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律師從業時間不是很長，但是還是做過一些刑事案件，這些刑事案件一般是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刑事辯護。曾經也有朋友說：那些即將被法院審判的被告人都是“壞人”，你為何要幫“壞人”辯護？你的良心何在？今天，作者就上述問題給大家分析分析，為何律師要為“壞人”辯護。本文純屬個人意見，如有不妥歡迎指正，也歡迎大家一起交流。
壞人的定義：“好人”或者“壞人”，是主觀判斷，而非客觀事實。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是有主觀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好與壞。當然，主觀的判斷主要是依據行為人所實施的某些行為。壞人指進行毀壞、破壞活動的人；壞分子；品質惡劣的人。主要包括：1、進行破壞活動的人；行為有負面影響的人；壞分子。2、道德品質惡劣的人。
其實，本文中要討論的法律與道德的關係。壞人是屬於道德評價，而為壞人辯護實際上是屬於法律上對於公民權益的一種保障措施。
法律上沒有壞人與好人的區分，從法律上講：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未經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在法院作出裁判前，我的委託人原則上仍然是個良民。其實從司法程序的稱謂上我們就能看出來：在公安偵查階段，涉嫌犯罪的叫犯罪嫌疑人；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以及法院審判階段，叫被告人；法院判決有罪併發生法律效力後稱之為罪犯。正是因為在法院沒有審判前，我們無法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屬於犯罪，以及其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怎麼樣的處罰，所以，有了法官、檢察官、律師以及被告人同時出現在法庭，檢察官對行為的人行為提出指控，律師提出有罪或者無罪、此罪與彼罪以及罪輕和罪重的意見，法院依據法律及事實與證據進行判決的司法審判活動。
先來個案例，藥家鑫事件：
案件基本情況：
2010年10月20日22時30分許，藥家鑫駕駛陝A419N0號紅色雪弗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大學長安校區返回市區途中，將前方在非機動車道上騎電動車同方向行駛的被害人張妙撞倒。藥家鑫恐張妙記住車牌號找其麻煩，即持尖刀在張妙胸、腹、背等處捅刺數刀，將張妙殺死。
案件時間節點：
2010年10月，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將張妙撞倒並連刺數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發輿論熱議；
2010年10月23日，藥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
2011年4月，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藥家鑫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賠償被害人家人經濟損失費；藥家鑫隨後提起上訴。
2011年5月，二審判決宣佈維持原判；
2011年6月7日，藥家鑫被依法執行注射死刑。
藥家鑫律師辯護意見：
藥家鑫案的辯護律師，請求法官不要判處藥家鑫死刑，並列舉種種理由為其辯護。包括在2011年4月28日藥家鑫提出上訴。上訴狀顯示，藥家鑫上訴理由具體為：
第一，原判決對“犯罪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惡劣，罪行極其嚴重”認為定性不當。原因是“案發在車輛少和行人少的郊區路上；路燈暗，光線不如白天的好，藥家鑫高度近視眼神不好；不確定捅傷張妙的部位，藥家鑫本人也不知道捅了多少刀，致命僅有一刀，是激情和瞬間作案；是由平時的抑鬱和壓力所致。
第二，西安中院認可了藥家鑫的自首情節，卻未按自首減輕判罰。
第三，藥家鑫是初犯、偶犯，父母又進行積極地賠償。
第四，根據國家目前針對死刑的慎重態度，認為中院量刑過重。
這個案例可以看到，律師的辯護意見，法院是沒有采納的。但是依據法律規定，藥家鑫及其辯護人是有權提出上述意見的，至於是否採納是法院依據事實和證據進行的認定。
律師為“壞人”辯護是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律師法》履行工作職責。該職責屬於基於委託關係產生的法定職責，不應當適用道德評價來衡量判斷律師在為壞人做事。
在社會道德與職業道德之間，律師需要盡力和優先維護和遵守的應當是職業道德，而不是社會道德。正如美國一位刑事辯護律師曾強調：即使我瞭解到有一天我為之辯護的委託人可能會再次出去殺人，我也不打算對幫助這些謀殺犯開脫罪責表示歉意，或感到內疚。我知道我會為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不希望我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後悔，就象一個醫生治好一個病人，這個人後來殺了一個無辜的人是一樣的道理。
首先聲明，作者不是拉仇恨，也是以醫生為例，醫生救死扶傷並不會因為一個人是壞人而不進行搶救。
公安機關辦案民警、檢察院檢察官，法院法官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只要是人，都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因此，司法機關辦理案件可能是當時科技原因，可能是辦案人員一時疏忽，可會存在個別人冤假錯案，如果，認為律師不為“壞人”辯護，那麼一些個別的冤假錯案又如何去糾正呢？
此外，作者在做了許多的案件後，接觸了很多當事人後，我越來越發覺，有的當事人雖然做了一些錯事身陷囹圄，但他們並非像人們想的那樣面目可憎，壞事做盡，更談不上主觀上的惡。構罪的要件除了客觀上的行為對法律所保護的法益造成了傷害，要需要主觀的明知或是過失。許多案件雖然主觀上是明知的，但不見得主觀上就是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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