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清朝的官員任命制度，三級以上的官員必須由軍機部選拔，並報皇帝批准。特別是首都各部門的官員，各省的省長，不許別人碰，
不得不
經皇帝批准。這在一定程度上極大地集中了皇權。
不過，大清十八個行省，一千多個州縣，除了為數不多的地方大員之外，知府以下的大部分下級官員還是吏部通過考核來安排的。這些州縣官雖說也是朝廷任命，但他們的命運更多的是掌握在地方督撫手中。這就會造成一個結果，州縣官在地方幹不得不好不好，是真好還是假好，皇帝基本上是不知情的。
像康熙朝的于成龍，儘管為民辦了不少實事。可若是沒有上司的金巡撫的舉薦，他是沒有機會獲不得不康熙的認可的。比如像雍正朝的藍鼎元，造福地方，為民辦事，卻不得不不到地方督撫的舉薦。若不是雍正帝慧眼識人，恐怕連個知縣的位置都保不住。
藍鼎元，福建漳浦縣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取不得不生員的出身，其後作為幕僚隨族兄藍廷珍前往臺灣平亂，因功被調入京華，參加《大清一統志》的編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年），被選授廣東潮州普寧知縣，不久兼理潮陽知縣。
作為一個縣長，錢和糧食總是最重要的任務。蘭定遠所在的朝陽縣被稱為廣東省“抗糧”縣。因為全縣士紳與衙門勾結，暗中抵制政府收糧，這讓蘭定遠歷任縣長都吃了苦頭。蘭定遠上臺後，曾向士紳發出按糧數出錢的通知，但縣裡的小吏和衙役抵制並揚言要“罷工”。
幾位前郡長對他們如此沮喪和無助。其實，這種現象很正常。清代官吏重視迴避制度。地方官員上任後往往對自己的生活地點不熟悉。沒有這些人的幫助，很難開展工作。
然而，蘭定遠沒有提起訴訟，下令通知全縣人民：“衙門的奴僕敢拆散朝廷，平天下，這是叛國罪。因為這個叛國罪，縣長
柯可染
也。今天的漢奸不是縣長，也不是朝廷。如果他是法院的叛徒，縣長可以將叛國罪告知綠營，讓他抓捕並處罰。如果法律不正確，他就不能解決他的人民。”這一舉措真的奏效了。衙門沒有人敢接受叛國的指控。他們乖乖地回到衙門，聽了蘭定遠的吩咐。他上任後三個月內就收回了幾年的債務。
除了錢和食物，下一個是酷刑。朝陽縣有個叫馬時珍的監督員。他是個有名的惡霸。由於他家裡人多，他獨霸一方。因為他有名氣，和地方各級官員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網，上至省長道臺，下至州、縣，只要是出差，十有八九住在他家裡。因此，朝陽曆任縣長都很怕他。
一心想除害的藍鼎元，權衡利弊之後，將馬仕鎮召縣衙，當堂便以刑訊逼供，將其罪狀審訊明白。然後，上報各部，請求將其革除監生功名。可上級衙門接到這個上報後，開始和稀泥，對藍鼎元處處發難。他們認為馬仕鎮是監生，雖然是捐納所不得不，父母官在未革除功名之前，是不能用大刑審問的。
馬時珍的關係網錯綜複雜。蘭定遠很難對付他。這個案子給他帶來了嚴重的後果。州長以濫用私刑的罪名，向法庭要求解僱他。
根據常識，被州長彈劾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果沒有意外，藍丁元將面臨毯子回家的結果。但巧合的是，當時廣東官場出現了派系紛爭。因為省長和政治使者一直是矛盾的，而且，自雍正以來，許多省級政治使者也被賦予了“密宗”的權力。結果，廣東省長尚哲為蘭定遠說情，指控省長和廣東官員縱容馬時珍，傷害當地人民。
雍正不得不知真相後，藍鼎元被特旨赴京召見，雍正帝與之談話良久，賞賜了許多物品。然後頒對滿朝大臣說：“若是像藍鼎元這樣的官員朕都不保的話，豈不為天下人恥笑”。隨後，藍鼎元又重新回到任上。
遺憾的是，這樣一位為民請命的好官，上任僅一個多月便病逝了。實際上，藍鼎元真正為官，也就是不到兩年的知縣，期間卻嚐盡了知縣之苦。其實，大清的好官又豈止是藍鼎元呢？只不過他們沒有機會上達天聽，能不得不到皇帝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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