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蓉家窗外的风景，从冬天到了春天。
这是湖北除武汉外，各个地市宣布封城的第49天。
“没有盼头，不知道要封到什么时候。我已经在绝望的边缘了。” 在结束与叶晓蓉通话的前半分钟，我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哽咽声。
临近3月10日前的几天，叶晓蓉开始整宿整宿地失眠。10号，是湖北省前期公布的复工日。夜里，她在床上抱着手机，不停地刷新新闻，期待那个讯息突然在屏幕上出现。
可惜，她没有等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湖北封城的消息发布不久，叶晓蓉在微博上分享了湖北外地工作人员建群的消息，陆陆续续有将近1500人联系她，随着人数增多，她建的微信群由一个变成了三个。
“群里都在盼着什么时候能出去，几乎每天都有人崩溃，有时候偏激点的人会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染上肺炎死了算了，这样子还不是在变相等死”。
叶晓蓉所在的交流群里，收入中断、贷款压力、食品短缺，长期困于室内的焦躁，没有盼头的等待……将人们的神经折磨得极其脆弱，随时都能有一根稻草，压垮其中一部分人的意志。
困在宜昌的高阳，前后加了5个微信、QQ群。“里面大都是跟我一样，没地方发泄，焦虑得不行的人。我们湖北在外面工作的人中，能有几个领着旱涝保收的薪水？对大多数来说，现在没收入，一家人吃什么”。
“等青菜，等了26天”
叶晓蓉一家5口，呆在襄阳市保康县城的一套两居室内。“5个人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大家情绪都很不稳定，不敢怎么说话，害怕随时会崩溃。”
对他们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极度短缺。
“女儿几十天吃不到蔬菜，嘴里长了一嘴的水泡。不怕你笑话，我用的卫生巾都是过期的。”
叶晓蓉所在的小区没有社区代购员。她采购的唯一途径，是打电话请超市配送。整个保康县城仅有两家超市营业，服务能力极为有限。她从封城开始，接连打了将近1个月的电话，超市都未能上门配送 ，“只能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还好米、面这些还够。”
直到2月19日，她把女儿嘴里长满水泡的照片发给了超市工作人员，对方出于同情，上门配送了一批蔬菜和水果。这是封城后的第26天。
不知道下次何时能买到菜，她和婆婆一起，把大部分青菜都用盐水腌了起来。
女儿一直吵着要吃鸡翅，这天叶晓蓉特意拜托超市的配送人员，顺路代买了一些鸡翅，等女儿吃完一半她尝了一口，发现肉有些酸味，“我让她别吃了，她好像没听见，我一把打掉了她手里的鸡翅，孩子哇地一声哭了，说‘妈妈我实在是太想吃鸡翅了’。”
药物也是个问题，叶晓蓉的公公有高血压，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其中的两款处方药已经没了，必须要到医院才能开，现在也只好暂停 ”。
叶晓蓉有个远方亲戚得了食道癌，因为封村出不去，没法到医院检查治疗，只能在村内诊所靠打点滴维持。
困在孝感大悟县的李岩，前些天也因为家里老人的高血压药物焦灼不已，“志愿者帮忙找了6天才买到，当时家里剩的药只能撑几天。”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上医院恐怕都是个难题。
封城一周后，李岩所在的社区开始提供代购服务，但品类极为有限，“能提供什么菜就吃什么，水果肯定是没有的”。
相比之下，高阳和身处荆州洪湖的倪安毅情况要好得多。
基本的生活所需，高阳和家人都可以网购解决。倪安毅所在的社区，每个社区管理员负责20多家住户的代购服务，除此之外，倪安毅组建了一个小区住户自救群，“洪湖本身农产品供应充足，我们就让有超市、农贸资源的业主联系供应链，各家提需求，汇总后采购，再跟社区申请车辆配送，蔬菜、肉蛋、水果、零食，我们都能买到。”
“再人性化的公司，
也没法接受你长期不上班”
工作与收入，是最现实，也是最沉重的压力。
