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律师从业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还是做过一些刑事案件，这些刑事案件一般是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做刑事辩护。曾经也有朋友说：那些即将被法院审判的被告人都是“坏人”，你为何要帮“坏人”辩护？你的良心何在？今天，作者就上述问题给大家分析分析，为何律师要为“坏人”辩护。本文纯属个人意见，如有不妥欢迎指正，也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坏人的定义：“好人”或者“坏人”，是主观判断，而非客观事实。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有主观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好与坏。当然，主观的判断主要是依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某些行为。坏人指进行毁坏、破坏活动的人；坏分子；品质恶劣的人。主要包括：1、进行破坏活动的人；行为有负面影响的人；坏分子。2、道德品质恶劣的人。
其实，本文中要讨论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坏人是属于道德评价，而为坏人辩护实际上是属于法律上对于公民权益的一种保障措施。
法律上没有坏人与好人的区分，从法律上讲：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在法院作出裁判前，我的委托人原则上仍然是个良民。其实从司法程序的称谓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在公安侦查阶段，涉嫌犯罪的叫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以及法院审判阶段，叫被告人；法院判决有罪并发生法律效力后称之为罪犯。正是因为在法院没有审判前，我们无法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以及其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怎么样的处罚，所以，有了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被告人同时出现在法庭，检察官对行为的人行为提出指控，律师提出有罪或者无罪、此罪与彼罪以及罪轻和罪重的意见，法院依据法律及事实与证据进行判决的司法审判活动。
先来个案例，药家鑫事件：
案件基本情况：
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药家鑫驾驶陕A419N0号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
案件时间节点：
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
2010年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
2011年4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人经济损失费；药家鑫随后提起上诉。
2011年5月，二审判决宣布维持原判；
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
药家鑫律师辩护意见：
药家鑫案的辩护律师，请求法官不要判处药家鑫死刑，并列举种种理由为其辩护。包括在2011年4月28日药家鑫提出上诉。上诉状显示，药家鑫上诉理由具体为：
第一，原判决对“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认为定性不当。原因是“案发在车辆少和行人少的郊区路上；路灯暗，光线不如白天的好，药家鑫高度近视眼神不好；不确定捅伤张妙的部位，药家鑫本人也不知道捅了多少刀，致命仅有一刀，是激情和瞬间作案；是由平时的抑郁和压力所致。
第二，西安中院认可了药家鑫的自首情节，却未按自首减轻判罚。
第三，药家鑫是初犯、偶犯，父母又进行积极地赔偿。
第四，根据国家目前针对死刑的慎重态度，认为中院量刑过重。
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律师的辩护意见，法院是没有采纳的。但是依据法律规定，药家鑫及其辩护人是有权提出上述意见的，至于是否采纳是法院依据事实和证据进行的认定。
律师为“坏人”辩护是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法》履行工作职责。该职责属于基于委托关系产生的法定职责，不应当适用道德评价来衡量判断律师在为坏人做事。
在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之间，律师需要尽力和优先维护和遵守的应当是职业道德，而不是社会道德。正如美国一位刑事辩护律师曾强调：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为之辩护的委托人可能会再次出去杀人，我也不打算对帮助这些谋杀犯开脱罪责表示歉意，或感到内疚。我知道我会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但我不希望我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就象一个医生治好一个病人，这个人后来杀了一个无辜的人是一样的道理。
首先声明，作者不是拉仇恨，也是以医生为例，医生救死扶伤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坏人而不进行抢救。
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检察院检察官，法院法官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只要是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因此，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可能是当时科技原因，可能是办案人员一时疏忽，可会存在个别人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律师不为“坏人”辩护，那么一些个别的冤假错案又如何去纠正呢？
此外，作者在做了许多的案件后，接触了很多当事人后，我越来越发觉，有的当事人虽然做了一些错事身陷囹圄，但他们并非像人们想的那样面目可憎，坏事做尽，更谈不上主观上的恶。构罪的要件除了客观上的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伤害，要需要主观的明知或是过失。许多案件虽然主观上是明知的，但不见得主观上就是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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