的同意，就從西班牙的一個比較老的廠轉過來。首先轉的是0.8微米的技術，慢慢地再從0.8微米做到0.5微米。”
1997年張汝京從TI退休後來大陸先參與這個項目。因此，張汝京一半的時間在臺灣，一半時間在大陸無錫。
1998年2月的某一天半夜，在無錫的張汝京還正在睡覺，突然來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頭說：“臺當局要求中華開發把大陸的項目都停掉。”
於是，中華開發胡定吾跟華晶上華陳正宇達成協議，張汝京和團隊回到了臺灣。當時，中華開發投資了世大半導體，張汝京在蓋廠和經營管理方面比較有經驗，作為中華開發資深副總的張汝京，就去了世大半導體擔任總經理。
1998年5月份，當大陸的項目驗收結束後，張汝京和團隊就完全撤回臺灣，專心做世大半導體的項目。
世大半導體從1997年做到2000年，公司賺錢後就被併購了。
此前媒體傳“世大半導體被賣時，作為總經理的張汝京並不知道”。就此事，筆者專門求證了張汝京，他說：“這是錯的，我完全知道，而且張忠謀先生要買世大，特地找我去商談，問我同意世大賣給臺積電嗎？我說我贊成。”
張汝京說，他贊成的原因是想著當時把廠賣了之後，可以來大陸。世大被賣的商業談判環節他沒有參與。最後，張忠謀以原始股價8.5倍的價格買下世大半導體。張汝京進一步說道，對投資人而言，是很樂意的。
張汝京也問過張忠謀，收購世大後會不會到大陸發展？當時，張忠謀沒有表態。張汝京說，自己沒有考慮到當時的政治環境。
臺積電買下世大後，張忠謀幾次與張汝京談，希望張汝京留下來。然後，張汝京一心想去大陸，張忠謀不是很樂意，不過還是讓張汝京離職了。但是，張汝京被罰了很多臺積電的股票。
那時，張汝京去大陸之意已經很堅定，根本不在乎股票的事。
6、挑起歷史使命 中芯國際最終“聚焦張江”
l 產業前輩推薦張汝京來蓋廠
l 創辦中芯國際時，面臨哪些挑戰？
l 香港、北京、上海三個城市，為何中芯國際最終選址在上海？
當年，有一群做半導體的愛國華人。主要有：虞華年博士，曾是IBM的資深經理，在臺灣當過外籍顧問組組長；臺灣工研院電子所所長鬍定華博士，曾是萬虹的董事長；還有一位是哥倫比亞大學電機系前系主任楊雄哲博士；華邦電子總經理楊丁元博士。這四位都曾是臺灣工研院的高級負責人。還有一位楊教授的學生馬啟元教授也幫忙聯繫政府高層。
1996年，這四位半導體前輩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國家領導江澤民和朱鎔基，信里語重心長地提議大陸一定要發展半導體產業。江澤民主席曾當過電子部部長，非常支持，就作了批示。
第二年張汝京來大陸時，幾位老先生就找到了張汝京，發展大陸半導體的結論是一定要蓋先進的半導體廠。2000年3月底4月初，他們幾位約張汝京和國務院溝通，由張汝京和團隊來負責蓋廠，王陽元院士也全力支持。
當時，張汝京不僅賣掉了在美國的多處房產，也把90高齡的母親和太太孩子一起遷居到了上海。在張母的自傳中寫道：“回到闊別50年的祖國大地，回母校金女大看老校長吳怡芳博士紀念館，也看到失散多年的小姑姑、妹妹和堂弟妹及他們的家人。在大陸工作的大兒子陪著我從南到北探望親人，感慨萬千。”後來，全家在上海定居，張母寫道：“總算是達成了海外遊子落葉歸根的心願。”
20世紀初的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可以說是一無所有。回到大陸建廠，張汝京面臨著諸多問題和挑戰。
首要的是人才方面。張汝京說道，當時做過半導體芯片0.35微米工藝的人才非常少，估計不到10個人；做過0.25微米工藝的人，可能更少。
其次是面臨著美國禁運的技術壁壘問題。當時，世界上先進工藝已經在量產0.18微米，0.13微米工藝也即將量產。張汝京他們在無錫做的是0.5微米（中間有0.35微米、0.25微米、0.18微米的三代技術差距），與國外先進技術相差很多。
再者是國內很少人認識張汝京他們，資金誰來投？
張汝京的母親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曾就讀於教會學校，也在教會學校教書。受母親的言傳身教，張汝京也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為此，他通過個人關係找到美國五大教會為自己背書，保證所創辦的企業將來所生產的芯片產品只用於工業民用，而非用於軍事。最後，海外資金，像華登國際、漢鼎亞太、高盛資本、祥峰資本等都對中芯國際進行了投資。
國內的大股東有北大青鳥、上海實業和張江科技園區。王陽元院士和夫人楊芙清院士都非常支持，找到北大青鳥來投資；張江科技園區以土地作價來投。
當時需要10億美元，實際上收到了11億美元，最後增資到14億美元，就把上海的3個廠建起來了。那時是半導體的低潮期，設備等相對比較便宜。
在中芯國際的選址上，張汝京和虞華年博士、胡定華博士等幾位前輩先後一起去了香港、北京、上海，張汝京又和馬啟元教授去了深圳看場地。
他們首先想到是在香港，或許可以避免美國的禁運。不過，由於香港已經迴歸了，所以建廠在香港和在大陸差別不大，多少也會面臨一些禁運限制。當時海外投資人對香港也比較有興趣；香港政府也很支持，曾經很積極地在香港談，漢鼎亞太投資基金的CEO許大麟博士與香港特別行政長官董建華談。董建華同意給一塊地來建廠，張汝京要求在這塊地以外，給員工蓋一個宿舍。這樣一來，香港的房地產集團不幹了，視此舉是搶他們飯碗。加上，香港的IC人才不是特別多，大陸的人才去香港也不容易。最後，他們放棄了香港。
接著的是北京。北京政府很熱心，但當時劉淇市長不在，接待的副市長不太清楚此事，不能拍板。
關於上海這邊，上海徐光迪市長非常支持。張汝京他們本來看中的是上海的金橋，因為華虹半導體也在那裡；但上海張江也很熱心，提供的地很多。
大家在香港碰面，開會討論最終地點。虞華年博士、胡定華博士、楊雄哲教授、張汝京還有馬啟元教授最終商定：“還是聚焦張江！”
此後，具有中國半導體產業里程碑意義的中芯國際在上海張江誕生，中國半導體也開始迎來新的發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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