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度导致了东晋士族门阀政治吗?

一品铲史官


导言

门阀政治的基础是士族集团的形成,而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并且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三国时曹操一生致力于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和打击,但迫于汉末以来士族力量崛起的客观形势,又不得不同时进行拉拢。而正是曹魏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九品中正制得以创立,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一、士族集团是怎么来的?

说起士族阶层的形成,就不得不提及两汉时人才选拔制度——察举征辟制。

汉时,中央和地方官僚根据考察,将品行高尚、人才出众的人推荐给朝廷授予官职,或直接征辟为自己的僚属。有权力的官员可以借此培养自己的势力,推荐人与被荐人之间在政治上就形成了主从关系,在情感上犹如父子关系,后者对前者存在着明显的依附关系。久而久之,官员们通过不断地推荐士人,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以推荐人为核心的集团。

到了东汉时,察举制的基础——乡闾评议逐渐被地方上的一些名门大族所操纵,选什么样的人为官也被他们所控制。以这些大族为核心所组成政治集团,逐步演变为以领导这一家族为中心的士族集团,这也就为士族阶层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我们知道,东汉的斗争主线,一直活跃着两大政治集团,一个是代表上层豪强势力的外戚集团,另外一个是下层豪强势力的宦官集团。两大集团相互斗争,轮流执政,维系着东汉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

到了东汉后期,这种均衡被打破了,士族势力发展了起来,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些衣冠望族,尤其是那些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名门世家,也不甘寂寞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了东汉的第三种政治势力。

一开始,士族集团依附于外戚集团生存,但当外戚梁冀在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后,士族集团便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取代走向衰落的外戚集团。党锢之祸,就是士族集团与宦官集团的一次惨烈的交锋。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名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后汉书·党锢列传》

东汉在宦官集团杀掉最后一个外戚代表大将军何进后,自身也被当时的头等士族袁绍趁乱带兵入京,彻底而铲除之。自此,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同归于尽,东汉也随之覆灭。取而代之的是一袁绍、司马氏等为代表的的士族集团与曹氏为代表的庶族集团之间的斗争。

二、九品中正制的创设是曹魏统治集团向士族势力妥协的结果

出身于宦官家庭的曹操,是庶族阶层的代表,与士族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在对士族集团采取抑制和打击的政策。比如,孔子二十世孙孔融、南阳名士许攸、关系大族四世三公家庭出身的杨修,都死于他手中。

建安十年,在消灭士族势力的代表袁绍集团后,曹操颁布了《破朋党令》,旨在杜绝士人结交之风,钳制士人舆论,以动摇士族的社会基础。垂暮之年时,又连下三令,明确提出选拔人才,要唯才是举,彻底否定了汉时选官必须遵循的两条原则,即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传统门第观念。

然而 ,东汉以来形成的士族集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曹操尽一生之力对其进行抑制与打击,但想要彻底铲除是完全不可能的。想法,迫于形势,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势力,曹操还不得不在打击一部分士族的同时,拉拢与任用另一部分暂时愿意与自己合作的士族。实际上,在曹操身边,就聚集着一个以荀彧为首的势力庞大的士族集团。

正是由于士族力量的强大,曹氏若想公然取汉室而代之,就不得不对士族妥协,作出让步。延康元年(220),曹丕终于接受陈群的建议,同意实行九品中正制,意在给士族以政治上的特权,来换取士族对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同意和支持。

三、九品中正制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九品中正制又被称作九品官人法,其主要内容是:

有朝廷任命的大、小中正官到所负责的地区去主持人物评定,并按一定标准将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上报礼部,然后由吏部依照人物品级授予相应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品级并不是固定的,可视其表现进行调整:

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则自方退六,自六退七矣!

可见九品中正制不仅仅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还是一种官员考核制度。

实质上,九品中正制仍是东汉时期察举制的延续和发展,士族集团通过九品中正制的实行,重新控制了官员的选举权,并将其进一步扩大化、官方化。从而保证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特权,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1、首先负责品第的大小中正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

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仁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
————《通典·选举二》

中正有大小之分,郡中正为小中正,州中正为大中正,大中正亦称州都。中正的任务是品第人物,为朝廷的授官提供根据。而且,除皇帝特批的之外,所有官职的授予,皆必须通过中正的品定,其职责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从上面所记载的中正人选所具备的三个条件来看,皆符合士族的状况,实际情况也是这样。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
————《新唐书·柳冲传》

2、在品第人物中,人物的出身家世被作为主要的,后来发展为唯一的定品标准,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状况。

中正在品第人物之后,需将其品第结果上报朝廷,这种报告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即薄伐、状、品。

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薄世,然后授任。
————《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

所谓“薄世”就是这个人家世的纪录,可以理解为家谱之类的东西。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问世伊始,家世门第便成为考察、品第人物的主要标准之一,发展到后来,没成为品第人物的唯一标准。豪门士族嫡子所关心的并非自己的德才,而是自己的血统。为防止有人假造谱牒,混淆士庶,在但是谱牒之学竟然成为了一时流行行当。