叶晓蓉公司的HR，前些天已经开始婉转地劝她离职，“公司还在创业阶段，大家都不容易”。她老公就职于大型互联网公司，近些天来也充满了危机感。
“我34岁，他37岁，我们俩这个年龄，再找工作都不容易”，近两个月来，叶晓蓉和老公的薪水，只拿到了以往的三分之一。俩人在深圳的房贷和车贷，加起来每月要还2万左右。如果
不能返深上班，家里的积蓄最多能撑半年。叶晓蓉和老公不敢过多地讨论工作和未来，“压力太大了，怕说多了就吵起来了”。
保康县城封城第一天。
高阳的工位，已经暂时被同事替代了。“公司打电话一直说尽量3月初过来，这么拖下去，工作早晚被别人取代。再人性化的公司，你长期不上班，也没法接受。”
他从2003年来到深圳，一家四口租住在城中村里，妻子去年辞去了工作专职带娃，全家靠他一人的收入维持。“1月、2月、3月的房租一分不少地交了，我2月份工资是一分都没有的。”
李岩不担心自己的工作，但妻子已收到了公司的暗示，“她们本身经营就不乐观，几条业务线都在出售了。”
叶晓蓉和老公平时工作极为繁忙，孩子都由婆婆照顾，夫妻俩一周和女儿见不了几面。“像我老公，每晚回到家都已经10点了，年关那段基本上要熬到2、3点甚至通宵，回到家女儿睡了，一睁眼女儿又上幼儿园了，只有周末才能看上几眼”。
由于经年累月的加班，丈夫原本计划熬到四十岁，攒下一笔积蓄，就辞职做点生意养家，“现在这个情况，计划也完全打乱了”。
“从前上班总是有很多怨言，工作太累，陪不了女儿，现在就想着，快点放我去上班吧。”
有时候女儿看着叶晓蓉说“妈妈你不太高兴”，她问孩子“你怎么知道”，女儿说，“我看你脸色不对，是不是不能上班了不开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
这是最让人难受的”
倪安毅所在的社区，每天除了调查体温及健康状况，还要求住户填写“心理健康，是否有焦虑情况”一项，“困在屋里几十天，大家都很焦躁、压抑，心理很容易出问题的”。
倪安毅小区里有邻居，封城前刚好有农村亲戚探亲，因为封城回不了家，十几口人几十天挤在两居室里，“你想想多难受，微信群里经常有楼下的住户，让楼上的邻居安静点儿，楼上的也很烦躁，说‘家里好几个小孩子，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这是最让人难受的”，李岩说。他已开始在老家远程办公，但“回深圳，正常上班生活”是心里最迫切的念头。
“我们连坐牢的都不如，坐牢还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叶晓蓉最心疼的是自己的女儿。孩子只有6岁，长期闷在家里，情绪很不稳定，“很暴躁，动不动就尖叫。”
叶晓蓉只能想尽办法，用手工做些折纸、图片玩具，从冰箱里搜罗一些剩余的食材，做点孩子爱吃的东西，“她想吃肯德基的鸡腿，我就在锅里炸好，照着样子撒点酱料哄哄她”。
“本来小孩有吃的有玩的，就开开心心的，可她现在吃的没有，也不能出去玩，也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
高阳家里两个孩子情况也差不多，“大的最近可以上网课，还充实一些，老二现在手机也不玩了，动画片也不看了，在屋子里焦躁不安。”
相比大多数只是困在家里的人，倪安毅还多了一层压力，“这段时间我瘦了10斤，吃不下东西，一直处于很焦虑、很担心的状态”。
从深圳回到洪湖将近两个月，倪安毅像只惊弓之鸟，陷入了“我到底有没有染上冠状肺炎”的循环恐惧当中。
3月3日准备去医院做核酸检测之前，倪安毅坐在沙发上录下了一段视频。
“我在视频里，跟女儿说爸爸爱她，能留给你的也不多 ，就是一点点存款，这个房子。然后把银行卡账号、密码都交代了一下。”
女儿去年10月出生，到现在和他共处的时间也没几天。“如果检测出感染了，那就回不来了，再有个万一，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大年二十八，他回家时途径武汉，尽管全程都带着口罩，但也不敢掉以轻心。进门之前，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呆在主卧，“在门口换新口罩，全身消毒一遍，进屋赶紧冲进洗手间，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出来再把我碰过的东西全部消毒一遍。”
