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建立以前，日本經歷了長達百年的戰國混戰狀態，在此背景下，實現統一，結束混戰，還社會以穩定和安定就成了共同的心聲和期盼。於是"戰國三傑"應運而生，他們主動承擔起統一國家的重任，織田信長在世時統一了日本1/3國土，豐臣秀吉繼承信長的遺志，終於在1598年控制日本全境，可惜這一年他去世了。這樣統一全國的使命就落在了德川家康的身上，而家康不辱使命，通過關原一戰，終於掃清一切障礙，建立了德川幕府。

為使社會穩定持久，避免再次陷入戰亂死循環，德川家康開始實行嚴厲的等級制度，就是基於"士（武士）農工商"的劃分標準，將社會上的所有人進行等級化，給他們貼上標籤，並規定各階層的人不可越界、不可通婚，按照現時從事的職業世世代代傳承下去，不得改變，就農民而言，必須交出武器，在所屬藩內當好農民本色，並將種地職業傳給子孫後代，安分守己，不得越雷池一步。

為落實這一精神，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家康之孫家光即位後，強行要求各地農民到佛寺登記，以確認其身份。1665年，德川幕府加大管控力度，就農民的宗教信仰情況再次要求他們前往佛寺登記，以便進一步從政治和社會層面加強控制。

那麼，在此情形下，農民是不是真的成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漢，成天與土地打交道，毫無其他作為呢？

事實上，並沒有想象的那般嚴重，農村自治權和農民自主空間都很大，日後，他們還辦起了家庭工廠，搖身一變成了商人，或越界成為傭工，或參軍當了戰士，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十八世紀前，在農業生產及自身事務上，農民就有很強的自主性

這可從當時的城市經濟繁榮和人口城市化看出端倪。到1700年，約300萬日本人住在一萬人口以上的城鎮，城市化率為10%，即便以居住在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而論，城市化率也有5%-6%，以總人口3000萬計非常可觀，而同期歐洲的城市化率僅約2%，足可見德川幕府的國家治理還是比較成功的。

既然城市人口如此眾多，他們的衣食及日常用度也就不菲，而其來源與農村息息相關。因為維持城市經濟主要靠若干米商，米商的貨源來自於大名藩地的米祿，大名從米商手中獲取米款後，發給江戶和藩堡的武士及其他工作人員俸祿，米商再將稻米賣給城市居民以回籠資金，這樣城市就以稻米和米商得以維繫，形成良性循環。

而一旦大名的米祿出了問題，城市經濟和人口就將不保，而米祿歸根結底要由藩地內的農民來提供，收成好，大名的米祿就多。那麼大名的米祿如何保持穩中有進呢？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必不可少，正是農民擁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田地怎麼種才能產出多，他們說了算。

基於此，幕府及藩政府便與鄉村達成默契，只要農民按期繳稅，至於村中事務一概很少介入，而負責農村治安的武士也不常進駐村中，這樣不被完全控制的農民，他們的潛能便得以發揮。

在此情形下，農民積極改良耕作方式，農產品產量不斷得到提高，稻米收成好，大名的米祿也就豐盛，整個城市也就進入良好運作狀態。而不少富裕的農民在徵得幕府批准後，他們不僅可以外出旅行，還可以移居城市，脫離農村，成為町人。

農民在幕府時期總人口中佔有80%的比重，因此成為主要的被控制對象。但農民和農村又是城市的衣食父母，如果將其當成籠中之鳥看待，不給任何自主空間，他們的勞動創造熱情就無法激發出來，農業生產積極性很難提高，則土地出產就有限，土地價值得不到有效利用，導致稻米之類的糧食作物的產量上不去，則大名的米祿何來，他們如何過上體面的生活，甚至整個城市的繁榮發展都將無法維持。

對於這樣的利害關係，幕府、藩政府一開始就心知肚明，故而從實際出發，只要農村和農民的稅收按時繳納，至於他們具體的農業操作也就懶得去管，對農村和農民的自身事務也會給出一定的開放態度，這樣農村便擁有很大的自治權，農民的自主性也很高。