“状”即位中正所写的评语,是其对所评人物给出的一个整体评估,通常包括德才两个方面。“品”则是中正综合了“薄世”和“状”之后,给所品第者定的一种等级。这种等级虽然分为九等,但实际上最高者为二品,即通常所说的上品,三品以下即位卑品。

结语

总之,一方面负责品第的大小中正由士族出身的人充任,另一方面被品第的人的家世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定品标准,九品中正制因而成为士族垄断官员选举与考核的政治工具,导致满朝文武,“非其子孙,则其曾玄。”从而控制了军政大权,保证了经济特征,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江畔初见月


东晋士族门阀的形成,的确和曹魏首推的九品中正制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只能算是次要原因。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曹魏和西晋也是施行九品中正制,但并没有形成门阀政治。

实际上门阀政治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只有东晋。这和东晋第一任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直接关系,他自身实力不足,完全依赖门阀政治,他才在江东建立了东晋王朝。这必然导致士族门阀对东晋最高权力的控制,执政权和兵权都掌握在士族门阀手里,故而东晋一朝才会有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的局面,这才形成了东晋门阀政治。

九品中正制的起源,曹丕和士族之间的利益交换

曹丕代汉自立后,时任吏部尚书的陈群,向曹丕上书了自己创制的九品中正制。曹丕批准后,九品中正制颁布全国。九品中正制的出台,标志着门阀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注意是门阀制度,而不是门阀政治。

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通典》

九品中正制可以看作是曹魏政权和士族之间的一场利益交换。即士族支持曹丕称帝,并拥护曹魏政权,而曹魏政权则给予士族广阔的发展空间,保障士族仕途畅达。

可以看出,九品中正制涉无论是曹魏政权还是士族,都是非常有利的。对曹魏而言,有了士族的支持,可以让政权更稳健;对士族而言,垄断仕途,可以让士族维持门阀不坠。

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后,士族迅速崛起,士族以家族为基本组织,在政坛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魏晋时期的名臣和重臣,几乎都是士族出身。如陈群、陈泰、荀攸、司马师、司马昭、王衍、王导、王敦、庾亮、桓温、谢安等,这些人全部都是士族出身。

当然,从曹魏的发展脉络来看,九品中正制很可能会反噬曹魏。如最终士族出身的司马氏,取代了曹魏,篡晋自立。这显然是曹丕意想不到的。

不过司马氏能篡魏立晋,虽然和九品中正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曹魏宗室孱弱,以至于司马氏篡权时,曹魏宗室无力反抗。

司马氏篡魏立晋后,仍然要取得士族的支持,所以九品中正制在西晋得以保留,甚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在西晋,士族出身的高级官员是绝对主流,当时甚至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说。

尽管西晋的士族比曹魏又升了一个台阶,但并不是政权的主导力量。因为西晋的皇族宗室力量非常强大,足以压制士族门阀。皇族宗室才是西晋政权的核心,士族只能是重要参与者。在这样的情况,自然无法形成门阀政治。

九品中正制的内容和发展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人才的等级分为三级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同时在中央和地方(州和郡)设立中正,由中正来确定人才的等级。只有等级为上级(上上、上中、上下)的人才,才有资格进入仕途。

中正是九品中正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才由中正推荐选拔产生。中正分为大中正和小中正。朝廷的中正为大中正,地方上的为小中正。同时规定小中正的工作,地方官府不得干预。小中正只对大中正负责。小中正也由大中正任命产生。

朝廷的大中正,一般由朝廷官员兼任,如司徒、吏部尚书等官员会兼任大中正。大中正负责对小中正推荐的人才进行审核。但是在很多时候,审核往往会流于形式。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小中正往上推的人,大中正在没有特殊情况下都不会拒绝。毕竟小中正对人才最熟悉,也最了解。大中正长期在中枢,很难下基层去了解某个人才。

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此为访中正实决于郡人"。"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通典》

人才通过大中正的审核之后,会报朝廷核定,根据品级授予相应的官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朝施行的察举制,在三国鼎立的乱世中已经无法继续推行,需要有新的人才选拔制度。而九品中正制的诞生,较好地解决了乱世中人才选拔的难题,而且很大程度上安定了士人之心。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宋书》

九品中正制的核心,当然是选拔有用的人才,会从家世、才学、品行3个方面考察人才。九品中正制设立的目的,当然是希望以才学选人,而非家世。如西晋后期的重臣张华,官至宰相,位列三公,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名臣。张华就不是士族出身,而是典型的庶族。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西晋,庶族出身的张华能以才学入仕,并走上宰相和三公的高位,足以证明九品中正制并非片面强调家世。

按照九品中正制的规定,中正需要从家世、才学、品行3个方面考察人才,但是到了后期,家世成了最重要的考量,谁家世高,谁就会评为上品。家世越高的人,官位越高。这也意味着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士族垄断仕途的工具。

