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 · 薩林斯：馬戛爾尼為什麼沒能說服中國人扔掉筷子？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馬戛爾尼勳爵何以沒能促成中國人對英國產品的大量需求：

例如，為什麼他沒能說服中國人扔掉筷子，如他曾確信的，當自己展示謝菲爾德的刀、叉和匙如何“便利”時中國人就應該這樣做了（Cranmer-Byng 1962：

225-6）。

當乾隆帝告訴馬戛爾尼說他不需要英國人的精巧機械時，他沒有說謊。這些東西他哪樣都不缺，比馬戛爾尼帶來的更蔚為大觀，雖然他特意放在遠離京城的山場和避暑山莊，也就是長城以外的熱河，他就是在那裡接見了英吉利特使；也放在圓明園裡，同樣位於北京郊外。如果在此皇帝展示出他的普天性（universality），他對野蠻人的包容，那麼這就遠離了中國的中和，以對立方式襯托出首都和作為整體的中央王國。我將表明，這一象徵性的對立是理解帝國貿易政策的關鍵。

本文選自馬歇爾·薩林斯 《關於資本主義的諸宇宙觀》一文，為薩林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講座的演說，關注了太平洋群島及其近鄰亞美大陸的人民如何以互惠方式改造了資本主義的“衝擊”，西方物品和西方人又是如何被整合成了本土權力。

*文章節選自《人性的西方幻象》（[美]馬歇爾·薩林斯 著 王銘銘 編選 三聯書店2019-3），轉載自三聯學術通訊（

1780年油畫描繪廣州十三行外貿易特區的丹麥、西班牙、美國、瑞典、英國、荷蘭夷館

關於資本主義的諸宇宙觀

——“世界體系”中的泛太平洋板塊（節選）

1793年9月，喬治勳爵馬戛爾尼——西洋蠻族國王喬治三世的特使——趕來向天朝皇帝進獻貢物，以天朝的價值標準衡量，這是“向化輸誠”——或據馬戛爾尼自己的看法，他，大英國王陛下特命全權大使，受命謀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目的是開放廣州的貿易，為英國產品開闢新市場。他攜帶大批精美樣品，準備在乾隆帝83歲壽誕場合作為壽禮進獻給他——然後，1793年9月，馬戛爾尼收到了帝國給他的國王的回信。這道著名的諭旨顯然是在回覆一個賓服君主，其部分內容引用如下：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唎國王知悉，諮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盹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Cranmer-Byng 1962：337，340）。

對乾隆帝的諭旨，曾有過這樣的說法（至少羅素作如是觀）：除非這份文件不再被視為荒唐之舉，才能真正理解中國（Cranmer-Byng，1957-8：182）。我卻不想驅除它的奇異性，並要進一步推衍這種奇異特徵。

乾隆帝不是天朝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擯斥西方物事的人主。1816年，他的繼承者在拒絕接見另一位英國使節阿美士德勳爵（Lord Amherst）時，也表現出同樣冷漠的帝國態度：“我朝一向不貴異物，朕無取於爾國之奇巧。”（Malone 1934：173）對歐洲貨品不感興趣，不只是滿族皇帝們的態度，實際上早在300多年前的前代即明朝時期就已經如此。而中國與英國發生關係則自1699年始，那時，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站住了腳跟。從一開始，東印度公司就無論用任何哪種英國貨物來做交易都會陷入困境。除此以外，交通也越來越受到中國規章制度的控制與侵擾。到18世紀中葉，它已被納入“商埠”的傳統格局之中了（參見Polanyi et al.，1957）。英國商船隻能在廣州停泊，公司營運主管們只能與持照的中國商人打交道——他們要經受各級帝國官吏的層層關稅和盤剝，作為被允許交易的勒索。西方人還被社會隔離開來，在文化上也受到極大的鄙視。德米尼（Dermigny）總結了在廣州的歐洲商人的狀況：

