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統治的時期，社會穩定，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大清帝國一度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鼎盛時期，史稱“康乾盛世”。
但是，再興盛的朝代都有衰敗的時候，清朝也是一樣。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落的現象，乾隆六下江南，並仿製江南園林廣修園林，勞民傷財，使得政治日漸腐敗。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併嚴重，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加上官員貪汙腐敗嚴重，終於，清朝進入了內憂外患的境地。
在鎮壓義和團的過程中，清政府因藉助西方列強的洋槍隊強勢獲勝，使得清廷在驚恐於國內造反勢力的同時，深感鐵甲洋槍之奇。正如李鴻章所感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的確，西方列強之所以能夠如此橫行於別國領土，不過是倚仗著堅船利炮而已。若中國能得其法而用之，想必也能早日擺脫受制於西方人的困境。
因此，中國一定要變，只有變才能通。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洋務運動”順勢而生，這場變革堅持中體西用，以期利用西方的工業技術，實現強兵富國的目標。客觀來說，洋務運動不僅推動了中國的近代化，更奠定了近代工業的基礎。但是，其本質，還是在維護清朝的腐朽統治，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場不觸碰封建制度原則的“技治主義”。並且，洋務運動都是以官方採辦的方式進行，所以，其本質上惡化了體制內的腐敗情況。
·當傳統小農經濟與工業文明發生碰撞之時，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雖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他們認為：只要學了西方的“器物”之變，便能將腐朽落後的大清帝國帶出困境。這種想法，實則大錯特錯。狹隘的器物之變，不過是徒有其表罷了。之後，北洋艦隊覆滅之果，也算是官方宣佈了洋務運動的失敗。
清廷經過西方洋槍大炮的洗禮之後，依舊難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醒來。他們堅信只有華夏可變夷，而非夷變夏，這一點，從清朝大臣對明治維新的態度中，便可見一斑。
1876年，清廷曾派李鴻章會見日駐公使森有禮。
會談中，李鴻章說道：“聽聞閣下向來讚賞模仿歐美，廢除舊來服制，這不是將自國之獨立委身於其它國家的制度嗎？豈非遭人唾棄、羞恥之事？我大清斷不會這樣革新，只是不得不在鐵軌、武器等器物方面學習西方，因為，這些東西才是西方國家最優秀的地方。”
洋務派頭號人物尚且有如此認識，可見，清朝的權貴大臣、八旗子弟，甚至是普通老百姓，會無知到什麼地步。難怪步入蒸汽時代以後，中國會出現聲稱“進化”的“馬拉火車”及“馬抬轎子”。
甲午一戰，中國戰敗。
之後，清廷派李鴻章前往馬關與日本乞和，當時，他與日方伊藤博文的對話也間接揭示了中日兩國對變革的態度。伊藤博文說道：“數年前與閣下在天津會見時，敝人曾進言：貴國之現狀，實有改革之必要，想必閣下還記得此事。爾後，貴國卻依舊不圖改進，時至今日，實在深感遺憾。”
李鴻章聽後答道：“實感遺憾……邇來雖常以素志未伸為憾，但夙願未能一日或忘。唯限於時勢積弊，以致虛度歲月至今。”昔日的大清，早已如將傾之大廈，粉飾表面也只是徒勞。李鴻章作為這一切的目睹者，其實對晚清之困境心知肚明。
李鴻章在被清廷罷官後，晚年一直都租住在賢良寺。
那段時間，李鴻章屢屢談及過去，他承認自己曾經所做之事都是紙老虎，但他認為是制度如此，自己也是無奈之舉，並直言：言官制度誤國壞事。由此，也可看出，李鴻章早已由年輕時“意氣高於百尺樓”的豪邁，變為了晚年“落日旌旗大將壇”的無奈。
李鴻章作為曾經的晚清重臣，竟都自嘲是裱糊匠，可想而知，清王朝的傾覆之勢確實已不可抵擋。鴉片戰爭後，馬克思與恩格斯曾預言，大清“竭力以天朝上國之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終於要在這樣一場殊死的決鬥中死去”。
後來，甲午戰爭開始後，恩格斯再一次站在人類文明演進的高度，做出了精準的預判：“這場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鎖國已不可為，即使是為了軍事防禦，中國也必須鋪設鐵路，利用蒸汽機和電力，同時，創辦大工業……整個落後的社會制度都在逐漸瓦解。”
之後，上演的一幕幕，均印證了馬克思等人先前的預言。
而到如今，全球已然進入了後工業化階段，此時，中國又該如何順應時代的潮流，實現富國安邦的偉大中國夢呢？其實，今天的國力之爭，早已擺脫了曾經單一的軍事範疇，貿易戰、貨幣戰、輿論戰等層出不窮。中國只有審時度勢，時刻站在全球化的角度運籌帷幄，才能避免自己迷失在複雜的國際競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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