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直：一位讓商丘永遠懷念的考古學家
張光直（背相機者）在商丘考古發掘現場 資料圖片
張光直從小就是學霸。在北京，不管小學還是中學，他從來都是第一。在臺灣大學，著名考古學家李濟曾對人說，數年間最高興的事，就是張光直成了他的學生。在哈佛，著名的莫維斯教授一開始並不看好張光直，這個亞洲學生一言不發，也不記半字筆記，但到了考試的時候，這位毫不起眼的學生，卻交了一份理論豐富、論證詳實的答卷。教授這才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天才青年。
張光直就是傳說中“不僅比你聰明，還比你努力”的人。李濟、余英時等人的回憶，都說到他的勤奮和用功，哈佛還曾流傳著一個傳說：度完為期一週的新婚蜜月，回到哈佛時，他的手裡拿著剛寫完的長篇論文。
聰明，用功，學問了不起，對於張光直來說，這些還不是最重要的。他能成為世界頂尖學者，更因為他不是把研究中國考古當成飯碗，而是作為一項事業，一項值得投入思想、靈魂直至整個身心的事業。
張光直最大的學術願望，是使中國考古學的區域性知識，具有全球性的意義，置身於世界文化舞臺當中。他堅信任何解釋模式和理論框架，如果經不住中國的感性材料的檢驗，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普遍意義。同時他也認為，中國考古學家只有具有全球視野，才能從比較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國的特殊性。
1996年，亞洲研究會授予他傑出成就獎，頒獎詞說：“張光直不知疲倦地致力於促進和發展中國和東南亞考古學。在這一過程中，他所表現出的超群的領導力和獻身精神，是少有學者能匹敵的。”
青年時期的張光直
年年考第一的學霸
一口標準的京腔，詞彙和語音裡純正的北京味道，讓所有與張光直接觸的大陸學者、學子感到親切。
張光直1931年出生在北京。在質樸感人的自傳《番薯人的故事》裡，張光直回憶他在老北京度過的童年，每天上下學走上高高的城牆，古都的景色一覽無餘；燒餅、麻花、炸油餅，酸酸的豆汁，蒜香鑽鼻的煎灌腸，滿滿都是懷念。
在家裡，張光直還能說一口地道的臺灣話，他的父親叫張我軍，是臺灣台北縣人。張光直先後就讀於北平師範大學附小、附中，他上初中、高中都是免試的，因為他從來沒有得過第二名，都是考第一。
抗戰勝利後，張光直追隨父親回到故鄉。但作為一個成長於北京的臺灣人，這個特殊的身世對張光直影響很大，他對海峽兩岸的關係特別關注，努力“架設橋樑”，使兩岸學者間的交流得以順利進行，並取得了一系列顯著的成就。
受教殷墟考古學家
回臺灣兩年多後，張光直曾遭受牢獄之災：由於受中學老師影響，他寫了一些左翼觀點的文學作品，1949年4月，他遭到秘密逮捕，經家人多方營救，一年後才得以出獄。
一年的牢獄之災使他變得成熟起來，他不再熱衷浪漫的文學，卻對“人之所以為人”產生了濃郁的興趣，決定報考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
在家複習幾個月，張光直輕鬆考取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這個系的老師十分牛，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李濟，以及他在安陽殷墟發掘的同事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雲集於此，此外還有歷史民族學家凌純聲、民族學家芮逸夫等，他們分別給予了張光直不同的影響。
臺大畢業後，因李濟的推薦，張光直得到哈佛獎學金，前往哈佛讀研。這個中國學霸在美國繼續開掛，十多年時間，成長為世界頂尖的考古學者。
中國學霸美國開掛
初到哈佛，張光直對舊石器考古非常感興趣，曾想專攻這個技術複雜的領域，但經過反覆考慮，他決定放棄，認為自己最大的優勢和首要的職責，都在於中國考古學研究。
這位來自中國的學生以令人吃驚的速度進步。在臺大上本科期間，他就發表了十來篇論文，在哈佛就讀期間又發表了20多篇。人們很難想象，在課業繁忙的情況下，他究竟如何能發表這麼多的作品？！
博士畢業時，張光直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學者了。他進入耶魯大學任教，惜時如金，刻苦工作，十年大約發表60餘篇學術作品，從助理教授做起，差不多三年一個臺階，到1969年升為正教授，然後成為人類學系主任。這樣的成長速度，在美國大學非常罕見。
