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讀：
公元17世紀，是一個西方殖民主義瘋狂對外擴張的年代。在這樣一個亂世，國與國之間如不能通過某種恰當的方式去交流、溝通或是建立合作關係，那麼等待它的便是一柄懸在頭頂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隨時成為被兼併或是被殖民的最佳對象。
清朝統治中原之後，統治者在處理西方國家的事務中基本沿襲了明朝時期的舊政策。順治四年六月（公元1647年7月），一道給西班牙駐福建省使臣的敕諭被公開下發，其具體內容如下：
朕撫定中原，視天下為一家，念爾呂宋自古以來世世臣事中國，遣使朝貢，業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諭，爾國若能順天循理，可將故明所給封誥印，敕遣使齎送來京，朕亦照舊封賜。——《明清史科》
這道敕諭首先向西班牙方面闡明瞭此刻的中原局勢，即：中國已由當年的大明王朝過渡到了如今的大清王朝，同時也非常明確地表示新朝將繼續一如既往地執行故朝的對外政策，希望各國能夠遵循往例，按照宗主國與屬國的關係照舊進行朝貢、接受封賜。顯然，處在這一時期的清政府仍是以傳統的宗藩觀念以及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華夷秩序”去看待這些正處於快速發展中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殊不知，此刻世界格局正悄然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進程逐漸趕超中國。
在本篇文章當中，筆者就從清代初期的外交政策入手，來對外部殖民勢力對清朝封建統治秩序的衝擊做一番深入的探討。
01、“禁海”政策遏制了對外貿易的發展
正如文章前面所講，清朝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沿襲了明朝，而貿易作為外交的附屬“籌碼”，因此在理論上清朝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途徑只能通過“朝貢”去加以解決，這既能彰顯清朝作為宗主國的大國風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其他小國“求貿心切”的需求，同時還能進一步凸顯出以清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然而，隨著西方殖民勢力對外擴張的步伐加快，“朝貢貿易”顯然不能滿足其他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需要，因此與經濟體量龐大的中國建立可靠的自由貿易關係是諸如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國等西方國家多年的夙願。而另一方面，為了自身的利益著想，清朝統治者也會適當開放沿海地區自由貿易通道。
順治四年八月（公元1647年9月），時任兩廣總督的佟養甲向朝廷建議，禁止外國人入廣州城貿易，但令商人載貨至澳門貿易，最終這一建議成功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由此可見，在對外政策方面清朝雖沿襲明制，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還是會根據自身需求進行若干變通的。
明清葡萄牙人到澳門的泥人塑像
清政府之所以允許外商在澳門貿易，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補充當地統治經費不足以及解決沿海一帶因連年戰爭而造成物質匱乏的困難，這在當時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切合實際的，有點符合“通商裕國”的發展戰略。不可否認，“通商裕國”在清代初期的對外政策中能夠有幸得以體現，確實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對於清朝這樣的泱泱大國而言無異於是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致富之路”（即：利用對外貿易來解決國內所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然而，遺憾的是這條難得的“致富之路”在清代前期的歷史上僅僅是曇花一現，隨後便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順治十三年六月（公元1656年8月），清政府認定“明鄭政權”勢力的存在與沿海地區人民的支持有關，便悍然下令在東南沿海實施“禁海”政策。其具體史料記載如下：
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清史稿》
“禁海”政策的實行儘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明鄭政權”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對於沿海地區的百姓而言無異於是一場災難，特別是繼“禁海”之後“遷界”政策的實施。除此以外，清朝禁海也使葡萄牙、荷蘭等西方國家打開中國貿易大門的夙願更難實現了，而清朝本身“通商裕國”的發展戰略也隨之“流產”。
02、外交淪為西方殖民勢力獲取“對清貿易權”的工具
清代初期，儘管清政府所實行的“禁海”、“遷界”政策限制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和文化交流，而西方殖民勢力在亞洲的進一步發展卻逐步地影響和制約著中國在整個亞洲地區的地位。毫無疑問，“華夷秩序”已不再適用於17世紀以後的亞洲格局。
實際上，早在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之前，作為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均均首屈一指的中國在整個亞洲國家之間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一方面，它充當著“大哥”的身份，幫助和保護周邊弱小國家；另一方面又時常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調停各國之間的糾紛。在這種局勢之下，亞洲諸國都紛紛遣使進貢，以便尋求來自於中國的庇護。因此，這一時期的亞洲地區在中國的主導下可以說是相對穩定和諧的。
荷蘭擴張方向
然而，自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之後，亞洲地區這一原本穩定和諧的格局便被徹底打破了。
為了獲取利益，他們（即西方殖民勢力）在亞洲地區強行搶佔領土、掠奪原料，甚至於干涉弱小國家的內部事務，而在此期間，中國又正好處於明清易代、權力授受之際，從而逐漸喪失了對周邊弱小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庇護作用。最終，她（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因受影響而逐步下降。
其次，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之後，迅速著手於在亞洲地區建立起殖民據點以加強對殖民地的統治。而這些弱小國家經殖民勢力的干預後又基本喪失了各自的主權，以至於無法與中國進行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取而代之的則是西方殖民勢力打著亞洲國家的“旗號”與清朝繼續往來，如荷蘭就曾以噶喇吧（即爪哇）的名義與清朝繼續交往。這樣一來，這些原本屬於亞洲國家對清朝的外交途徑（或者說是尋求庇護的途徑）在外部力量的破壞下逐漸淪為被殖民國家用作擴大自身貿易，以及為本國資本主義發展而服務的一個工具。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的清朝與這些國家之間的交往性質其實已經發生了變化。
除以上所述，西方殖民勢力還會通過誘騙等手段將沿海地區的人口輸送至他們在亞洲佔領的殖民地從事耕種、貿易等活動。據相關史料記載，即便是在“禁海”政策實施期間，也有不少人曾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這些地方進行貿易耕種。其實，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某些政治因素外，這些被西方勢力佔領的殖民地區商品經濟相比內地更為活躍、貿易更加繁榮亦是一大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說白了，對於那些既沒有任何依附關係，又無任何生產資料的沿海地區底層百姓而言，“移居”海外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更適合他們生存下去。而為了進一步加大力度吸引人口的流入，西方殖民主義者還採取了諸如優惠貸款、減免人頭稅等有利措施。這種跡象足以表明，清政府對此已難以控制，傳統的封建統治手段和秩序在西方殖民勢力的衝擊下逐漸開始“失靈”。
更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以上所述的嚴峻形勢對清政府統治已構成嚴重威脅的情況下，清朝當局統治者對此卻毫無警覺。
參考文獻：
《清史稿》、《明清史科》、《清世祖實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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