庶族出身的人再怎么努力,很难被评为上品,自然很难有机会出任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录尚书事、大司马这类位高权重的官职,基本上一辈子只能当个县令一类的基层官员。

只要是士族出身的人,就算没有任何才学,也依然可以都可稳做高官,不用担心自己的才学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

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品中正制已经变了样,无法选拔到真正有用的人才。能当上一品和二品高官的,基本上都是士族。即便九品中正制挖掘出了张华这样这样出身庶族的精英人才,但毕竟像张华这样的例子是少数。绝大多数庶族都无法像那样张华,走上高位。

到了以门阀政治为显著标签的东晋时,九品中正制仍然是最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东晋,门阀政治是保证九品中正制继续施行的根本,九品中正制能保证东晋士族继续对垄断仕途,但不能对门阀政治起决定作用。真正能维持门阀政治的,是士族门阀自身。如果士族门阀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控制,门阀政治必然崩溃,九品中正制自然瓦解。

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司马睿没有在江东运作皇权的能力,只能依靠士族门阀

如前所述,阀政治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东晋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的情况,长期存在。这和司马睿有非常大的关系,他没什么实力和威望,在江东立足,完全依赖士族门阀。

东晋皇权不振是学界共识,而东晋的皇权不振,是从东晋建元之初就存在的。东晋建立后,皇权虚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晋孝武帝重振皇权之时。皇权不振的根源出现在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身上。

司马睿和西晋皇室的血缘关系远,他是晋宣王司马懿的曾孙、晋文王司马昭的侄孙、晋武帝司马炎的堂侄,理论上没有继承西晋法统的可能。西晋皇室最正统的世系是“晋文王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八王之乱爆发后,晋惠帝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燏被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害死,那么能继承西晋法统的,首选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子嗣,次选是晋文王司马昭的子嗣。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司马炎和司马昭的子嗣,要么早夭,要么死于内乱,要么不知所踪。那么只能从晋宣王司马懿的子嗣中寻找继承人,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却让司马睿捡了便宜。

司马睿的祖父司马伷和司马昭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属于司马懿的子嗣,但司马伷只是庶子,并无继承司马懿政治遗产的资格。阴错阳差之下,司马伷的孙子司马睿却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只是,以司马睿和西晋正统这么疏远的血统,他要想名正言顺地继承西晋的法统,要么依靠自身实力,要么借助他人之力。而司马睿本身实力严重不足,他奉命出镇江东时,毫无政治根基,也无军事实力,在江东险无立足之地。司马睿要想依靠自身实力称帝困难重重,那么他只能依仗其他势力即士族的势力。依靠着北方世家大族琅琊王氏联合南北方士族的拥戴,司马睿这才登上帝位,建立东晋王朝。没有士族的支持,司马睿几乎没有称帝的可能,这也是东晋皇权不振的主要原因。

再谈士族专兵。东晋的士族专兵,体现在士族对兵权的绝对控制上。东晋主要的军事力量,一直掌握在士族门阀手里,而皇帝和朝廷对军队几乎没有控制权。军队为士族门阀服务,成为士族压制皇权的重要力量。东晋的士族专兵现象,是从琅琊王氏开始的,琅琊王氏之后的颍川庾氏、龙亢桓氏和陈郡谢氏也都是如此,士族保持着对军队的强有力控制。

琅琊王氏专兵的情况,起源于司马睿为琅琊王时对琅琊王氏的倚重。司马睿要想巩固其在琅琊国的统治,需要取得琅琊国里的世家大族的合作和支持,而当时琅琊国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所以司马睿很快向琅琊王氏抛出橄榄枝,而琅琊王氏也积极响应,双方一拍即合。在司马睿身边,就形成了以琅琊王氏为核心的势力圈,王导、王敦兄弟俩则成为了司马睿的最大倚靠。衣冠南渡后,司马睿对王导和王敦的依靠更加明显,他在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敦。东晋建立后,王导官拜侍中、假节、录尚书事,是名重一时的宰相。王敦官拜荆州刺史、大将军,掌握着东晋上游的军事力量。由此开启了“士族与皇权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此后,东晋的兵权就一直被士族牢牢掌控。

司马睿无论是血统,还是实力,都不足以支撑他在江东运作皇权。如果不依靠士族门阀,司马睿在江东可谓是没有立足之地。只有依靠士族门阀的支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助力司马睿登上帝位。

结语

九品中正制把士族门阀推上了历史舞台,形成了门阀制度。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起源,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晋元帝自身实力不足,完全依依赖士族门阀,导致东晋建立后,执政权和兵权都被士族门阀所掌控,故而出现了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的形象,而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这两个条件,一旦形成自然会催生门阀政治。东晋的门阀政治形成后,又继续强化九品中正制,以保证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实现对权力的控制。

