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山東壽光向武漢捐贈了300噸蔬菜，結果被武漢市商務局以低價銷售的方式處理。
捐贈的賑災物資以售賣的方式處理，網友們當然無法接受，武漢市工商局立刻被罵上了熱搜。後來有媒體記者採訪武漢市商務局，對方稱是按照“實事求是”的方式處理的。
大家不能接受這一說法主要是出於兩點：
1、這是農民捐贈的物資，以售賣的方式處理總帶點商業的味道，在公眾眼中，商業與公益之間是需要劃清界限的。簡單來說，我給你什麼，你就得收著什麼，你能直接發，但你不能賣，一旦涉及交易，這批蔬菜的性質立馬就從賑災物資變成了商品。而公眾最忌諱的就是普通人的善心被商業所利用，具體案例可參考年前的“水滴籌掃樓”事件。
2、賑災物資被當作商品售賣後，賺取的錢會流向哪也是大眾非常關心的點，據新聞報道，這筆錢最終全部上繳了紅十字會。但非常不巧的是，那陣子紅十字會偏偏在輿論的風口浪尖被全網捶打，這個結局再次消費了公眾的善心，畢竟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錢能花在“刀刃上”。
老人捐款在這次事件中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雖然武漢市商務局對這件事的回應顯得毫無水準，但就以賣代捐這個操作本身，其實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並沒有洗白的意思，我沒收錢。）
先講一個從書裡看到的小故事。
2005年，美國的“卡特里娜”颶風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規模斷電，新聞播出後，有個人想趁此機會賺錢，就買了19臺發電機暈倒了密西西比，並以雙倍價格出售。這時警察出現了並以反價格欺詐條例拘捕了此人，同時沒收了發電機。
電視臺報道這件事時採訪了當地居民，居民卻一直認為“我們要的是發電機，我們要電，我們要食物。”電視臺主持人就此事採訪了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問他們發國難財到底對不對。
三位諾獎得主一致認為，發國難財是對的。其中第三位得主，著名的經濟學家弗裡德曼說道
“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
弗裡德曼 ，自由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故事講到這裡就結束了，我講這個故事當然不是要鼓勵發國難財，畢竟國家體制和文化環境差異太大，能否發國難財尚有待商榷。我提這個典故，是想說明國難財背後的經濟學原理，即
供給不夠時，該如何分配？以壽光蔬菜為例，如果按照慣有的方法，這批蔬菜應該由政府統一發放，不收取費用，公眾排隊領取。那麼這裡就會出現幾個問題，誰先領誰後領？誰該多領誰該少領？在哪些地方發放……
按照政府統一分配的方法，那就應該由政府決定，政府需要去各個社區單位進行調研考察，挨家挨戶瞭解，看哪家比較缺，哪家還能對付。哪些地區受災嚴重，哪些地區能自給自足。
那麼又會出現幾個問題：發放標準該如何制定？多報瞞報怎麼鑑定？需要的人力物力會不會太多，效率會不會降低影響正常的物資供應？
所以如果由政府來安排物資供應，無論是從公平還是效率都容易受損。
那麼有沒有一種更好的方法呢？
經濟學中，最好的方法就是價格。
價格有三大作用，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指導生產，指導分配。 這三個作用中第三個最為重要。價格如何指導分配呢？簡單來說就是誰有錢誰擁有。這個道理很殘忍，但反過來想，如果有錢的人不能擁有一定的特權，誰會願意成為有錢人呢？都不願意成為有錢人，就不會有認真生產發展創新的人。
回到壽光蔬菜這件事上，商品價格在裡面起到的作用是驅趕需求不強烈的公眾。對於武漢的大多數人而言，他們稀缺的是蔬菜而不是金錢，他們有錢可以買到蔬菜，所以要他們購買他們是可以接受的。這個時候如果把蔬菜按照一定價格出售，那麼家裡已經有蔬菜，需求不那麼強烈的人就不會購買或者少買，而真正非常迫切需要蔬菜解決飲食問題的家庭才會買的更多，通過價格對供需的調節，資源才能更準確地分配到那些需求者手中。而且通過購買還拉動了消費，產生的收益可以通過社會機制再次調撥到有需求的地方。
這個問題的背後反映的是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區別，前者是由政府統一分配，公眾完全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而後者則賦予了公眾主動選擇的權力，公眾自己最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麼。
因此在這件事上，無論武漢政府最初的目的是什麼，在操作上都是沒有問題的。在供給不夠的時候，價格最最好的分配機制。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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