他們［歐洲人］都被擱置在300米長的碼頭上，這只是這個軀體龐大的中國腰肋上一扇小小的便門，只許白銀和商品經過，但語言和觀念絕不可能溜入。他們仍然近乎全然隔絕於這個文明，這個文明放棄了全部想要理解他們的希望。對他們遭到的被目為蠻夷的蔑視，他們也以加倍的蔑視看待他們眼裡的中國，這是一個野蠻人的國度（Dermigny 1964, v. 2：512）。

然而，英國仍然繼續忍受同這一帝國的交往，好換取絲綢、本色布和瓷器，而且越來越多的因為茶葉。到18世紀中期，飲茶習俗已經風行於英國所有社會階層，一如馬戛爾尼勳爵所言，茶葉不再像其他中國物品那樣純屬“一種不可或缺的奢侈品”，而變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Cranmer-Byng 1962：212）。馬戛爾尼使團的秘書喬治·斯當東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觀察說，設想一下，假設英國一夜之間被剝奪了茶葉，其後果將導致一場全民性“災難”（Staunton 1799, v. 1：12）。但從歷史上看，茶葉只是昨天才在英國出現，大概在1650年左右（Milburn 1813, v. 2：527ff；Repplier 1932；Ukers 1935）。1669年東印度公司第一批運往英國的茶葉約計143磅8盎司，而到了18世紀40年代，它的年進口量已經超過2,000,000磅，到1800年，更多達20,000,000磅（Morse 1966；Pritchard 1929）。因此，如果中國皇帝作為天子的地位體現在他對異域蠻族產品的蔑視之中，那麼，對英國一方來說，則體現在他們自己的宇宙圖式中，“茶葉是……其他任何物事都必須向其獻祭的神”（Pritchard 1936：163）。

馬戛爾尼覲見乾隆

最大的犧牲恐怕就是著名的英國毛紡織品，為了能夠購買茶葉，他們不得不承受著相當的虧損而把毛紡織品拿到廣州市場出售。（這必定是［紐約］製衣業的起源，堪發一笑的是，它自甘虧損，猶恐不及，當然，茶葉在英國賺取了高額利潤。）在18世紀最後10年間，毛紡織品的積壓日益增加，這有助於減少白銀開支（Pritchard 1929：155）。1820年，東印度公司董事在報告中說，在過去23年間，他們因英國產品而遭受的淨虧損高達1,685,103法郎，原因在於“強行貿易超過了需求”（Morse 1966 v. 1：75）。方當此時，工業革命正蒸蒸日上，而除毛紡織品外，鋼鐵製品、船隻和航海設備以及棉織品的生產者和商人們都在叫嚷著要開拓新的市場——尤其是棉花之王們，1785年“阿克賴特專利法”的解禁導致了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這些叫嚷很好地解釋了何以英國政府如此重視馬戛爾尼使團——這又花去了東印度公司78,000法郎。但使團訪問之後和以前並無不同，中國商人不願為這些英國貨擔冒風險。一直可以接受的東西就是銀幣。然而，站在西方人立場上看，這條綿延不斷的財寶之渠和他們的商業嗜好卻是毫不相干的。

直到19世紀早期，或在將近三個世紀的時期內，中國一直是歐洲白銀的墳冢——連一個大子兒也返不回來。僅在18世紀，至少1億5千萬西班牙銀元流入了天朝。不久之後，英國人（雖然不是美洲人和其他西方人）在東印度公司的特許下，不僅通過棉紡織品進口，而且尤其通過印度鴉片和原棉的私人“

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這些構建方式不僅在乾隆帝給喬治三世的覆信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在有關馬戛爾尼使團的幾乎每一件事情中也是不言而喻的，這是我何以對它非常關注的原因。馬戛爾尼受命前來“磋商”一項協議，就如他原本想象的那樣，是在獨立國家的平等主權之間籤立協約。馬戛爾尼前來“面”對“面”——那是一種特殊的體面，因為他本該“面”對“地”——拜會那位“寡人”，那位“寡人”的德治是人類世界獨一無二的秩序方式。這位英國閣下試圖用其文明的力量打動中國皇室，體現他自己的國王之美德的延伸；那位天子接見了他，但其價值（“德”）是任何文明成立的先決條件。在這種普天權力下，根本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或磋商，只能是臣服或“向化”。這意味著，由於英國人處在歐羅巴這片遙遠的化外之地，在根本上仍屬“荒服”，因而必得由無序而混沌的荒蠻轉向文化。通過他那富有犧牲精神的官僚機構及聖人行為的典範，也通過他的下屬官吏作為指導而擴散出去的他的個人品德，天子獨一無二地在人性和塵世幸福的超凡資源之間發揮著中介作用。他是等級制的典範性力量：政治上無所不能的包容性，一如文化上的絕對性。