所以东晋的门阀政治和九品中正制的关系,应该是门阀政治决定九品中正制,而不是九品中正制决定门阀政治。


袁卫宇


不是这个关系。

东汉官员选拔制度

西汉是第一个平民王朝,那就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文官选拔办法。所以西汉初期就有官学选才,推荐,恩荫制度,后面陆续搞出了察举征辟制。

察:州级主官向中央推荐辖区人才,需要宰相三公考核后任用。号称秀才,东汉避讳刘秀改茂才。秀才,才之秀者,初授官重。

举:郡国主官向中央举荐孝廉,一般到中央担任600石郎官,是官员正途。

征:皇帝需要特殊门类人才,公开向天下能人招聘,到首都参加三公主持的考试。

辟:600石以上官员有资格招募规定数目的低级属员。开府官员有资格任命属员。

察举制的弊端

西汉中后期世家逐步强势崛起,到东汉后期形成庞大阶层。因为占据基层优势,所以越来越强,以宗族为纽带,教育子弟,包揽词讼,大斗进小斗出,高利贷鱼肉乡里。

发生灾荒就囤积居奇,收购土地人口,形成更庞大的势力。

世家进而垄断对文字与书籍的占有,从而基本独占仕途,形成士、官、地主、工商、高利贷的豪门集团。

进,世家可以争夺天下,钳制乡议,引导舆论,影响国家大政。

退,世家可以拒堡自守,割据一方。

世家陪葬的邬堡模型:

具体表现为袁杨荀这样的中央公卿,或者江东四大家族、徐州陈曹赵、荆州蒯蔡这样的州郡世家,或者孙坚张飞李典这样的县乡土豪阶层。

而郭嘉这样的小地主阶层只能是寒门,更是凤毛麟角:

显然,州郡官员能够选拔的秀才孝廉只会是各大中世家出身,或者互相交换。比如刘备被陶谦表为豫州牧,察了袁绍长子袁谭为茂才,成为其座师。

急切代汉的曹丕,因为没有统一天下的功劳,就只能用陈群的九品官人法来交换世家支持自己代汉。

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是我们知道,寒门地主子弟大多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官?

所以,曹操政权后期已经被北方世家渗透得一干二净。

陈群:

九品官人法规定,各郡设置中正,由本郡的中央大员担任,负责评价本郡士子。中央政权再统一考核授予职务。

评价按士子的才德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合计就是九品。

显然,九品官人法有其历史进步性,因为经历多年战乱,人口迁徙多,郡守根本无法对本郡籍贯人士给予察举。

司马懿为了逐步代魏,对九品官人法进行改革,设置州大中正官,各州大小中正对本郡中正官推荐的士子进行集体评价,然后直接可授予八九品职务。真别以为官低,县令也不过才八品呢。

自此九品中正制彻底成为豪门互相妥协与政治交换的手段,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阀制度得以确立。

二者的差距是:九品官人法是出仕资格,九品中正制有授官权。


四川達州


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就表明了曹丕向世家门阀妥协了。这是发展的退步,也使得曹操一生的努力付诸东流。

秦朝时期在选官用人方面实行的是世官制。所谓的世官制就是指世代为官,官吏都具有世袭官职的特权。但要注意一点,世官并不等于世职,并不局限于某家族世代担任某一固定官职。就其主体而言,世族是世官的基础,只要一个世家大族不倒,其成员就随时可能有出任重要官职。所以两汉时期,其选官用人制度并没有执行世官制,而是选择执行了举察制。举察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虽然同样难以避免世家大族占据官场主要地位,但起码也留给了寒门一线生机。

但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举察制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此时的举察制沦为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工具。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所有东汉末年,实际上整个政坛之上就已经成为了世家大族的舞台,寒门永无出头之日。

乱世渐起群雄逐鹿之后,曹操因为其家族势力一般,并没有像袁绍那样家大业大,四世三公,门生故久无数。所以曹操可用之才很有限。因为大多数世家大族之人都投靠了袁绍和袁术兄弟。再加上曹操身为阉宦之后,这就导致很多世家大族从心理上很排斥曹操。所以曹操在乱世争霸之时实际上是招揽不到什么人才的。所以曹操另辟蹊径,索性世家大族出身的人愿意追随我我就礼遇你,你不愿追随我我就启用寒门士子。大家都知道曹操爱才是出了名的。但又有谁知道,曹操如此爱才也是被逼无奈。他不像袁绍一样人才蜂拥而至。所以他能启用寒门,四处招揽人才。这也是为什么曹操发布求贤令的原因。