十八世紀後，農村新興製造業蔚然成風，很多農民創辦家庭工廠，成了商人

據日本相關文獻記載，某小鎮在1855年前的上百年時間裡，依託當地特色農產品棉花和蠶絲，搞起了家庭紡織業，未曾想百年後該鎮面積在原有基礎上翻了三番。

儘管由原料到產成品需要12道工序，但是這些家庭企業能夠有效開展分工合作，經營有聲有色，使得棉布和絲綢備受市場青睞，成了緊俏商品，難怪"

可見，原本被幕府牢牢限定在土地上的農民，現在他們的自主空間更大，已經不滿足於當地道的農民，而是要尋求突破，謀求新的出路，"脫農經商"。當然，前提是這些農民能夠按期繳稅，而賺到錢的家庭企業主自然不在乎納稅，只要官府對他們的營生不插手、不介入。

這種紡織業小鎮只是一個縮影，在其他農村，由於氣候、土質等地理環境的不同，出產的農產品也就有別，這就給了當地農民創造發展產業的機會，於是諸如清酒業、釀醋業、乾果業、陶瓷業、傢俱業、染料業等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產業便蓬勃發展起來，成為地方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由此被冠以農村"原始工業化"的美名。

隨著產業的發展，這些以家庭為主的企業規模越做越大，內部分工也越來越細密，逐漸形成產供銷一體化，產品遠銷至外地市場，像絲綢還一度出口到當時的中國。

農民是幕府時期的主力軍，而智慧和能量往往蘊藏於民間。全國80%的農村人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力資源。既然有賴於農民提供衣食，日常所需亦無不源自百姓生產和製造，則與其嚴格控制農民，不如給予他們以較大的自主空間，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為統治階層提供源源不斷的服務。

基於此，農民才能夠著眼於本地特色農產品，發展個體產業，進行深加工，由原來的普通原料，變成品種豐富多樣、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此間，農民的身份已然發生了改變，蛻變成商人，而這與幕府實行的嚴格的身份統治已經相去甚遠。

不少農村男女前往各種製造業工作，他們扮演著農民與工人的雙重角色

既然家庭製造業風風火火，發展勢頭強勁，免不了要招兵買馬，而附近男女農民便成了工廠的主要工人。根據工種的特點，這些男女農民被分成年度工人、季節工，還有部分成了流動性較高的日薪工人。

就紡織業而言，包括紡紗、織布，抽絲、織絲等多種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細心，對於這樣的細活，需要大量的女工操作，於是農村婦女便成了紡織廠招工對象的不二選擇。

這些女工來自四面八方，有的甚至突破藩的界限。對於離家較遠的女工，她們只好在工作地點居住，在正式前往工作時，其父母會事先與企業主訂立一份類似合同的書面協議，其中涉及工作時限及酬勞等。個別有能耐的女性，她們會被聘用為業務主管，領取不菲的薪水，而普通女性多以計件取酬。

此外，一些農家女子還會成為幫傭，充當保姆，也有家境貧寒的年輕女性到鎮中開設的妓館從事皮肉交易。

當然，紡織業也並非清一色女性，有些工種也需要男工，除了紡織業，其他如清酒業、乾果業、漆器業、陶瓷業、傢俱業等，大多招用男性農民充作工人，畢竟這些工作需要一定的體力。

在不耽誤農時的前提下，農民可就近或到較遠的村鎮務工，賺取額外酬勞，一方面可用於繳納賦稅，此外對改善日常生活也不無裨益。

幕府時期，2400萬農民佔據著人口總數的近八成，他們的生活有著落，將軍、大名、武士等貴族的生活才有保障。在以農業為主的時代，統治者要想過上體面奢華的生活，只有努力剝削平民百姓，但要是農民一貧如洗，自顧不暇，統治階層也無計可施

基於這樣的背景，農民利用附近村鎮製造業優勢，尋求適合自己的工作，適當賺取額外報酬，一些女性甚至打長工，為家庭謀取較為穩定而長期的經濟收入，他們對於官府的苛捐雜稅也就能夠應付，而這正是統治者希望的，於是對於農民半工半農的身份也就睜一眼閉一眼，得過且過，農民的自主空間由此得到彰顯。