遵照古老的帝國傳統，每個立國者都因“奉天承運”而負有制定新曆法、新度量衡（量測容積，衡測重量）和新樂階的使命，由此確立人類的時間與空間、經濟與中和——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人格的延伸：漢代著名史家司馬遷在為傳說中的夏朝開國之君大禹立傳時寫道，“聲為律”，“身為度”。大禹確立了調整時間、空間的“度數”，創造了宇宙和諧的“聲樂”（Granet 1930：16）。清朝開國皇帝毫不猶豫地僱傭了一位耶穌會天文學家制定本朝曆法（Fu 1966 v. 1：3-4；Spence 1980：3f）。他和後繼者們都從不忽視協調人類工作和季節的天象更迭：當然，這要通過正確的獻祭；但也通過新年伊始在嚴格限定的範圍內頒發年曆——私造曆法不僅觸犯大律，篡改曆法也罪不可赦。進獻貢物的蠻族都可以在回賜的物品中蒙賜這些關於時間的禮物，還有蓋在他們自己標明日期的詔書上的玉璽印章、中國體系中的官員憑證和貴族地位，以及其他皇帝賜予的無價禮物，而且往往也獲得買賣中國貨物的權利。

貿易必須遵循朝貢制度，此乃祖宗成法，既然在其最一般的意義上，“朝貢制度”指的是被整合進文明的物質方式。蠻夷的朝貢是天朝價值具有吸引力的標誌，是皇帝之文明化力量的外化形式。“前代帝王，”一份明代官方文件中說，“皆刻意修心養性，以懷遠人，東夷北狄，競趨我朝，以瞻天顏。”（Fairbank 1942：132）因而在清朝記敘中才會有如下對加洛林王朝的觀察：

中唐之時，有國王曰查理曼，性慧而博聞，嫻於文武，為熱爾瑪尼亞和拂郎察之王。其名德遠播異域，諸夷皆臣服（見Schurmann & Schell 1967：123）。

蠻夷貢物必須是“方物”。因而，從特定的象徵方面而言，愈奇愈好：就如同貢物體現了帝國價值的包容力一樣，貢物也體現了帝國包容宇宙多樣性的能力，以及通過控制怪物與奇物來顯示帝王組織控制遠在中國以外的世界無規律地波動的能力（參看Mancall 1984：16）。1419年，外國進貢了一頭長頸鹿，即中國人口中的“麒麟”，一位儒臣揮毫寫下了一篇辭采華麗的賦上賀，試看：

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又云：王者德洞溣冥，化及群動，則麒麟見（見Waker 1956：24）。

原則上，應在冬至或皇帝壽誕之日回贈蠻族貢物，蠻族貢物由此與世界再生聯繫起來，也保障了因統治者與上天的通達而帶來的物質利益。繁榮也體現在皇帝賜予貢使的貴重禮物中，表明他知道如何“懷柔遠人”。貿易再次成為同一套觀念的組成部分：從天朝來講，這是賜予蠻族的“恩”，正如費正清解釋的是“分享中國之慷慨的必要方式”（Fairbank 1942：139）。