曹操启用寒门除了因为竞争不过袁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曹操不愿沦为世家大族的“傀儡”。曹操并不愿受制于人。所以这也是他重用寒门的原因之一。但曹操的心血和努力,伴随着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而付诸东流。严格的来讲曹丕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人才,但他没有曹操的魄力和能力。所以为了尽收天下人才,也为了缓和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曹丕毅然决然的采纳了陈群的建议,正式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严格来讲有利也有弊。利处就是曹丕缓和了中央和世家大族的恶劣关系,促成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弊端就是使得世家大族再次掌控了官场,成为了官场的主角。寒门士子再无出头之日,九品中正制选出来的官员十之八九都是世家大族成员。这就使得魏晋包括之后数百年时间里。世家大族再次掌握了王朝的政治导向。从这方面来说,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十分失败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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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论坛


题主好,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这个制度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光是九品中正制度导致门阀政治,还有其他因素。

士族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有暂时性与过渡性,这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但是从秦汉以来传统的政治体制说来,国家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毕竟是不正常的,不能长久维持。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

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复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

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一旦到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有李行天下


九品中正制的变味,实际上是寒门政治对士族门阀政治斗争的失败

不是九品中正制导致了士族门阀政治,而是士族门阀政治破坏了九品中正制的本意。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把人才的选举收归中央管辖,减少世家大族对人才选举的控制。而在后期的执行过程中,九品中正制中负责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员的设立这一环逐渐被士族控制。本质上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士族门阀控制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士族门阀政治和寒门政治的斗争结果。

宦官和士族的冲突来历,曹操出身宦官家族,司马懿出身世家大族

以曹操为代表的曹魏统治阶级可以说是寒门代表,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与士族门阀属于对立阶级。熟悉东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东汉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士族在和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屡屡失败,导致很多士族被归为“党人”,他们被禁锢起来永远不能做官。尤其是灵帝继位以后,士人的精神领袖之一的陈蕃和大将军窦武密谋诛杀宦官集团,结果窦武将事情泄露,导致陈蕃和窦武反被宦官集团反杀。此后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党锢。而曹操就出身于宦官集团,出身于士族的司马懿就曾经多次拒绝为曹操做官。

从司马懿开始把持魏国的朝政,九品中正制就开始被士族控制

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形成于曹操时期,制度正式形成于曹丕时期,制度规定每个郡设立大中正一人,乡里各自有小中正,中正将本地的人才分为九品,加上评语报送中央,由中央根据品级任命官员。当曹叡死后,司马懿控制了魏国的朝政。司马懿设置了州中正一职,州中正事实上就由士族集团担任了,郡中正又由州中正指派,因此士族完全控制了选举。司马家族在魏国的统治需要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以及司马家族得以取代曹魏都是建立在获得士族的支持的基础上。曹操曾经设法打压士族集团的奢靡风气,但是随着司马家族代表的士族集团得势,士族对政治的控制也就由开始抬头。


西晋基本上形成了门阀政治,九品中正制只成为了门阀政治的装饰

由士族集团支持得到皇位的晋武帝司马炎对于士族的利益非常看重,司马炎甚至明确表示士族子弟应该优先获得好的品评。于是西晋的人物品评逐渐开始变成只看家世了。司马炎本人对于士族非常宽容,即便士族犯法他都可以赦免。西晋时期奢靡成风,司马炎本人在统一了全国之后本身就很奢侈。司马炎时期著名的王恺于石崇比富事件就重复说明了这一点,士族通别人比的不是道德品质,不是做官能力,而是谁更有钱。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做官太容易了,出生在豪门就意味着“高品”。


因为九品中正制不能满足公平选拔人才的目的,所以隋文帝杨坚实行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可以利用客观的评判标准来从民间选拔人才。


传奇历史观


九品中正制度确实是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其本身也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导致东晋士族门阀统治不得不提的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东汉末年的时候已经被政治其实已经被门阀士族所控制,比如说:“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还有颍川荀氏等等,至于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度是在原有的察举上的一次优化,但实际上造成了士族门阀垄断政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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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的转变

在秦朝的时候施行的是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爵录制,这种制度是对世卿世禄的一种进步,取消了宗室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同时秦国也借用这种制度完成了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但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内部就导致不太需要建立军功,所以这种选官制度就需要变革。汉朝建立之后,由于国家幅员辽阔需要大量的官员,开创性的提出察举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察孝廉和举贤良,由中央和各地主管官员将发现的人才进行举荐,然后进行考察择优录用,授予官职,这也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前身。

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度)的优点

  • 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分配,让平民开始有参政的机会。
  • 一定程度上为中央和地方行政选拔了优秀的管理,使得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为国家建设的机会,维持吏治清明。
  • 举贤良开始形成了尊重知识,人才的大环境。有利于教育的进步,促进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 察孝廉树立道德标杆,倡导人们注重品德修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但是随着国家的腐败,导致大量的人开始钻制度的空子,地方官员开始依靠自己的察举权力控制当地的官职,有才能的人如果没有靠山就很难被举荐任用。其中行迹恶劣的官员就开始弄虚作假,假公济私。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材,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顽愚应治据。名家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随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 ——《潜伏论.考绩》

