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在日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商丘沦陷，圣保罗医院作为英国教会医院，像当年上海等地的外国租界地一样，在战火中以人道主义情怀救助、保护了大批商丘难民。时间过去了七十一年，感恩的商丘人至今对非常时期洋大夫在这片土地上的善举念念不忘……
沦陷后的商丘 与战火中的人们
1938年5月29日这一天，太阳照常升起，照着归德古城外黄了的麦子。正是一年最繁忙的时候，人们却忘了地里的庄稼。昨天磨好的镰刀扔在场院里，木叉横在山墙根，一切都显得仓皇零乱，大难临头……日本人来了。
战火中的豫东大地
此前的四月份，东线徐州方向刚刚传来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都还沉浸在对日作战胜利的扬眉吐气中，日本人的铁蹄却已经西进中原。就在两天前的5月27日，国民党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刚刚下令黄杰死守商丘，第二天，黄杰便擅自将四十师西撤柳河，命二十四师退至开封，只留下一个师留守商丘。日军遂长驱直入，占领豫东重镇朱集，5月29日凌晨，商丘沦陷。
人们一觉醒来，城门与车站四周，站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亡国丧土的人们在日本人屠城的枪炮声中四处逃亡，一路尽是被侵略军炮火炸飞了的头颅、肉块、头发与四肢。这些乡里乡亲，昨日还在自家的田里耕作，或赶集上店，或挑水纺花，一夜之间碎片淋漓，破棉絮一样，挂在了路旁的树枝与破壁残垣之上……
时隔七十一年，翻开商丘历史的这一页，血腥之气仍旧扑面而来！灾难中的商丘人一夜之间沦为刽子手屠刀下的羔羊，一场又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在黄河故道岸边的一座座村庄和集镇罪恶地进行。据《商丘地区志》记载：商丘沦陷前后，“5月28日，日军血洗商丘县毛堌堆集”，“31日，陷睢县，惨杀群众150人，失踪30人”，“6月19日，驻朱集日本兵骑兵队在车站西徐庄大肆烧杀抢掠，杀村民12人，烧房180多间”……此外，日军还先后血洗了商丘县老南关，夏邑县杨集，永城西十八里村，永城太丘集等地，所到之处，“日本侵略者用枪挑、刀刺、犬咬等残酷手段，屠杀本区人民”。
痛失家园的商丘人，像当年大都市的人们逃亡到洋人租界一样，纷纷逃往古城北关，战争中立国所开办的圣保罗医院……
早在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国门，随洋人杂沓的脚步一路走来的，不光有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还有各国身穿黑袍，胸前佩挂着十字架的西方传教士。最早的传教士们一路东进，因为水土不服，常遭遇输入国民众的反抗与拒斥，开始变单纯传教为开办医院和学校，借医借学传教。到了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之后，举着万国红十字会旗、身着白大褂的洋大夫开始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走向中国偏远的城镇乡村。
1920年，圣保罗医院（商丘第一人民医院）大门
圣公会亦称安立甘会，是基督新教的一个教派，最初的教会医院建在开封，叫三一医院。1915年，两个加拿大籍女子沿着通车后的陇海铁路线来到河南东部的归德古城，一个是医学博士曹开瑞，一个是护士贝美瑞，她们将开封的三一医院迁到商丘，在城内西马道街圣公会救主堂内开诊。从此，商丘这片土地的上空，开始有英国的米字国旗和万国红十字会旗猎猎飘扬。
那时的商丘古城门外还是一片荒凉，没有公路，没有车辆，教会医院的洋大夫经常骑着毛驴到各教区出诊。毛驴上，穿着西式洋服、金发碧眼的大夫像当年的阿拉伯人一般，肩上一个褡裢，身上一只药箱，阿司匹林、红汞药水，走在商丘大大小小的荒村野径，像走在美国诗人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之上。当年，商丘百姓的医疗习惯以中医郎中与乡间巫术为主，这些骑在毛驴上、模样怪诞的洋人，常被百姓视为瘟神与怪物，避之唯恐不及。及至后来，是一次次灾荒、瘟疫，苦难与疾病帮了洋人的忙。贫病的商丘人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只得把身家性命交给上帝，而洋大夫也在一些中医解决不了的外科急症上，让人们看到了西医现代科学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洋人的医院里开始有本土人进出的身影，洋人的礼拜堂里，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信徒多了起来。不知不觉，教会实现了本土化，亦给这方古老的土地带来了的西方异教文明。
1917年，圣公会三一医院在商丘县城北马楼庄南买地48亩，建平房四座，正式挂牌为商丘圣保罗医院。到了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圣保罗医院已经有了门诊与病房楼，一辆救护车，门前修了一条路。每逢礼拜日，教会医院的大夫与护士们便乘坐伏尔加车到各处医疗点巡诊，最远到达永城与睢县。他们巡诊收费低廉，对一些穷苦乞丐免费医治。伏尔加车载着教会医院的医务人员行驶在凹凸不平的砖渣路或土路上，竟也成了一道风景。后来的岁月里，就是在这条最早的砖渣路基之上，商丘人修建了最早的一条连接朱集车站与归德古城的凯旋路。