在我看來，這種結構作為事件出現在馬戛爾尼使團的記載中。但我只能僅僅提及，例如，這位閣下拒向皇帝叩頭，或許這已經在東方學面紗下有了足夠多的探討（參看Pritchard 1943）。只需提及這個事實就夠了：馬戛爾尼堅持，藩國君主的臣服和他自己的“偉大而獨立的君主”的尊嚴應有所區別，他提出，如果一位同級的中國官員願意跪在喬治三世的畫像前叩頭，他也願意行叩頭禮（Cranmer-Byng 1962：100, 119, et passim）。對此，王室文件稱之為“愚不可及”（Cranmer-Byng 1957-8：156-8）。當皇帝禮節性地接見了使團全體人員、互換禮物後，馬戛爾尼再次表達了磋商事務的願望。但這個願望永遠也不能滿足了，因為，對中國人來說，業務已經結束了——禮儀即業務（Cranmer-Byng 1962：137，148；參看Hivea 1986）。在此，相關的似乎還應提到，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立足的頭50年間，幾乎沒有一個（西方）職員會說漢語（Pritchard 1929：39）。馬戛爾尼使團的天文學家丁維提博士（Dr. Dinwiddie）一再抱怨說，英國人根本無法理解究竟正在發生什麼。“在他那令人羞愧的挫敗後，馬戛爾尼勳爵會帶著怎樣的表情回到歐洲？”他問道，“任何道歉都無濟於事。我們打道回府了——人家會問我們究竟幹了些什麼。我們卻只能回答說，我們沒法和那些人交談。”（Proudfoot 1868：87，參看p. 71）

然而，馬戛爾尼很清楚，在載他前往中國內河的航船甲板上空飄揚的旗幟上，寫的是“英吉利貢使”。他當然心知肚明，但他的外交策略促使他選擇佯裝不知；作為權謀之計，英國人也針鋒相對地用物品語言作文章。就如他們理解的那樣，所謂的貢物是“最好的英國物品和所有為了增加社會生活的便利和舒適而發明的樣品”。這些樣品都是精心挑選的，“好讓看到它們的人感到滿意，並激起更大的購買同樣物品的需求” （Staunton 1799, v. 2：23）。因此，在幾次事件中，“禮物”（英國人這樣稱呼）和“貢物”（中國人這樣稱呼）總是區別得清清楚楚，你永遠也猜不透這些心思萬端的當事人的小算盤。他們的“禮物”確實是商貨的樣品。即使拋開這些不說，它們也是工業技巧的典範，顯示了英國文明的“優勢”和喬治三世的威權。這些禮物包括科學實驗器材、一隻標有庫克船長新發現的地球儀、精美的馬車和削鐵而不捲刃的利劍，正如喬治·斯當東爵士所說，這些禮物精心挑選出來，以“體現”西方科學的進步，並“將信息傳達給”皇帝（同上，p. 243）。“一定要讓中國人對英吉利人的能力、知識和天才感到驚訝，”丁維提說，“為了這個目的，禮物中特意包括了歎為觀止的天文和科學儀器獻給天朝陛下”——其中包括一架花費了

斯當東所著《英使謁見乾隆紀實》1798年荷蘭語譯本插圖

在日記裡，馬戛爾尼一再對中國官員不肯折節屈尊而大表憤怒。但站在中國官吏的立場上，如果這些“禮物”真是“貢物”，那麼，它們豈能比中國的物事優越。至多，只是一些外部世界的稀見、奇異的域外方物，在這個外部世界中，每個種類都是錯雜的、模糊的、顛倒的和混亂的。斯當東獲悉，英吉利“禮物”也是這樣在北京街頭巷尾被傳講的：

在這時吸引了人們的想象力的各種說法中，使團的到達被說成是提供並非微不足道的共享品。人們斷言說，使團送給皇帝的禮物包括其他國家罕見的東西，中國人也從未見過。他們還特別提到，在那些動物中，有一頭象，形小如猴，性烈如獅，還有一隻公雞，以火炭為食。每種東西都被想象成必定與北京從前的所見迥然不同，其性質也必定與北京在同類事物中體驗到的截然有異（Staunton 1799, v. 2：21；參見Cranmer-Byng 1692：114；Proudfoot 1868：51）。