汉末的时候甚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情况。正是由于察举制的局限性导致在东汉末年形成了诸多门阀士族,这就与中小地主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矛盾激化,此时的曹魏政权的掌权人曹丕决定采取九品中正制度,利用九品中正制度来缓和矛盾,同时设置了选举标准,降低的官员任用的主观性。

九品中正制度只是权利妥协的成果,最后演化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

九品中正制度是察举制的改良版和权利妥协的结果,东汉末年曹操一手缔造了魏国的雏形,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曹操的任用贤才的时候不拘一格,这就导致曹丕向父亲学习接受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度。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曹操死,曹丕继为魏王,他基本上遵循曹操关于选举的主张,并建立了九品官人之法,也就是九品中正制。” ——《中国史纲要》

曹丕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让自己的皇位坐稳。在九品中正制度中评定人物的时候按照世家,道德,才能这三个标准,这样的目的就是给世家大族以特权,同时为寒门弟子争取低品的官职,所以这是权利的妥协。同时九品中正制度还将原来地方的举荐权收归中央,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定,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制度更加的完善。

在这种权力的妥协中也直接注定了曹魏的命数,九品中正制度也标志着原来做官的人仍然能后做官,而且每一层之间都不再流动,这也直接导致后期出现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现象。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曹丕学到了皮毛,九品中正制度也成为了门阀士族的保护伞。

九品中正制度的成熟,门阀士族掌控政权

司马懿掌权之后也同样处理不了门阀士族的压力,于是在为后世扫清道路的想法之下,也不得不向士族低头讨好。在原来九品中正制度的基础之上加设州级中正,在当时州级中正的人大多来源于世家大族,九品中正制度真正的开始沦为门阀士族谋取利益的工具,九品中正制度成熟,成为晋朝士族的门阀政治。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世说新语.宠礼

门阀士族的崛起直接导致皇权的弱化,在东晋的时候最为明显。当时的东晋五大门阀势力包括: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龙亢桓氏,颍川庾氏,太原王氏。其中琅琊王氏最为著名,当时的人称:“王与马,共天下”,而这一切最大的根源就是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可以说门阀士族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察举制度的历史遗留问题。

总结:

九品中正制度确实导致了东晋士族门阀政治,但是这一切在汉朝察举制的时候就埋下伏笔,历史的进步就是在错误中不断的改善。九品中正制度是对察举制度的改善,同时也为之后的科举制度提供了借鉴。门阀士族也在隋唐时期一步步被科举制度所弱化,所以说门阀势力只是制度的表象,背后的选官制度才是核心,九品中正制度成就了东晋的门阀政治。

科举完善的唐朝,一名诗人感叹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像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这样的大家族终究会随着九品中正制度的废弃而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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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确实是造成了晋朝(东、西两朝)门阀政治,但曹魏集团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一个历史的推动的产物,并非是曹魏集团所独创的。

九品中正制的前生——汉朝的“察举制”

东周时期及之前的王朝,施行的是“世卿世禄制”,直到西周春秋时代,西周王室旁落,各诸侯国为了本土利益,开启了改革旧制,破格启用了各种阶层的有才之人,富国强兵。正因为这种由上而下的大变革,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的“百家争鸣”时代。

秦国法家变法,一统六国,还完成打破旧有制度就早早亡国,连绵十多年的战乱,导致了豪强结堡自保、寒门子弟为了生存投附豪强的乌堡之内的状况。

因此到了西汉时期,已经出现了门阀的雏形,汉高祖刘邦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制”逐渐形成定例。

虽然这种“察举制”具有科举考试的雏形,可这时刻书籍由于是竹简为主,所产生的费用是寒门子弟无法承担的,因此汉代时期,为了确保“察举制”的有效推进,汉代并没有将权利收归中枢所有,而是将“察举”的权利交付给郡国的长官所管控。

西汉时期,由于勋贵集团还未牵涉到世家大族、儒家门阀之内,开始时“察举制”还能有效完成向中枢供给优质人才,可随着时间的推进,勋贵集团逐渐形成了世家大族,寒门子弟转向投附,又让这些世家大族逐渐成为了儒学世家,成为了垄断人才的小型集团。

到了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在诛杀王莽之时,刘秀并没有通过战争形态摧毁这些世家豪强,而是选择了一种合作了形态(当然不服者已经消失在屠城之中)。因此东汉时期,“察举制”逐渐变质。

通俗点说:东汉时期中枢只向地区派遣最高级别的行政、军事长官,这些郡国长官拥有自主的招募权利,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对世家、豪门、寒门进行考察,最终征辟这些子弟为官。即:总公司给予子公司自主招募权,同时子公司又能向总公司举荐人才的渠道。

州郡长官拥有自辟属吏的权力,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出现,州郡长官与属吏之间的关系就逐渐形成了一层君臣关系,最终中枢内部的所派遣到地方的州郡长官,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人才的毕竟之道,同时地方属吏又反过来哺乳了中枢世代侯爵家族。

