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者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这段话，说的都是重要的出土文献。有些属于近现代考古学的发现，比如殷墟甲骨、西北汉简。但是在古代同样有过类似的“考古发现”，一个是孔家壁中书，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要说的汲冢书。

什么是汲冢书呢？我们还得从秦始皇说起。

一· 孔壁书的面世与争议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者悉数被烧，仅秦史官所记得以留存，给中国文化造成了无法估量的重创。

至西汉初年，虽然一些儒生通过口授相传，以汉代通行隶书体复刻了大量儒家经典（即所谓的今文经），但在人们凭借记忆的多次的转述中，信息的亡佚自然难免。不同人回忆的内容也难免有所偏差，给当时的学者们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汉武帝时期，由于鲁恭王为了扩大宫室而强行拆毁孔子旧宅，人们在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即古文经），应当是秦始皇焚书之前藏入的。这下，除了之前凭借回忆所记录下来的金文经典外，又多了一个古文

版本。这个发现一下子引发了今古文不同观点的争辩，人们开始渴望找到更多真正的文化根源之书。

二· 汲冢书横空出世

要说人们发现孔子家壁中书，靠的除了运气还是运气，难以效仿，可哪里还有可能保存着更早的书籍史料呢？对了，古人之墓呀！

我们能想到这个点子，古人也能。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就建议去古墓里试试：

“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

宋元觉得，在秦昭王和吕不韦的墓里一定用书籍作为陪葬品之一，而且由于他们使用了黄肠题凑，墓里的保存条件较好，这些书很可能还在，因此他建议皇帝去把这俩大墓给挖了。当然，这事儿没有办成。

影视剧中的秦昭王

北宋大臣、文学家夏竦也曾写道：

“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

我们不知道，北宋人如何确定那个出土《孝经》的墓就是项羽妾的，但是这个记载最起码说明，墓葬中的文化发现并非孤例。

西晋之时，一个名叫不准（请注意，这位的姓名不念bu zhun，而是fou biao）的盗墓贼在汲郡趁着月黑风高盗挖了一处战国古墓，墓室里面一片漆黑，不准又没有手电筒，只得随手抓了一把墓中的竹片点燃用来照明，“可惜”他没有找到想象中的丰厚随葬品，墓里发现最多的就反而是些“毫无用处”的有字竹片。

清华简·战国

失望之余，他拿了点好换钱的东西就撤了出去，留下一地狼藉。这件盗墓案居然被记载进了正史当中：

“晋太康二年(281 年) 为盗不准所发，得竹书数十车。”（《晋书·武帝纪》）

三· 汲冢书的整理识读

很快当地人在墓葬附近发现简牍残片，且竹简上的文字无法识读（皆用先秦古文字所书），于是这些热心群众上报官府，引起朝廷的重视，最后装了“数十车”运送到都城洛阳。

战国清华简上的“蝌蚪文”，实为楚国文字

盗墓贼不准不晓得这批竹简多么重要，还好，西晋朝廷知道它们的价值。晋武帝下令由中书监荀勖和他的助手中书令和峤开始整理这批珍贵的蝌蚪文竹简（蝌蚪文之称始于汉末郑玄、蔡邕，其实就是古篆，在汉人看来笔画迂曲，像蝌蚪一样，故称其为蝌蚪文）。

要知道自秦统一后推行“书同文”以来，已经历经数百年，古篆已经是死文字了，即使当时的一流学者荀勖、和峤也不能完全辨识。

于是众多学者加入研究的队伍，他们包括：付瓒、卫恒、束皙、张宙、杜预……这些人借助《三体石经》( 曹魏正始年间所刻的法定标准教科书，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文体所刻，可以相互对照)做工具书，逐字逐句核对翻译。

三体石经拓片，可以看到一个字用三种字体刻出

好事注定多磨，期间又逢“八王之乱”等政治事件，史书记载：

“时秘书丞卫恒考证汲冢书，未迄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王）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 ，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

卫恒同志还没搞完手里的工作，就不幸遇难。王廷坚同志也早早去了。后来这个任务传给了王接。就这样前赴后继，历时二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这项庞大艰苦的文化工程。

四· 汲冢书的价值

据史料记载 ，从数十车的“汲冢书”竹简当中共整理出各类战国时期的文献17种：

史书类的《周书》、《国语》和《纪年》十三卷;地理类的《事名》《图诗》；小说类的《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卜筮类的《周易》、《易繇阴阳卦》等，另外还有一些杂类。

其中的《纪年》作为一本逃过秦火的编年体史书，填补了战国时期列国历史的空白（晋《乘》、楚《杌》等早期史书都没能流传下来），其中许多材料可以和《春秋》、《左传》等史书对照补充，并修正《史记》当中有关战国年代的很多错误。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援引此书，冠名“竹书”，后人因此名之为《竹书纪年》

要知道《春秋》是鲁国视角的史书，孔子讲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难免有回护之处。但《竹书纪年》就写得直白多了。全书十三篇，按年叙夏、商、周三代纪年，周平王东迁之后，主记晋国事，三家分晋后，又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因此它被判定为魏国史官作的史书。

如今，在汲冢书被发现的地方（今河南省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一带）立着一只高大石碑，上面镌刻着“魏安釐王之墓”，有人可能会想为什么叫汲冢，而不叫魏王冢呢？因为缺乏证据，考古界尚不能证明这确为“魏安釐王之墓”，石碑也为后人附会。到底这是魏国哪位国君的墓呢，期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汲冢书的出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更让我们感喟的，其实是西晋学者对它坚持不懈的研究，哪怕战火频仍，哪怕自身难保，他们也没有放弃这项工作。汲冢书的简牍原件早已不存，我们之所以还能够读到《竹书纪年》，还能够领略周穆王和西王母的传奇故事，全都因为一千多年前这些学者的努力。

北齐《校书图》，从中或可想象魏晋学者之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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