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蘇東坡的才華是完全可以做個好官的。事實上他在各地做地方官的時候，做的相當不錯。他在徐州率領軍民抵抗洪水，在杭州，他決心重新治理疏浚西湖，沒錢就打報告問朝廷要，同時組織軍民一起幹活，終於把西湖治理成為著名的網紅景點。但蘇東坡確實很不適應在朝廷為官，他在朝廷做官的時間不長，不是被外放，就是被貶謫，做官生涯基本上比較失敗。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第一，是宋朝黨爭的大環境。宋朝的統治者從一開始，其實就非常注意防止黨爭的出現，但宋太祖又給自己的後世子孫留下了一個陰謀，就是挑起群眾鬥群眾，事實上是挑起黨爭，以維護自己的統治。所以，其實整個宋朝，除了宋太祖時期，其餘時間基本上黨爭很厲害。最厲害的是王安石變法派與司馬光的守舊派之間的鬥爭。蘇東坡不善於站隊，他既沒有站在王安石一邊，也沒有站在司馬光一邊，而是站在了客觀公正的立場上。
歷來混官場有兩條秘訣，一是要懂得拍馬屁，二是要懂得選邊站隊，你得找到你的依靠，否則你在官場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蘇東坡在這方面能力很差，官商和情商都不高。在新黨得勢的時候，蘇東坡批評新黨改革制度設計有缺陷，在舊黨上臺的時候，蘇東坡又批評舊黨一棍子打死新法，所以新黨和舊黨對他都不滿意。因此蘇東坡的命運也只能是一貶再貶，越貶越遠。
第二，蘇東坡的性格狂放不羈，性格耿直，屬於那種路見不平一聲吼，看見不滿意的事情就要罵的那種，用韓愈的話說就是不平則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這種性格，在如醬缸般汙濁的官場，註定要吃大虧。因為你不隨波逐流，那就自我放逐，你不同流合汙，那就潑你一身汙水。
蘇東坡太狂了。他的狂除表現在他的才氣上，還表現在他的詩歌中，他是高喊著我很狂的那種人。你看他是詩：
“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嘲謗”，還罵那些指責他的人，是醜婦，說自己完全不怕無悔。他說“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老子老了還是那樣狂。所以，“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就完全是蘇東坡一生命運的寫照了。
蘇東坡還喜歡開別人的玩笑。開自己的玩笑叫自嘲，開別人的玩笑，關鍵要看這個人的幽默感是否在線，否則就會被別人認為嘲笑。蘇東坡不管這個，他喜歡給別人起外號。比如他給王安石的外號是野狐禪，給司馬光的外號是司馬牛。
他自以為很幽默，但他的幽默往往很傷人。著名詩人郭功甫路過杭州時，拿了一首詩拜訪蘇東坡，自己很得意地朗誦一遍後，問蘇東坡，我這首詩您能打幾分啊？蘇東坡說，我打十分，郭功甫很得意。接下來蘇東坡很不著調地說，讀得聲情並茂打七分，至於詩的水平，打三分，正好是十分。郭功甫天賦異稟，據說是他媽媽夢到李白而懷孕生了他，號稱“太白後身”，顯然“祖上也曾闊過”，蘇東坡這樣開玩笑，人家自然不快了。這就是又得罪了一個人。
宋朝有名的歷史學家劉貢父晚年患病，頭髮眉毛脫落，連鼻樑都斷了，十分難看。這個樣子就像是無眉大俠。但這個外號是不能在別人面前說的，而蘇東坡和劉貢父等幾個朋友在酒酣之際，現場改編了《大風歌》，“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樑”，劉貢父本來眉毛沒了，鼻子塌了，蘇東坡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個是拿人家的身體缺陷開玩笑了。
官場是爾虞我詐的所在，逢人只說三分話是官場顛撲不破的真理。官場上也很少有真正的朋友。像元稹與白居易，柳宗元與劉禹錫，蘇東坡與黃庭堅那樣意氣相投的朋友，很少見。官場上流行這樣一個道理：官職提高一分，人情淡漠十分。而蘇東坡完全是個真誠的毫無機心的人，和誰都推心置腹，看誰都是好人。他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在人情世故方面，蘇東坡就是個缺心眼。他對別人誠心以待，別人對他暗地使壞；他贈別人“金錯刀”，別人背後砍一刀，他對別人放青眼，別人對他翻白眼。但蘇東坡絲毫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好，繼續對別人好而至死不悔。
當年烏臺詩案中迫害他的人，如著名科學家沈括等，蘇東坡照樣拿他做朋友。當年把他搞得很慘的好朋友宰相章惇遭貶，其子寫信試探他一旦掌權後將如何處置他的父親，蘇東坡大度地說，“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所增減也。但以往者，更說何益？”以前的事情都過去了，我蘇東坡根本就不在乎。
蘇東坡是這些性格特點，也就是在宋朝，要是在明清時代，早就人頭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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