慢慢地汉代皇权就会被架空,因此东汉时期,皇室不得不提拔外戚、宦官作为制衡官僚集团的必要手段【这是没办法的,毕竟读书人和懂武艺的都是官僚的家臣了,皇家只能相信亲家和身边的宦官】。

东汉后期汉桓帝、汉灵帝时期,发现外戚也逐渐形成新的世家大族,为了避免王莽外戚的再次出现,因此启用宦官集团的建议,由皇家、宦官为主,设立了新的学校,用以培养新的忠于君主的渠道,可很快,作为掌控舆论的“清流”世家大族们,开始不断在民间抨击这种不符合“祖制”的现象,同时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月旦评”的舆论导向工具。

由于黄巾军起义,汉灵帝集团害怕世家大族转向张角集团,同时宦官集团的也有参与黄巾军的迹象,因此此役官僚集团获胜,为了彻底架空皇室,在汉灵帝刚死不久,一场官僚与外戚之间的战争在京城内爆发了……随后就是东汉末年的诸侯混战时代。

曹操时代的“察举制”及“求贤令”

曹操是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结合体,其祖父是大宦官曹腾,曹腾将曹操父子及曹氏家族、夏侯家族(曹操父亲来自于夏侯家)开始培养向世家门阀转向。

曹操募兵反董卓时,深感到自身的“缺陷”,因此连续三次颁布了“求贤令”,越过世家门阀,破格从寒门、小门阀、小的儒学世家招募更多的辅助人才。

可“察举制”已经深入人心,且书籍、印刷术等等的时代制约,导致了曹操集团在随后的三国混战时期,也不得不运用了“察举制”,即州郡长官拥有自辟属吏的权力。

一个新的集团,一个旧的制度——新瓶换旧药!

曹操在世时,战争摧毁了许多世家大族【如对战袁绍时,屠了邺城;又或者其他诸侯也屠了其他的世家大族】,但很快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同样快速进入到了一个新勋贵替代旧门阀的局面。

曹丕时代的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史书说,九品官人法其实是曹操晚年时,陈群向曹操提出的意见,并获得了曹操的认可,但很快曹操就病逝了。曹丕“获得”汉献帝的禅让后,命陈群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本意就是将州郡长官拥有自辟属吏的权力,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州郡长官与属吏之间的君臣关系。

让州郡长官选拔人才举荐给中枢。即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到中枢任职。同时大中正又分为小中正,选拔出来后,由中枢给予这些大、小中正一份表格,要求大小中正在表格中填写所在区域内的人才,而这份表格将人才分为九等份: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这项制度,其本身就拥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记,即拥有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遗意,又保留了“察举制”,同时有给予寒门子弟晋升的机会。

但很快曹魏集团被司马氏所取代,司马氏本身就是通过笼络朝廷中的既得利益者,才避免再次陷入内战的。因此九品中正制在司马氏的西晋时代,被世家门阀玩坏了。

九品中正制,虽然依旧给予寒门子弟晋升的机遇,可只能归为下三品,上三品成为世家豪族子弟所有,中三品则是投附世家豪族的子弟所占据。

因为九品中正制,首要考察的就是家世……就将寒门子弟第一时间排除在外了。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察举制”影响之下的中土千年历史

“察举制”直到隋唐举行科举考试之后,才逐渐消失在中土的历史舞台,因此九品中正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然成为朝廷中枢获取人才的首要制度。

直至世家豪族在南北朝百年的混战中,逐渐被打破,大量人才流落民间之后,同时科技的进步,才让隋唐时期,民间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之后,通过科举考试,才将门阀集团清除出中土历史。【真正让门阀彻底,是宋、明两朝,不断强力废除宗族关系,通过软实力、强硬手段等,将宗族关系拆分】。


图片均来源网络



史之为用


一、东晋的士族门阀制度

在谈九品中正制同门阀制度的关系之前,首先对门阀制度做个简单介绍,从而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脉络。在古代,主要是从南北朝溯至先秦时期,达官显贵、士族大户的大门外矗立着两根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以序家族功绩,这里的关键词并不是那两根柱子,而是创造柱子上面所记载的功绩的那些家族。

在晋时期,有名的大户有琅琊王氏,别人或许可以不知道,但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是这个家族成员;谯郡桓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如果读者对庾亮、桓温、王敦等人不大了解的话,那么陈郡谢氏的谢安大家应该会知道吧,在他的指挥下,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晋朝皇帝虽然位居这么多的世家大族之上,但是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要时刻面临着他们的造反、逼宫、暗害等等,所以晋朝皇帝能够坐在龙椅上,一方面是靠着几家大户因并存而存在的斗争,另一方面则需要靠这些人的道德情操了,比如像谢氏,还算对晋朝比较忠厚的,而桓氏和王氏就显得不那么友好了。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礼乐崩坏、纲常混乱局面的原因是九品中正制,那么究竟是不是呢?

