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周延禮:加快推進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建設


《中國金融》|周延禮:加快推進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建設

導讀:充分研究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情況,研究部署再保險中心建設有關工作,推動抓好落實,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關鍵支撐之一

作者|周延禮「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

文章|《中國金融》2020年第5期


近日,經國務院同意,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和上海市政府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在疫情防控關鍵時刻出臺《意見》,進一步凸顯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戰略意義。再保險中心建設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研究國內外再保險市場情況,研究部署再保險中心建設有關工作,推動抓好落實,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關鍵支撐之一。筆者作為一名曾在中資保險公司海外機構和國家保險監管部門工作多年的參與者,結合曾在上海工作的經驗,嘗試就這個問題做一些探討。


全球再保險中心發展及對中國的啟示


縱觀國際已有再保險中心,主要有以倫敦為代表的歷史積澱型再保險中心和以新加坡、百慕大為代表的政策驅動型再保險中心兩類。


倫敦再保險中心的發展和演進與英國自17世紀以來海上霸主地位的逐漸確立和資本主義市場發展密不可分。倫敦再保險中心市場的標誌性產物,非勞合社莫屬。勞合社雖為歷史積澱型再保險市場,但是其演進過程也離不開法規、政策等方面的適時引導和適度干預,從而加速確立其地位。《勞合社1871年法案》的出臺,賦予了勞合社法律上的地位;1911年,英國政府取消了對勞合社經營範圍的限制;《勞合社1982年》法案進一步明確了勞合社理事會對勞合社事務的管理和監督職能,確立了勞合社的監管權威。


新加坡再保險中心的形成離不開當地政府根據本國的特點因勢利導,全球前50大再保公司中有29家在新加坡設立機構。究其原因,新加坡政府在國際再保險市場資金進出規定、所得稅、離岸保險業務稅收等方面發揮了關鍵的政策引導作用。一方面,對保險業公司所得稅、離岸業務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給予優惠的稅收條件;另一方面,在高標準監管的前提下,加大對非居民開辦再保險公司業務條件、外資入股本地保險公司、保險經紀進場執業等方面的對外開放力度。近年來,大量中資保險機構在年底紛紛飛抵新加坡,開展再保險業務的年度續轉工作,新加坡再保險中心影響力逐步增強。


百慕大再保險中心和美國市場緊鄰,也是以其優惠的稅收政策和寬鬆的監管環境吸引了大量機構。促使百慕大崛起的另一個因素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責任險承保能力緊缺時,ACE和EXEL兩大特種責任險公司在百慕大的成立,逐漸形成超額責任險、終身醫療險和再保險市場。上世紀90年代巨災風險頻發,1992年安德魯颶風發生後,投資者在百慕大迅速建立巨災再保險公司,而後,百慕大逐漸成為眾多巨災再保險中心的註冊地,再保險中心逐步形成。


上海建設國際再保險中心,既需要借鑑倫敦等歷史積澱型再保險中心的經驗,也需要積極學習新加坡、百慕大等政策引導型再保險中心的有利做法。一方面,吸取國際先進再保險市場建設經驗,發揮中國市場信息技術運用的後發優勢,結合最新“償二代”監管要求,採用擔保措施集中登記管理等手段,加快中國再保險場內交易市場等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改善營商環境,吸引再保險市場機構、資金、技術、人才的聚集,加大再保險服務保險和經濟社會發展、支持國家戰略的能力,提升我國在全球再保險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


上海建設國際再保險中心的機遇和挑戰


上海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場體系最為完備的城市之一,是國內金融保險機構集成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保費規模位居全國城市第二位,且仍具有較大發展潛能。周邊日本和韓國分別是全球第三大和第七大保險市場,具有較高的向外分散保險風險的需求,是重要的潛在業務來源。同時,上海位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中心位置,肩負推進更高起點的深化改革和更高質量的對外開放的重任。上海自由貿易賬戶體系等金融創新機制,可以更好打通再保險資金國際結算通道,相比其他地區,上海有明顯的區域優勢和更好的政策環境。


