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鶴鳴甘棠
話說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龍爭虎鬥，煞是熱鬧。其中，先後有楚、吳、越、中山、魏、齊、秦、燕、韓、宋、趙等十一國稱王，整個東周王朝被搞得狼煙四起，支離破碎。
雖說最終還是歸於大秦一統，但歷史不會忘記他們，正因為有他們的精彩博弈，歷史才顯得厚重神奇。
奇怪的是，《史記》作為《二十四史》之首，唯獨對上述十一國之“中山國”無傳無史，即便全書有寫，也是一筆帶過。
而《戰國策》雖然以戰國七雄為主，但還是為“中山國”單獨成篇，給足了地位尊嚴。
我們都知道，《史記》是西漢司馬遷所寫，《戰國策》的作者劉向也生活在西漢時期，這兩部經典史著為什麼對“中山國”出現了“冷熱不均”的現象呢？
據《左傳》記載，“中山國”成名於從公元前506年，後來到了戰國弱肉強食的時代，也是榮耀一方，曾大敗“七雄”之一的燕國，攻破其首都。
對於此，司馬遷作為史學家不會視而不見的，那麼他是出自什麼考慮呢？還是有他的難言之隱？
壹、司馬遷為什麼要寫《史記》？
司馬遷是西漢夏陽人(現陝西韓城縣)，生於公元前145年，死於公前87年，20歲時曾漫遊全國。
父親司馬談是當朝的太史令，負責天文曆法掌管、整理國家的圖書資料。
由此來看，司馬談也是一位博學之士，當然司馬遷也深受薰陶，從小受過良好教育，也為他後來子承父業奠定了基礎。
父親在世時，成年後的司馬遷雖說當了官卑的郎中，也是皇帝身邊的保衛、扈從，“近水樓臺先得月”，他接近漢武帝機會比較多，並因此得到了漢武帝賞識。
父親過世後，司馬遷順理成章的接手了太史令一職。司馬談臨死前的一段話，可以說影響了他的一生。
作為一名史官，別忘了職責所在，就是要著書歌頌西漢的“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
對於父親的諄諄教導，司馬遷銘記在心，同時他自己也認為對漢武帝的“盛德”和王侯將相大臣的功績，作為史官如果不能記載、宣揚是“罪莫大焉”。
即便司馬遷遭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宮刑，他的指導思想還是堅定不移的。後來，出獄之後擔任了中書令，負責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密奏“封事”，差不多是機要秘書吧，可見漢武帝對其也是十分欣賞與信任的。
有父親的遺願，加之司馬遷的“尊寵任職”，都為司馬遷編著《史記》提供了政治前提條件。
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漢興五世隆在建”。“建”是漢武帝的年號。“隆在建”的意思就是指漢武帝的功德達到了西漢諸帝的最高峰。
此上是司馬遷要寫《史記》的原因之一，即為了歌頌大漢王朝。
第二個原因，就是為了宣揚儒家思想。
《史記》全書130卷，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達漢武帝之時前後，約三千年共52萬多字。從公元前104年開始寫，花了十三年的時間才完成。
司馬遷自己談《史記》的寫作緣由時說，之所以要寫三千年的通史，主要是為了探討歷代統治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也就是“
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其中，“拾遺補藝”中的“藝”是指儒家經典，拾遺補藝就是指彌補儒家經典的不足之處。
當時漢武帝是篤信“儒家”思想的，尤其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
司馬遷也是追隨時事潮流，把自己獨具特色的“一家之言”，通過《史記》一書，大力宣揚儒家思想，為大漢王朝的穩定鞏固做好理論支撐和服務。
有此兩大因素的深刻影響，司馬遷也才成就了苦難輝煌之作《史記》。
貳、司馬遷家族與“中山國”的恩怨
要了解司馬遷的家族歷史，我們還得從他的《太史公自序》說起。
首先，我們先談談司馬氏家族的源宗。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其中“隨會奔秦”是在周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620年）；周頃王二年（公元前617年），晉國攻取少梁，司馬氏家族就是這個時期，入居少梁城。這裡需要注意的一點是，此時他們同族共居，並未分支。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
也就是說。到了戰國初年，趙、魏、韓三家分晉，司馬氏家族也開始分支。
有些去了衛國，有些去了趙國，有些去了秦國。
由此，以少梁為根據地的司馬氏家族隨著時代的變局，也開始分流，為家族的綿延找尋不同的生命出口。
其次，我們梳理一下秦國司馬氏家族的發展脈絡
- 1、“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司馬氏家族分支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曾與張儀發生“戰略戰術”的爭論，於是秦惠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攻取之後，又讓他做了蜀地郡守。
- 2、“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司馬錯之孫司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此時，司馬氏家族的根據地少梁已更名為夏陽。
- 3、“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時代。