二、九品中正制

真实的历史是拒斥虚无主义的,一切发生的事实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总是连贯的,诚然,九品中正制诞生成熟于魏晋时期,在时间上它和门阀制度就是前后脚的联系。我们抛开诸多学者对九品中正制的争论,对其进行概略性的介绍。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而大中正必须是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高望重者,进而大中正再推选出小中正。

所谓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该表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流亡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细登记年龄、籍贯等内容,区分品第,并附评语,而后中正将考评表交由司徒府复核批准,而后由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家世、行状、定品。这些内容可以顾名思义,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只是需要读者注意的是家世,在这里是个关键。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通常,中正评议人物照例3年进行一次,遇有特殊情况,也可以对被评人随时进行升品或降品。在历史界,对九品中正制有这样的一种评价——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却没有说对紧随其后的门阀制有所提及,这种看法,笔者是赞同的,笔者认为门阀制其实是九品中正制发展的畸化产物,同时也是九品中正制本身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

三、九品中正制究竟做了什么?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的分析,我们一定要从公、私两个方面分析,如果我们直接看九品中正制,这是对官员的一种选拔制度,是国家对人才的一种遴选方式,因为国家的治理建设离不开对人才的使用。但我们要注意,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对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共同观念是“家天下”,这也是说所谓“公”的本质是私。

分封制的国家制度,导致了对中央权力的分流,同样在诸侯国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论语中“八佾舞于庭”的现象,势力较大的贵族大夫是有充分势力僭越的,到了秦汉时期,世袭制的官员逐渐被郡县制度的设立、中央集权的客观要求所破坏,但这需一个过程,也就有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这些选拔人才的制度诞生。

我们要看到所谓人才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是对阶层固化的一种破坏,因为皇权才是最高的权力,阶层固化一方面是造成社会的矛盾加剧,而另一方在统治阶层中则会导致皇权的动摇。所以,所谓人才选拔,对于皇帝来说,就是为了防止达官显贵做大,进而威胁到皇权,例如历史上的降级袭爵。

所谓九品中正制,其目的也是一样的,但为什么会导致门阀制度的产生呢?其实门阀制度历来就有,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以前的大夫、后来的高管、爵位等等。曹操出生宦官,地位很低,而他治下的魏(这样表述其实不够那么严谨),存在诸多大士族,如袁绍家族、陈登家族等等,这对他的统领其实是有很大掣肘的,据说,陈登手握精兵数万,连曹操都不敢轻易指挥,这种尾大不掉的现象其实很为常见,例如蜀国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对刘备这个外来统治集团的排斥。

从曹操开始到曹丕,他们其实做的都是一件事,表面是推动九品中正制的完善,实际是对他们所倚重的士族既爱又恨,希望通过这种人才选拔制度而消解士族力量。但是有两个问题不得不引起重视,一是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导致他们的改革只能是有限的,改革的基础只能建立在以举荐为前提的考核选拔制度——察举制——之上,并且考核内容当中有一项是要看家世,这对那些握有选拔权力的人来说,拉帮结派又有了便利条件,再加上如果改革过于剧烈,会导致士族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得不偿失;另

外一个方面是士族本身的发展还没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阶段,直到南北朝之后,士族自身发展极端腐化,为富不仁,再加上统治者以及那些受尽压迫的苦难百姓的推波助澜,科举制应运而生,才从本质上对士族进行了釜底抽薪。

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


文史墨客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存在了约400年。兴起于曹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选拔官吏无标准的问题,后来导致门阀政治的出现,被隋朝文帝废除。

汉朝时期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

察举制主要是依靠中央的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级官员, 从平民或低级官吏当中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在道德、品行、才能方面符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入朝为官。

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帝王昏庸,政治黑暗,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导致群雄割据。东汉名存实亡。

曹操为了招揽人才,发出《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不问出身的做法,从而得到了寒门学子的大量支持。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门贵族,稳定了政局,也为立下曹魏奠定人才基础。

曹丕继位后,没有他老爹曹操的魄力,为了缓和了曹氏与士族的关系,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为称帝奠定基础,于是采纳陈群的意见,确立九品中正制。

他推行九品中正制后,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但也导致魏国的统治实权逐步被士族垄断。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中略)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九品中正制主要是

  1. 设置中正,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主要职责就是对自己本地的人才进行品评,中正官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每个州设立大中正官,而郡则设立小中正官。
  2. 九品,指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根据家世(出生背景)、行状(个人品行才能)来确定品级。

魏国初期,最初中正官是由下级官员推荐出来,比如说州的大中正官是有各郡长推荐出来,这么一来权力就落在了基层,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司马懿掌权后,由于本身就是世族的代表,开始大力提拔世族官员,来稳固自己的权利。朝政从此由世族门阀占据主导。

所以到了晋朝建立以后,大中正官的选拔,则是由三公中的司徒选拔,而小中正官则是由司徒选拔出来的大中正官进行推荐。

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形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到了隋代,随着对世族门阀的打击,此制终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试选士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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