在大約半個世紀後的一篇傑出的東方學論文中，英國漢學家密迪樂（Thomas Meadows）解釋道，由於堅持將這樣一項技術奇蹟當作類似一艘英國船隻式的東西，中國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在製造它的那個國度裡“必定”居住著一群生氣勃勃而生活富足的人民，他們“自由享受著自己出產的果實”，它“必定”擁有強大的政府、完善的法律並且“全部生活在一種高度文明的狀態當中”（Meadows 1847：36；雖然密迪樂所言並無大謬，但在我們聽起來他卻像一位現代功能主義考古學家）。他補充說，中國人願意承認，英吉利人能夠製作某些奇巧之物，但大象和其他野獸也能。的確，丁維提記下了對馬戛爾尼使團的類似反應，包括中國人沒能領會技術和文明之系統關係的本土西方理論：

他們的成見是根深蒂固的。問問他們，這些設計並製造奇巧精美的機械的人是不是聰明的人、優秀的人。他們會說——“這些玩意兒都很奇妙，那又有何用？歐羅巴人能領會同樣優雅的治國術嗎？”（Proudfoot 1868：50）

喬治·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馬戛爾尼勳爵何以沒能促成中國人對英國產品的大量需求：例如，為什麼他沒能說服中國人扔掉筷子，如他曾確信的，當自己展示謝菲爾德的刀、叉和匙如何“便利”時中國人就應該這樣做了（Cranmer-Byng 1962：225-6）。

當乾隆帝告訴馬戛爾尼說他不需要英國人的精巧機械時，他沒有說謊。這些東西他哪樣都不缺，比馬戛爾尼帶來的更蔚為大觀，雖然他特意放在遠離京城的山場和避暑山莊，也就是長城以外的熱河，他就是在那裡接見了英吉利特使；也放在圓明園裡，同樣位於北京郊外。如果在此皇帝展示出他的普天性（universality），他對野蠻人的包容，那麼這就遠離了中國的中和，以對立方式襯托出首都和作為整體的中央王國。我將表明，這一象徵性的對立是理解帝國貿易政策的關鍵。

在皇帝狩獵的熱河，貯藏著從蠻夷土地進貢的無窮財富——他們也同樣是帝國獵取、徵集的對象。在鱗次櫛比的飾有皇帝巡狩畫面的樓閣裡（皇帝“總是策馬飛馳，射殺野獸”；Staunton 1799, v. 2：82），馬戛爾尼勳爵親眼看到：

每一種歐洲玩具和樂器；巧奪天工的地球儀、太陽系儀、鐘錶和音樂自鳴鐘數不勝數，我們的禮物根本無法與之相比，“只好羞慚地掖起它們的腦袋”。但我還被告知，我們看過的最好的東西還遠遠比不上其他放在女士房間裡和圓明園歐羅巴庫房裡面的（Cranmer-Byng 1962：125-6）。

英國人從來沒有看過“歐羅巴庫房”：圓明園中令人過目難忘的意大利巴洛克式宮殿群是耶穌會士特意為皇帝設計的，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歐洲財富。一位有幸目睹這些宮殿的法國使節發現，“這位君王的富有程度簡直不可思議，這裡薈萃著西方几乎所有種類的奇異而優雅的物品”（見Malone 1934：160）。然而，異域奇珍僅僅是造物集萃的一個組成部分，集萃的目的就是要使帝國夏宮充斥自然和人類所能想象的每一種造物。正如葛蘭言所說，即使收集者永遠也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的東西，也依然會被塑造、雕刻或描畫在其中：它是一個“引人浮想聯翩的殊異之物”的集大成之地（Granet 1968：274）。這種多樣性直接關聯著統治者的權力。的確，如果乾隆皇帝將熱河變成了展示超凡權力的博物館，那麼，它實際上遵循了第一位征服者秦始皇帝的傳統，始皇帝“為了立刻並細細地享受他所有的勝利”，便在壯麗宮苑中修造了與所有被滅國同樣數量的宮殿（Cibot 1782b；參看Yang 1974：168）。

