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艺术史爱好者和文学史爱好者，对于先秦时代楚文化的内容，虽然略有了解，然而系统性的研究其发展脉络和内在本质，自觉总不是我所观看的几部纪录片和一两本科普性读物所能了解的清楚的。如若如部分激进的学者那般认为楚本为“蛮夷”，借着西周王朝的江河日下，异军突起，成为汉江之畔与主流的华夏——黄河文明（中原文明）争相夺目，各有千秋的“双子星”，实则却削弱了“楚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本就存在联系。据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所主编的《殷契粹编》杂志中所言：“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句中提到的“小子”一词指的便是后来所谓周代“五等爵”之中“子爵”的意思，这表明楚人虽与商人敌对，但是其上层贵族却依然可以受到来自中央王庭的良好教育，将先进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到自己的部族之中。这种举措一方面是商王朝博得异族的好感，以便加强在其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削弱异族首领的斗志，多多少少减轻王国的军事负担。而这一政策产生的副产品便是使得作为华夏族旁支的楚人，后来居上，不但兼并了周围的部落方国，扩充了领土，又能够以“蛮族”自居，向已经逐渐老迈的西周王朝发起挑战。周昭王的南征，周厉王的极权，都没有使得楚人屈膝。最终，楚逐步蚕食掉了周宣王时代设于“江汉流域”的诸多姬姓，姜姓邦国，成为了中原以南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其间虽在“春秋争霸”之际受到齐、晋、秦等传统强国的阻碍，但经过“成王熊恽、庄王熊侣、悼王熊疑、宣王熊良夫、威王熊商”等数代君主的苦心经营。到了战国时代，楚向东兼领吴越之地，向北已逐步将陈、蔡、鲁等老牌诸侯国的领地纳入直辖版图，大有与强秦一争统一海内之势。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之中，往往文化与制度的方面，会被许多没有经过系统研究的人所忽视。试想一下，难道仅凭简单的“野蛮”与“征服”真的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快速的达到兴旺与强盛吗？与此相比较，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已经在罗马雇佣军中服役数百年的日耳曼诸部落，依然大兴“汪达尔主义”，使一座座城镇毁于铁蹄，直到公元八世纪后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更有甚者，可以推至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后才开始逐渐从古希腊、古罗马人的文化典籍之中，寻找通往文明之路的“钥匙”的史实。“楚人”在西周——春秋时代的短短600年间，由一穷二白、首领与鲜卑“守燎”的蛮族小邦到“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区域性大国”的发展历程似乎不能过于武断的概括。“晋楚争霸”间期双方领导的贵族风度、“吴起变法”、“屈原改革”锐意进取这样的经典案例暂且不提，谁又能想到的是“周游列国”的孔子在晚年时，得到的“知己”之人居然是那位被吴人追赶的狼狈而逃，而由歌咏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秦王嬴疾派兵所救的楚昭王熊壬，和写下了“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这样志士名言的狂人陆通呢？就是这个以“蛮族”自居，着实让一板一眼的中原诸国摸不着头脑的民族，就是这个率先称王，挑战礼乐宗法的国家。却同时也是在吸收西周分封制度的基础之上，将同姓封君制贯彻的最彻底的。也是掌握青铜器铸造工艺和漆器制造技术程度极为娴熟的，更是富有能创造出“楚辞”这样影响千年的诗歌体例的文化气息的。
笔者以为，“文化”除去其“道德”教化和修养身心的作用之外，本质上便是“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国家”谋得生存，博得发展的工具。楚与商周的文化关系如此；欧洲日耳曼，斯拉夫诸国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关系如此；处在当今世界，在和西方文明相互交流与碰撞中走向“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能保持自身特色，又能在“全球趋同”的大潮之下，兼收并蓄一切优秀文明的发展成果改良自身的不足，由弱变强，从贫到富。则作为一个值得全体学者同仁共同努力，积极建言献策，去逐渐摸索和解决的问题而言，自然不是像我这样只会“三言两语”的网络“纵横家”所能解答和分析清楚的。
时至2020年2月，肆虐于湖北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任然还在无情的折磨着一条又一条鲜活的生命。作为非医学专业出身的笔者自不具备亲上抗疫前线，与诸多“国士”一齐奋战的能力。仅得以在地处北国的“三晋之地”，撰以此文，书写自己对于“荆楚”文化微不足道的认识。 虽然“见识浅薄”，但也深知这里自古便是一片诞生了诸多英雄人物的沃土。
“嫣红散播启穹幕兮，羽化涅槃，朱鸟高昂举峥鸣兮，遨游登天。”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
（作者 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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