幕府晚期政權搖搖欲墜，各地倒幕運動風起雲湧，個別藩地的農民參軍當上了戰士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氣勢洶洶來到日本海域，"踹開"日本國門，逼迫幕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引起各地勤王志士的強烈不滿，他們在攘夷失敗後，轉而進攻幕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武裝倒幕運動。

其間長州、薩摩等雄藩的倒幕派聲勢浩大，他們決意推翻幕府的意志堅不可摧。1864年，在遭遇倒幕失敗後，長州志士並沒有消沉，反而愈挫愈勇，他們一方面購買西式武器，並採用西法組建非正規部隊，一方面突破幕府對農民身份及不準農民攜帶武器的限制，大量招募農民入伍。

這裡不得不提長州藩志士高杉晉作，他的"奇兵隊"威震南北，氣勢不凡，但在軍隊建制上，並不限於武士，而是將農民納為隊伍的一員。一直以來，對於農村和農民事務很少介入的德川幕府，此時更是無暇顧及，而長期遭受幕府統治和剝削的農民，對於能夠參軍感到無上光榮，精神為之一振。

1865年，高杉晉作帶領這支由農民和武士混編的奇兵隊再次展開進攻，由於農民參軍積極性很高，他們鬥志昂揚，衝鋒在前，從而一舉奪得藩領導權，進而拉開了推翻幕府的序幕。

1866年，各地農民藉著武士革命的風暴，先後舉行了上百次起事，從而將幕府逼近死衚衕，迫使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不得不在次年"大政奉還"，這樣長達260餘年的幕府統治終於壽終正寢。

在兩百多年裡，農民一直在幕府身份統治下苦苦掙扎，力求突破這種限制幹一番事業，儘管幕府也都給予了相當大的自主空間，但這都是基於幕府既得利益考量的權宜之計，希望"農民過的生活就是不死不活"的觀念從未改變，生怕農民勢力壯大後對其不利。

而今到了最後關頭，面對內憂外患，幕府對農民的控制愈發力不從心，則農民的自主空間也就相對更大，在身份角色由農民轉為商人、工人後，最終又變為軍人，而這一角色卻扮演了幕府掘墓人形象，一舉將長期壓迫他們的統治者送上了西天。

結語

縱觀幕府整個統治期間，農民儘管受到嚴格的身份統治，地位低下，但自主空間一直存在，雖然這種自主性並非幕府心甘情願給予，卻是的的確確客觀存在的。

作為全國人口中的最大群體，農民不僅要為自身生存考量，還要為上層統治者提供生活所需，而農民要是陷入絕境，統治階級也沒有好日子過。鑑於此，只要農民按時足額繳稅，對農業生產和農民自身事務少干預、少介入，給予農村和農民以較大的自治權和較高的自主性，實為幕府的無奈之舉。

擁有難得的自主權利，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發揮，他們努力提高耕作技術，不斷挖掘土地價值，使得糧食產量能夠保持穩定的增長勢頭，這樣大名的米祿便有了保障，而米祿是城市米商的主要來源，亦是維繫城市經濟繁榮發展的動力源泉。

農民的自主權利還體現在身份的轉換上，進入18世紀以後，一些村鎮的新興製造業蓬勃興起，當地農民充分利用本地農業資源，發展特色產業，由於經營有方，農產品一直保持產銷兩旺勢頭，由此為幕府創造了可觀的財稅收入；農村新興製造業的異軍突起，也帶動了周邊富餘勞動力的就業，不少男女農民應招成為家庭工廠的傭工，他們根據工種的不同，領取著相應的酬勞，一來可用於繳稅，二來也有利於改善生活；幕府晚期，內憂外患，農民的自主空間進一步變大，此時幕府已經無暇顧及，力不從心，只好任其參軍，而當上軍人的農民狠狠地給了幕府統治以有力一槍，致使其墜入深淵而不拔。

其實，農民的智慧和力量從來都是巨大的，只是幕府統治者很少關注而已，"兵民是勝利之本"，如果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當時的藩軍和農民力量，則幕府的基業何至於在西方列強到來時倒下？前車之鑑，後事之師，這樣的教訓不能不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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