战火硝烟中的人道主义
商丘沦陷，转眼之间这所教会医院涌进来数千难民，花园、树下、草坪、楼门前，难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手挽着包袱，肩扛着铺盖，有的还牵着牲口，推着太平车……一个个惊魂未定。
非常时期，医院以英国基督教会与万国红十字会的名义在院内搭建席棚，开办难民所。席棚绕医院花墙搭建，花园里支上大锅，锅里熬着粥和米饭。一日两餐，由牧师与护生提着桶，拎着碗，一勺一勺地舀给排着长队的男女难民。为防止日军进院施暴，大门外插有红十字会旗和战争中立国的英国国旗。为防空袭，医院还把一整座门诊楼的房顶涂成了红十字会标的颜色。
因教会医院收容的大批难民，时常与日本占领军发生冲突，教会内部也产生了矛盾。许多医务人员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冒着种种风险保护和拯救了大批中国人的性命。第一人民医院退休老职工、今年八十多岁的郝凤山老人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当时他是医院后勤人员，有一次被日本人带到病房楼的空场地上，与四五十个青壮年男子一起接受审问。面对日本人的刺刀与机枪，牧师与洋大夫挺身而出，证明所有在场者都非中国军人。
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的伤员和病人，医药严重匮乏。数日之后，库房便已告罄，尤其外伤药、消炎药少得可怜，换药只能用盐水冲洗，许多人的伤口都化了脓，高烧病人很多。一个穿白袍白鞋袜，人称嬷嬷的洋人女护士，带领着一群护生女孩，每天到难民棚来巡护，她们在一个个难民棚下走过，为伤员清洗伤口，送医喂药……这情景一直持续到时局稳定、维持会成立两个多月以后，难民们才陆续撤出医院。
商丘的父老乡亲是懂得感恩的人们，得到教会医院庇护的难民百姓在离开这所医院之后，含着眼泪抬来了石碑。五块厚重的石碑，沉甸甸地伫立在圣保罗医院花园路边的泥土之中，凝聚着成千上万商丘人的一颗颗感恩之心。因年深日久，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只有一块石碑上的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辨，那上面笔力遒劲的四个大字：恩同覆载，尤其顶头上一个大大的“恩”字，不禁让人热泪盈眶！
彼岸与此岸 寻根与怀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卫校实习生的我第一次走进这所医院，那年我15岁，那时候的医院已经像水洗过一般，找不到一点宗教的意味。如果不是一些老护士偶尔提起，我几乎不知道这里曾是一所教会医院。老护士们名叫叶圣洁、李爱慈、吴静芳，等等，大约都是牧师大人给起的名字。李爱慈老人至今记得那位中国名叫贝美瑞的加籍女院长，“一头丝窝一样的白发，精神、漂亮，另一位小个子康爱莲，走起路来总是很快，说话却慢条斯理……”除此之外，圣爱堂里还有一位姓沈的盲人琴师，从他手下流出的唱诗班的琴声就像当年瞎子阿炳的二胡一样，穿越了大半个世纪的时空，至今回响在人们的耳畔……
当年圣爱堂的门诊楼还存在着，楼房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完好，可惜花园与草坪已不复存在。楼房是宫殿式仿古建筑，绿色百叶窗，红油木地板，接送病人的担架车在走廊的地板上发出沙沙与隆隆的响声，像历史老人那沉重的脚步……办公楼与医生休息室，摆着宽大而笨重的沙发，曾经受过教会医院正规训练的医生护士们，做事的风格认真而缄默。
偶尔课堂上闲聊时，医院的老人总会提起当年。当年，因蒋介石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大堤。造成豫皖苏三省数千万人民受灾。黄泛区霍乱大流行时，圣保罗医院再次挽救了数千人的性命……说起当年同情中国人的布朗医生，后来去了延安，与白求恩大夫一起工作，直到抗战胜利；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留守医院的女院长、加籍护士康爱莲被拘押，遣送进了集中营……
在商丘圣保罗医院服务的还有几位加籍医生，其中一位饶大夫，便是当下中国相声界明星大山先生的祖父。2001年，洋笑星大山为寻找自己先人的足迹走进商丘。当他听郝凤山老人谈起幼年时曾与自己的伯父在一起玩耍的情景时，不禁潸然落泪……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搞基建挖地基的工人们，在医院的一处土层下面挖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一行英文，经医院的老人们仔细辨认，认出是当年郭海伯院长女儿的名字。当年洋大夫们在这一带行医时，大都带有家眷，因为水土不服，医疗条件差，儿女夭折在此者大有人在。
一个埋葬着骨肉亲人的地方，一个让人长长远远牵挂着的地方，她不叫故土又叫什么呢？同样，曾经挽救、护佑过我们父兄的生命，为我们的亲人疗伤医病的人们，他们不是我们的亲人又是什么呢？因此，隔了七十多年光景看当年的圣保罗医院，无论上帝也好，洋人也罢，都是与我们有缘有恩之人，都让情深义重的商丘人血液中多了几分爱与和平的分量，更让这块古老的土地多了几重慈悲与文明的沧桑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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