當然,與國際已有再保險中心相比,上海在再保險國際定價權和話語權、市場供給結構、營商環境等方面還具有較大提升空間。


首先,缺乏具有一定規模的再保險交易市場,是造成定價權和話語權的旁落的重要原因,也是市場供給不足的重要原因。新加坡有27家專業再保險公司,香港共有18家專業再保險公司,而上海僅6家,再保險經營主體明顯偏少,產業聚集效應受限。究其原因,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以再保險跨境業務為例,目前境外500多家再保險機構以離岸方式參與我國再保險業務,我國每年分出到海外市場的再保險保費近700億元,但與國際成熟市場相比,這些經營中國業務的離岸機構既不受中國金融監管部門監管,國內也沒有對其建立系統性的、強制的信用風險保證機制,導致在海外經營中國再保險業務的成本低於在中國境內設立分支機構的經營成本。這種不太合理的現狀抑制了國內再保險機構的設立需求。部分海外再保險公司為了以更低成本經營中國業務,紛紛把亞洲總部設在毗鄰的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加快上海再保險交易市場的發展,在上海建立一套完整的跨境再保險風險保證機制,對吸引機構、推動市場實現價格發現和資源配置、提升我國在國際再保險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再保險中心營商環境需要進一步優化。從國際上看,再保險業務均免徵增值稅及營業稅。同時,百慕大、香港、新加坡等已有再保險中心均採用極具競爭力的離岸業務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率來吸引國際機構和業務集聚,形成區域再保險中心。雖然近年來監管部門和市場機構做了大量推動上海再保險市場發展的努力,但由於我國在再保險領域明顯稅率偏高,對再保險這種國際流動性較大的業務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


創新推進再保險市場建設,實現中國再保險發展彎道超車


上海保險交易所(以下簡稱“上海保交所”)作為上海獨有的國家級保險要素市場,在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加快上海再保險市場發展上可以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近年來,上海保交所與主要市場機構聯手,對推動上海多層次再保險交易市場建設開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舉措,上海國際再保險交易基礎設施已經初步具備。


2018年,上海保交所推出了國際再保險交易平臺並榮獲上海金融創新獎二等獎。該平臺基於互聯網建設,集再保險詢報價、交易、理賠、賬務結算、統計分析等功能於一體,實現了國際再保險交易數字化、線上化、一體化管理,全球保險再保險機構均可在得到授權前提下在該平臺進行交易,在推動傳統再保險交易向標準化、線上化和透明化轉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成為監測國際再保險真實性和資金流動的重要工具。


2019年,上海保交所在銀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關心支持下,聯合地方政府部門和市場主體,在上海舉辦了首次由中國發起的國際再保險交易年會——陸家嘴國際再保險會議,該會議成為首次進入“進博會”保險行業性活動,全球258家機構、911位再保險高管及專業人士參會洽談交易,在滬達成再保險意向交易金額約280億元。從人員規模看,該會議已經一躍成為世界四大國際保險交易年會,這對提升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的影響力、吸引全球再保險的資金和人員在上海匯聚發揮了積極作用。


此外,從倫敦、新加坡等已有再保險中心建設經驗來看,業務資金跨境流動的便利化程度對業務的集聚起著關鍵作用。上海保交所在有關監管部門指導下,推動自貿區自由貿易賬戶在保險和再保險領域的應用,利用FTU分賬核算單元為國際再保險業務跨境資金支付、來源於海外再保險分入業務的資金海外運用提供便利化安排。同時,在外匯管理部門指導下,上海保交所正在摸底國內企業“走出去”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保險保障需求,嘗試通過場內交易的真實性審核優勢,為全球統括保單跨境資金支付提供便利化安排。


加快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發展思考


擴大金融保險業對外開放是我國長期堅持的政策導向,《意見》的出臺進一步表明黨中央和國務院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決心和信心。應該以《意見》出臺為重要契機,堅持以開放促發展,進一步提升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


一是加快上海再保險交易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指導和市場引導並重,支持交易市場完善管理辦法、業務規則,推進綜合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儘快落地,完成市場制度框架和技術框架的具體構建,為上海國際再保險中心建設提供安全可靠的國產化基礎設施。


二是不斷完善再保險營商環境,推動增值稅等相關稅收減免,繼續發揮陸家嘴國際再保險會議匯聚人流、業務流和資金流的優勢,加快形成離岸再保險機構和業務向上海集聚的態勢;拓寬自貿區自由貿易賬戶功能,推動跨境保險再保險業務結算便利化安排,為服務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國家戰略發揮更重要作用。


三是助推有關配套政策的落地,加快做好“償二代”差異化監管規則落的有關工作,支持保交所境外會員發展,積極引入海外再保險機構進場交易,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大幅度增加上海再保險市場交易主體;依託交易市場細化完善中國再保險交易數據統計有關工作,向國際、國內市場發佈準確的市場數據分析報告,進一步增強中國再保險市場的國際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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