多樣性與征服之間的綜和關係將這些帝國夏宮變成了完美無缺的微縮宇宙，它們代表著作為皇帝之業績並屬於其權勢之內的整個世界。“天、海、地三界內所有生類無不麇集在他的池塘和苑囿裡面。他的宮苑裡不缺少任何種類；舉目遠眺，湖浪輕拍著遠岸，隱約可辨那些神秘的不死之島。”（Granet 1930：394）在描寫偉大的漢武帝時，這篇賦恰恰概括了馬戛爾尼勳爵對乾隆皇帝的熱河東園的驚訝描述（Cranmer-Byng 1962：124ff；參看Malone 1928）。對這位滿族皇帝，我們只需再添上人類生活的濃縮標本：村莊、道觀、書房和寺廟，以及出產各種莊稼的農田。書房裝滿了包羅萬象的知識總集，這歸功於皇帝1771年在整個帝國內發起的孤本珍本徵集工作（Guy 1987）。然而，僅僅通過佈置他的御花園，帝王就可以培育他的統治力量，因為在這種佈局中，皇帝本人的調整作用能夠包容整個宇宙世界。在圓明園裡還修了一座四牆環繞的小鎮，有街道、廣場、廟宇、集市、店鋪和民居。如果在凡爾賽，瑪麗皇后可以在一派田園風光中扮演牧羊女，而在圓明園，皇后、宮女和皇帝則可以身著市民裝束混在一群太監中間，後者扮作商人、藝人、小販、腳伕、士兵甚至扒手，置身一片復現大都市喧嚷紛亂、人來人往甚至經常行騙使詐的場景當中（Attiret 1843［1743］：790）。

耶穌會畫師王致誠——多虧他描述了這幅18世紀的畫面——繼續對比夏宮明顯的無序狀態和北京帝國宮殿的平衡佈局。他將帝國宮殿的“完美秩序”比作我們西方人對稱和統一的觀念，凡物皆有對稱，各安其位，但每種事物都恰到好處地有其對應和對立。然而，圓明園處處可見“優美的無序”，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反對稱”。中國原始文獻確信，表面的無序——同時避免順從於“一種甚至比冰冷、單調更加討厭的對稱”——仍是為了模仿自然（Cibot 1782b：318）。王致誠的觀察，即田園樓閣絕無重複，再次確證了自然的異質性與帝國權力相關聯的含義；相反，“你會說，每一座樓閣都是根據某個異域國家的觀念和模式修建的”（Attiret 1843：791）。多樣性甚至一直延續到最小的建築細部，由此不斷在這位耶穌會畫家心中激起一種人類對總體富饒狀態的控制感：“直到我來到這裡後，我才看到，門窗居然會有那麼多不同的形式和形狀：圓、橢圓、方、各種多角形，或者扇、花、瓶、鳥、獸、魚等形狀——簡短說吧，任何規則或不規則的形態都有。”（1843：792）不過，葛蘭言評論說，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人歡迎“帶有異域風情的聯想或技術，方伎或觀念，但他們在屋裡從不承認這些”。因為古典時代的精緻分類體系已經支配了他們的家庭住所，一種中國事物的平衡秩序。而在專供“狩獵、戲耍、遊戲”的苑囿裡，統治者可以接受“帶給他們的任何東西：新異的觀念或神靈、占星士、詩人和俳優”（Granet 1968：295-6）。我們這時可以再添上英吉利爵士和他們的奇妙禮物，如馬戛爾尼的精緻馬車，這些東西是從來不用的，只會在圓明園某座洛可可式宮殿裡佔據一個不起眼的位置（Barrow 1805：145；Swinhoe 1861：331）。

我想強調，這些帝國宮苑和狩獵山莊意味著一種文化政治學，它蘊含著一種既是包容性的又是排斥性的，因而也恰到好處地適應於實踐狀況的經濟學。皇帝的鄉村與帝國的城市的對立不斷重申著一種文明的整個宇宙構造——有時稱“內外之分”（Wang 1968）——中國人也以別的方式體現這個宇宙圖像。李約瑟複製了一幅中國古代的世界構造圖，在我們面前是圍拱著一塊至尊的中央領域並受其影響的多重方塊（見下圖）。從至尊中心即結構完備的秩序之縮影往外延伸的，是開化和安定程度漸趨衰降的蠻夷地區，最外圍是“未開化的戎狄所居之地（荒服）”（Needham 1959：502）。通過將中國另立出來，將之視為世界秩序的中心源泉，這種文明論使其與帝國擴張和文化收縮的方案，以及支配性的包容和憎惡性的排斥保持著同步的節奏，當然，哪種態度佔上風，要看當時的情境。