- 4、“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
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市長之職。
所謂“市”是從交易而來，在交易中漸漸固定的場所就是“市”，“市長”就是一個市的首長，主要是監察商賈的貨物買賣，不能等同於現在的市長。
東漢末年，《參同契》作者之一淳于叔通就曾當過洛陽“市長”。
- 5、“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司馬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死後都埋葬在高門。。高門在今陝西韓城縣西南。狐死首丘，這一支本宗的人都葬於此地。
- 6、“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司馬喜生司馬談，就是司馬遷的父親。太史公不是當時正式的官名，正式的官名應該是太史令。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司馬遷是司馬氏家族“在秦者”名將司馬錯的後代，司馬遷有一個為之自豪的先祖。
那麼，這與我們所要解讀的“中山國”又有什麼關係呢？
其三，我們揭開司馬氏家族與“中山國”的神秘面紗。
“其在衛者，相中山”。
司馬氏家族在衛國的那一支中，有個人當了中山的相，名曰司馬熹。
論及族系淵源，司馬熹也是司馬遷的血脈遠祖。
只不過，司馬遷似乎對他不怎麼感冒，有欲言又止之意。其實，司馬遷也有難言之隱，
為何？就是這位相國司馬熹，左右了“中山國”的命運，假如說有南宋文天祥的浩然正氣之舉，尚可理解，只可惜司馬熹走錯了方向，為了一己之私，暗中投靠趙國，藉助趙國的“善意”之舉，奪取了“中山國”的相位。
而這位司馬熹當上相國以後，為了討好趙國，多次出賣“中山國”利益，並且排擠和害死了許多正直的大臣，先後暗殺了卿士爰騫，謀殺了大將軍季辛，解除了樂毅等將軍的官職，使得“中山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大幅下降。
雖然說，當時的中山舋王以及繼任的中山姿王都試圖將權力從司馬熹手中奪走，先後兩次罷免了司馬熹的相位，但司馬熹還是依靠著趙國的撐腰一次次復起，這便是戰國時期有名的“司馬熹三相中山”。
以至後來，在趙武靈王進攻“中山國”的時候，司馬熹和兒子司馬子期充當“內奸”，裡通外應，最終導致了“中山國”的滅亡。
面對這段家族歷史，尤其在古代是講究身世門閥的，司馬遷是不是要有所顧忌呢？
叄、司馬遷在“中山國”、《史記》之間的兩難抉擇
有的學者認為司馬遷不給“中山國”寫史是因為“中山國”弱小，名聲不夠顯赫。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中山國”初稱鮮虞，早在春秋末年就已經很強大，先秦文獻中多有記載，比如：
魯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即平邑，今山西大同市大同縣東）
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到了戰國時期，史籍中有關“中山國”的記載就更多了，比如：
《古本竹書紀年》載：晉出公十八年（公元前457年）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
《呂氏春秋》載： 中山之國有風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323年，在縱橫家公孫衍的斡旋下，魏國、韓國、趙國、燕國和中山國結成聯盟，並且互相稱王，也就是承認對方的王號，被歷史稱為“五國相王”。
雖然說“中山國”沒有被列入戰國七雄，但從中可以看出“中山國”也不是“案上魚肉”，實力也不可小覷。
而作為滿腹經綸的司馬遷呢，更是心知肚明。而他在“中山國”與《史記》之間，也面臨著兩難抉擇。
《左傳》有云：“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三不朽”。
司馬遷在編纂《史記》時，也是奔著“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方向去的。
之所以司馬遷在經過重重困境以後，歷練心志，寫成不朽之經典《史記》，正是由於這三方面的考慮。
- 首先，他期盼“立言”，不敢有絲毫的馬虎和紕漏，有關“中山國”斷送司馬氏之手之歷史，不能堂而皇之的出現。但是，又不能不寫，只可隱晦散佈其他史章之中，最終尋求“言”之保身，也是保住整個司馬氏家族的名聲。
- 第二，他期盼“立德”，作為秦朝名將司馬錯之後代，他始終把耀祖之念種在心底，耀祖必須與時俱進，跟上漢武帝的“儒家安邦”節奏，更是一位臣子的“德”行之本。
- 第三，他期盼“立功”，當然還是父親司馬談的遺囑，時刻提醒著他，作為“太史令”就要把本職工作幹好，幹出特色、幹出水平的最佳表現就是《史記》的完成，這對於他們父子來說，可謂是“奇功一件”。
結語——時間是最公正的審判官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司馬遷不為“中山國”寫史立傳實屬無奈之舉。
就時代侷限性而言，司馬遷的抉擇沒有所謂的是非好壞之分，更不會影響他偉大的歷史形象，他的“功勞”是不朽的。
時間是最公正的審判官，千年以後“中山國”還是那個“中山國”，司馬遷仍是司馬氏家族的亮燈一盞。
參考文獻：
1、西漢·司馬遷《史記》
2、戰國·魏《古本竹書紀年》
3、秦朝·呂不韋《呂氏春秋》
4、春秋·左丘明《左傳》
5、張文江《司馬遷家族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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