而后他把自己关在次卧，隔离了14天。这期间他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每天要量3、4次体温，隔着墙壁和老婆、女儿视频聊天。
谨慎起见，他2月17日才开始接触女儿，但6天后他就开始咳嗽，洪湖的药店不允许出售感冒、咳嗽药物，他只能靠热水来缓解。3月2日下楼取菜回来，他开始感觉胸闷，咳嗽加重，“
我快吓死了，好像和网上描述的症状很相似”。
跟社区报备之后，3月3日市里派车接他到定点医院检查，CT正常，血检正常，医生判断为慢性支气管炎。
根据洪湖当地规定，核酸检测的结果不会向个人公布。等待几天后，他又陷入了焦虑，“会不会正在给我联系医院”。
我安慰他，“都过了好几天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在医院检测的时候，搞不好也会交叉感染上病毒。孩子这么小，传染给她怎么办。”
从医院回来，他再度开始了居家隔离。和妻女隔着一道墙，无聊得只能翻看成语词典，房子买了没多久，家里只有两本书。
“好想结束这样的生活，我现在天天在群里跟同事、同学说，‘好想上班，好想加班啊！'”
“妈妈，我们还能回深圳吗？”
“我们要出湖北省，第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地县级以上防疫指挥部要出具接收证明，但我们电话打到深圳，对方说你来我们欢迎，但接收证明没办法出。”
这是叶晓蓉、李岩、高阳和倪安毅面临的共同困境。“前段时间广东不让我们回，现在湖北不让我们走”。
叶晓蓉所在的小区，并无解封的迹象。
疫情之下，频繁的政策变化，也在加重等待离鄂人群的焦灼。
湖北省公布的复工日期，从2月13日延迟到2月20日、3月10日。湖北潜江市近两天来，管控通告先后变化了3次——3月11日，潜江市发布26号通告，表示将逐步恢复交通、复工复产。2小时后，潜江发布第27号通告，对26号通告予以取消，要求继续严格管控。3月12日，潜江又发布28号通告，公布推进人员流动的数条措施。
省内政策具体落实到各个地方，推进情况又不尽相同。
叶晓蓉所在的保康县，一直被划为低风险区域。3月10日下午，《湖北日报》公众微信平台发布消息，
湖北中、低风险地区持健康码绿码人员，可以省内通行。但截至3月12日，她所在的小区仍没有解封的迹象，“就算不能出省出市，像我们这低风险区域，让大家出去买点菜，总不能饿死在家里“。
3月10日看到新闻后，叶晓蓉曾打电话给当地防疫指挥部，咨询“能否省内通行”，但对方的回复是“不放，省级单位说了不算，我们领导说了才算”。“那每天让我们在湖北健康码上打卡有什么用呢”，叶晓蓉问。接线员来了一句，“为了拖时间”。
这个回答，倒是和高阳先前的判断不谋而合——“感觉推出这个健康绿码，就是给大家点盼头，缓解一下焦虑用的。”
倪安毅从医院回来后，他的健康码就从绿色变成了红色，“微博上问了下，很多人都是红码，有些去过医院，有些因为咳嗽、发热，有的是医生或志愿者，因为单位安排检测或例行检测”。
他打市长热线咨询，对方告诉他“‘健康码’由系统大数据判别，不能人工干预，最后让我们每天坚持打卡。”
叶晓蓉用纸和水彩笔，给女儿做了个“口罩”。
“微博上，‘湖北人什么时候能出省’这个话题已经有2亿多阅读量了，我们都在群里说，哪怕是自费让我们体检、做核酸检测、隔离14天、包车，我们都愿意，只要让我们出去都行”，叶晓蓉焦灼的语气里，夹杂着哭声。
高阳所在的宜昌市，目前市内可凭证通行，但出省对他来说，依然遥遥无期。“湖北除了武汉，很多小地方早就清零了，就这样一刀切地把我们困在这里，很不公平”。
李岩还有一层担心，“如果能出去，希望接收地能够友善地接纳我们，我有朋友前些天自驾到了深圳，他的车小区不让进，隔离的酒店也不让进。”
有天女儿问叶晓蓉：妈妈，我们还能回深圳吗？
“应该可以吧”，她安慰女儿。
孩子又问，“那什么时候能回去呢？”
“等到天晴了的时候吧!”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岩为化名。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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