中華帝國文明之向化圖式（Needham 1959：502）。

李約瑟寫道，從作為天下中心的帝都開始，按同心矩陣的方式，由內向外依次是（a）王畿（帝都），（b）負有進貢之職的王侯所居之地（甸服和侯服），（c）綏靖區域，即正在傾心向化之地（綏服），（d）蠻夷所居之地（要服），（e）未開化的戎狄所居之地（荒服）。

這可能正好是一種通常的朝代循環，不停地搖擺於一種積極向前的經濟決策和一種對外恐懼的退縮之間，這與最終暴露了中國帝制的侷限及弱點的地域擴張是一致的。因為處於上升階段的朝代征服恰恰鼓勵了拉鐵摩爾稱之為衰落源泉的那些過程，尤其是士紳權力和商人財富的發展（Lattimore 1940）。從中央政府盜取收入，轉嫁損失於農民，這些私人力量的崛起是在帝國體制的危機中得逞的。政府證明自己越來越無力應付當前日熾的內部叛亂和蠻夷入侵的交互威脅了，這恰是它自身的成功未曾預料到的產兒。隨之而來的是世界帝國的宏業和一種以排斥為取向的政治經濟的肇興之間的密切關係，這和以前那種對蠻夷邊緣地區的包容關係恰恰相反，那時，新興王朝努力證明它是承秉天命的。

漢學家以這種觀點來解釋明朝（Fletcher 1968），但關鍵在於清朝也是如此（Dermigny 1964, v. 2：468f, 特別是pp. 487-95）。明朝在永樂年間的驚人擴張是廣為人知的，尤其是宦官鄭和的航海壯舉，他攜帶著令狀從東非航行到東印度群島。鄭和統率著龐大的船隊和數萬的隨員，遠至波斯灣和非洲海岸，“像收集紀念品一樣敕封了大量海外封臣”（Cameron 1970：124；Lo 1958；Needham 1971：487f；Fairbank 1942：40-1；Dermigny 1964, v. 1：300f）。相比之下，晚明時期卻經歷了外國朝貢使節的急劇減少，帝國也對外國貿易不再感興趣——就在這時，歐洲人闖進來了（Fairbank & Têng 1941）。類似的內縮化也是晚唐（公元9世紀後期）的特徵，為了保持中央王國的倫理一體性，貿易也受到嚴格的控制。但在一個世紀前，中國的達官貴人們還身著時髦的胡服，流連於京城街道旁的胡帳之中。在盛唐早期，對每一種形狀及形式的域外奇物的激情——從西域碧眼歌伎，到印度旃檀，或麋鹿加香料——已經強烈地吸引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Schafer 1963）。當然，一如傅禮初（Joseph Fletcher）堪與唐代相比的明代週期觀察發現的，這種搖擺在中國人的帝國理論中實際上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化。包容性政策和排斥性政策，一直是同一套等級制觀念的交替做法。傅禮初寫道，在晚明時代，皇帝們：

開始更消極地行其天命。日漸一日，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冷漠，越來越鄙視貿易，而且，他們還將接受中亞的貢物視為讓步；儘管如此，如果把明朝早期的探險活動簡單地視為一個孤立的插曲事件，無疑是歪曲事實。明朝在早期歷史上曾經試圖將世界拉近身邊，而後來則不復如此，這反映了明朝早期階段的強大以及後期的軟弱。但這不等於皇帝擁有世界最高權威之教義已經發生了變化，或者說其最高權威已經開始消退。早期的銳意開創和後期的消極退縮發生在同樣的制度和帝國宣言的情境中。洪武和永樂年間的域外擴張和外交讓步體現了一個強盛時期的明王朝的價值觀，而晚明時期的排外主義和抑商主義則是處於積弱時期的表現（Fletcher 1968：215；參看Dermigny 1964, v. 1：296）。

