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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我们只用对讲机，从隔离病房里获取的信息太少。第四天配了手机，视频连线问病人，哪里不舒服？看病讲究身临其境，不能光凭想象，必须看到病人是否吸氧、精神状态如何。
齐鲁医疗队接管病区后，至今只走了一位88岁的老人。他老伴去世了，他拒绝治疗，不吃不喝。我们每天都劝他，用了镇静剂，打了营养药，但他只要清醒过来就一把拽掉，最后多脏器衰竭去世了。
有人说，有两种医生都算“好医生”：一种是自己能把病看好的；第二种是你知道谁能把病治好，第二点特别重要。其实这里的每支医疗队“天团”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联合，借鉴其它医疗队的经验。
医疗队队员在看患者的CT片。（梁淑怡制图/图）
“我俩都不会玩抖音，都不知道这段视频是怎么火的。”2月7日，齐鲁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李玉带领130名队员到达武汉天河机场。一箱箱医疗物资刚搬下飞机，大伙儿正考虑怎么带走，远远看见一支身着紫红色队服的医疗队迎面走来。
两支队伍越走越近，隔着数十米宽的廊道，一位男护士吼了一嗓子：“你们是哪家医院的？”
齐鲁医院的一位医生用手机拍下了“山川相遇”的瞬间，上传到了抖音，几十秒的视频一夜间点击上亿。第二天，点燃网友的“王炸组合”再次碰面。这一回不是在机场，而是在共同的“战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3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齐鲁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呼吸科副主任李玉和副队长、肾脏科主任胡昭。
“看病讲究身临其境，不能光凭想象”
南方周末：来武汉三周了，最大的变化有哪些？
李玉：第一周最忙，工作量比在齐鲁医院大很多，所有的科主任、副主任、领队和我，六个人每天上班，先上一周，熟悉病情，把病人分类理顺，虽然都是重症肺炎，但还是根据病情轻重分成了普通、病重、病危，便于管理。
此前，齐鲁医疗队只有我一个人有过治疗新冠肺炎病人的经历，我也是山东当地的专家组成员。当时国家正在不断更新诊疗方案，那是治疗大框架，我们需要更细化。比如国家推荐了阿比朵尔、利巴韦林等多种抗病毒药，这些药其实适用于不同的病人，有些病人肠胃不好，吃克立芝就不行。我们根据病人的体质、过往治疗情况、住院之前用过什么药、有没有合并症再分类，制定了很多细则。
南方周末：最近一段时间武汉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不少。
李玉：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援鄂医疗队来了，治疗方法改进了，对疾病的认识也加深了。原来也按照诊疗方案治，但理解不够透彻，比如对于抗病毒药物、激素和生命支持系统的使用。当时人手短缺也是大问题，内科系统的医生几乎全部上阵，比如我们接手的这个病区，仅有6个医生、十来个护士，而且还不是呼吸危重症科的医生。
南方周末：和其他医疗队相比，齐鲁医疗队的特色是什么？
李玉：视频查房是其中之一，是可以开展三级查房的主要方法。最开始我们只用对讲机，那样从隔离病房里获取的信息太少。第四天配了手机，我们先从清洁区的电脑里熟悉病历，然后医生进病房，用里面的手机和我们视频连线，有3位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一边看病人的资料，一边看着视频问病人，哪里不舒服？看病讲究身临其境，不能光凭想象，必须看到病人是否吸氧、精神状态如何。重症病人情况一旦恶化，我们马上连线，能及时看到监护仪上的数字，调整呼吸机参数，安排相关的医生进入病房。
到武汉后，护士长成了兼职厨师
南方周末：医疗队来到武汉后，遇到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玉：来之前我们没有想到高龄患者有那么多，病区年纪最大的94岁，70岁以上的患者占40%，60岁以上的占70%，这导致了营养支持的问题。刚接手的时候我非常纳闷：为什么有那么多病人白蛋白低、血钾低。有一天我在等电梯，正好食堂来送饭，听到一个护理人员说某某床的盒饭不用给了。我问为什么不要，护士说根本咬不动，每天只喝稀饭。现在的病人没有陪护，家人有的去世，有的被隔离，没人送饭，很多人营养不良。