西方學者始終不厭其煩地陳述中國“自給自足”的特徵，也長期以此解釋明清兩代對歐洲商品的冷漠態度，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看法是如何的不充分（Grammer-Byng 1962：12；Fairbank 1942：139；Greenberg 1951：5）。即使在清代早期就已經出現了商業復興的跡象，何況在位多年的康熙皇帝（1662年—1722年）也頗致力於歐洲的藝術和科學（Mancall 1984：60-3, 85f；Spence 1975；Pritchard 1929：104f；Wills 1979）。不過，如今出現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滿人無力控制東南沿海蒸蒸日上的私人貿易，一股史無前例的蠻夷勢力也正捲入其中（參看Fu 1966：122-3；Fairbank & Têng 1941）。由於處在中國文明的軌道之外，這些西方勢力與中國的運行節奏相比顯得異常古怪。與從前的邊陲人民與封臣迥然不同，歐洲人是無法控制或收買的（參看Lattimore 1940）。的確，從歐洲人的業務節奏來看，他們對中國的需求總體上與日俱增。滿族統治者發現，西方的白銀對於他們自己的世界體系方案是極其有用的。但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恰恰是在滿族勢力方當鼎盛而帝國力量也如日中天之時，天子卻選擇了以輕視其苑囿的方式來滿足他對異域事物的好奇心。從苑囿的事物中，他確信他身懷構織世界的德行。

註釋與參考文獻從略

推 薦 閱 讀

馬歇爾·薩林斯生於美國的猶太人家族，先後在密歇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從博士論文研究開始，他對非西方世界產生興趣，並專門研究過太平洋島嶼的土著文化，進而反思西方世界各種觀念的缺失。1956 年至1973 年執教於密歇根大學，1973 年以來任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石器時代經濟學》、《文化與實踐理性》以及《歷史之島》等，這些著作對晚近西方人類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人性的西方幻象

[美]馬歇爾·薩林斯 著，王銘銘 編選

趙丙祥 胡宗澤 羅楊 譯

“學術前沿”叢書

273頁，42.00元，2019年3月

ISBN：978-7-108-06314-4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本書精選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薩林斯的三篇論文，由王銘銘教授選編。

《關於資本主義的諸宇宙觀》為薩林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講座的演說，關注的是太平洋群島及其近鄰亞美大陸的人民如何以互惠方式改造了資本主義的“衝擊”，西方物品和西方人如何被整合成了本土權力。

《甜蜜的悲哀》這篇長文的主題是啟蒙運動以來出現的西方經濟行為模式背後的遠古宇宙觀背景，薩林斯力圖通過此一探討反思在人類學界以至整個西方社會科學界中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主要論點，如“罪惡”“需求”“權力”“秩序”等。

《人性的西方幻象》指出兩千多年來西方人一直被“人性”的幽靈困擾：人是被迫受制於自身獸性的奴僕。薩林斯認為這種觀念不過是一種幻象，這一幻象同樣起源於文化，而通過修昔底德、霍布斯和約翰·亞當斯之間有趣的政治哲學關聯，我們可以勾畫出西方人在解決人性本惡這一基本命題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獨特形而上學。

石器時代經濟學（修訂譯本）

[美]馬歇爾·薩林斯 著

張經緯 鄭少雄 張帆 譯

“學術前沿”叢書

432頁，52.00元，2019年3月

ISBN：978-7-108-06395-3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幾乎所有人類學教科書都會談及石器時代生活的艱辛，人們相信生活在原始社會的狩獵者都食不果腹，難以維生，飢魂餓鬼如影隨形。然而著名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卻在這部著作中辨析並破除了這一成見。當我們跟隨他重新發現石器時代的生活時，就會發現那實際是一個豐裕的社會，人們能夠滿足自己的需求，還組織起一種受親屬關係和社會權力等級影響的家戶生產模式。不僅在生產方面，原始社會的交換活動也和宇宙神話、社會規範等價值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看看薩林斯給出的斐濟、特洛布里恩德群島、夏威夷等原始社會有趣而又廣博的材料，或許我們就會理解他所說的：資本主義並不是人類歷史上與生俱來的經濟方式，而人類社會更普遍的經濟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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