我们的护士长问食堂能不能蒸点鸡蛋羹，食堂根本没时间单独做，只能配送盒饭。我们就用带来的破壁机，根据患者的营养需要，自己动手给他们做营养餐，都是我们自己带来或社会捐赠的东西。医疗队的郑会珍护士长是内分泌的，专门负责给七八个八十多岁的老同志调整饮食，病人的营养状况明显改善。护士长说自己到武汉后改行成厨师了。只有解决了营养问题，病人恢复才能更快。现在病人基本没有低血钾的。
医疗队队员和患者交流。（采访对象供图/图）
南方周末：那护理的工作量会增加很多。
胡昭：对。我们的护理团队非常强，每个病区共有50个护理人员，一个护士长、三个副护士长，原来在齐鲁医院都是护士长。她们在这里分工明确：一个管总体，一个专管感控，还有一个专做营养餐。
“天团”之间也需联合
李玉：两个病区总共82张床，最多的时候收了76个病人，现在已经有少部分空床。齐鲁医疗队接管病区后，近90个病人至今只走了一位88岁的老人，他老伴去世了，他拒绝治疗，不吃不喝。我们每天都劝他，用了镇静剂，打了营养药，但他只要清醒过来就一把拽掉，最后因为多脏器衰竭去世了。
南方周末：遇到过最紧急状况是什么？
胡昭： 有个62岁的病人，来的时候说自己不太重，看CT确实也很轻。那天上午查房，这个病人主诉胸闷憋气，我们看了他的CT，两三天的时间肺部全白了。一戴氧气监测后，我说不像那么轻，检查血液炎性因子，都超过正常值6倍以上，当时就觉得患者有“炎症风暴”的倾向。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尽快采用血液净化技术（即“人工肝”）对患者展开救治，但齐鲁医疗队并没有治疗所急需的设备，我们也没做过“人工肝”，我赶紧联系了ICU病区的李兰娟院士团队。
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齐鲁医疗队和李兰娟院士团队同时开始准备工作，当天为患者进行了血液灌流、连续性血浆滤过吸附、双重血浆置换，整个治疗过程花了10小时。后来，我们又给患者做了3次血液净化治疗，病情得到明显控制，各项指标趋于正常。
南方周末：这样的强强合作，在医疗队之间会经常发生吗？
李玉：来到东院区后，我们两次请华西医疗队医生来我们病区参加病例讨论，也请了李兰娟院士的团队，每一次都有收获。有人说，有两种医生都算“好医生”：一种是自己能把病看好的；第二种是你知道谁能把病治好，第二点特别重要。其实这里的每支医疗队“天团”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合作。
不让重症患者发展成危重症
南方周末：有些呼吸科医生倾向于无创吸氧，重症医学科倾向早插管。气管在插管时机上，您作为呼吸科医生怎么看？
李玉：新冠肺炎的患者和普通病患不太一样，直到状况很差的时候，神智仍然是清醒的，自己还能吃饭。气管插管很痛苦，插管后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最开始我们也很犹豫：病人只是活动时憋气，要不要插？我们反复地讨论、反复阅读国家关于气管插管的指南，讨论后觉得两个病人都符合条件，都要插管。经过我们5位专家讨论我们还是插了，70岁以上的那位患者已经顺利拔管，改为无创呼吸机，另一位病人正在治疗中。
南方周末：不同专科的医生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呼吸科医生作为领队，在整体理念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李玉：我们呼吸科也有呼吸机，也给病人气管插管，但更关注如何让重症患者不要发展成危重症。到了武汉后，我和几位主任一起商量，将接管的两个病区做了个初步分工，楼上的18病区以危重症的呼吸机救治为主，我们专门辟了一个房间，多批了两位医生和护士，所有的气管插管都要到18病区……现在所在的17病区就是救治、出院，我们的目标是不要让一个病号转到楼上去。我们做到了二十多天里，所有的重症病号都稳定或转成轻症，痊愈出院，没有一个病人转到18病区进行气管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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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特派记者 马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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