張光直博士畢業那年，應邀參加世界最高水準的考古學會議，那年他才29歲，是與會考古學家中最年輕的。此後二三十年裡，能夠在世界最高水準的學術平臺上談論中國考古的學者，只有張光直一人。
《古代中國考古學》是張光直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該書用英美人熟悉的學術範式重新梳理中國考古學資料，全面介紹中國考古學最新研究成果，成為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區大學教授中國考古學和上古史的教材，影響極其深遠，對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貢獻巨大。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曾經長期不為西方學界所承認，張光直是改變這一局面的第一人。
培養後學不遺餘力
看到慕容捷這個名字，以為一定是中國人，見到人，才發現是位金髮老外。正發愁英語不行沒法採訪，他開口說話，一口純正的京腔。
慕容捷是張光直的學生。1975年，他在耶魯大學選修張光直的《古代中國考古學》，被張光直的熱情感染，也被廣袤無邊的中國古代所吸引，從此追隨左右，數十年以研究中國考古學為業。
慕容捷說，張光直在哈佛開始了一系列的課程，但他特別喜歡給大一新生上課，因為這些學生不僅剛接觸考古，更是初次面對亞洲，他陶醉於把考古學的醉人之處傳授給學生們。
張光直對研究生要求十分嚴格，但對大一新生們卻過於寬容，為了鼓勵學生選修，他不惜給較高的分數。
不僅對自己的學生，對所有喜歡中國考古學、前來求教的人，張光直都不惜時間和精力，給予真誠的支持。
亞利桑那大學約翰·奧爾森教授到哈佛大學東亞考古論壇演講，演講結束後到張光直辦公室拜訪。奧爾森談起當年學習中國考古學時遇到很多困難，給張先生寫了很多信，張先生是有信必回。張光直聽到這裡，起身從文件櫃中抽出一沓厚達三寸的信札，對奧爾森說：“我們的通信都在這裡。”可見，張光直一輩子在扶持後學方面花了多少心血。
張光直在臺灣演講時，曾有聽眾問道：“您最感遺憾的事情是什麼？”張說：“像考古人類學這麼重要，這麼引人入勝的學科，為什麼青年學生報考的人數如此少呢？這是我最感遺憾的。”
1985年，張光直先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古代中國文明會議上發言。
數十年教師生涯中，張光直以這樣積極的姿態吸引學生，他最終真的桃李滿天下。在美國、中國臺灣搞中國考古研究的，一半以上是他的學生，而中國大陸、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國，都有他的學生，有的已是著名的考古學家。
尋商探宋
2017年9月24日11時許，商丘睢陽區鄭莊村外，秋日的陽光明亮而溫暖，幾位中國考古學家與美國考古學家握手言歡，快樂而親密。
他們是久別重逢的老友。20多年前，他們曾並肩在此發掘數年之久。時光匆匆，老友重聚，前來故地參加“豫東考古與夏商考古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學術探討之餘，別有一種暖暖的懷舊氛圍。
鄭莊一帶是宋國故城遺址，從西周到東周，七八百年時光裡，這裡都是中原大地上的重要城池。但由於黃河長期氾濫淤積，這座大城被深埋於地下，漸漸銷聲匿跡，不為人知。
20多年前，這些中美考古學家發現了沉睡千年的宋國故城，他們原本在商丘大地追尋“大邑商”——早期商文明的蹤跡。因黃河淤積，豫東考古困難重重，他們沒能發現預期目標，卻發現了商人後裔宋國人建造的這座大城。
20多年前，他們在商丘的發掘曾令全國考古界矚目，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中外合作考古項目，採用的多學科聯合考古，給國內考古界帶來新思維新路徑。
這次聯合考古是張光直全力推動的。在中國大陸做考古發掘，尤其是在商丘發掘，解決商人起源問題，是他平生夢想，他為此努力了很多年。
鄭莊東周城址（宋國故城）示意圖
1 何處尋覓“大邑商”？
張光直與考古學家鄒衡是極好的朋友。
鄒衡在紀念文章中說，他是郭寶鈞的門生，張光直是李濟的關門弟子，而郭、李二位是安陽殷墟發掘的老同事，因此他和張光直“自然感情親密”。
兩人相識，是張光直給鄒衡發邀請，歡迎他去哈佛。鄒衡去美國時，張光直親自飛到紐約機場接他，幫他扛行李，大概扛得又累又渴，半路打開自來水喝了幾口涼水。
到達哈佛後，張光直安排研究生每天幫他買菜，隔段時間請他外出撮一頓，過年更是陪他去唐人街遊玩。每當鄒衡離開波士頓去外地講學，張光直都是自己開車接送。這樣一來，怎麼可能不成為好朋友？
張光直來中國，也每每拜訪鄒衡，有次在鄒家逗留了一整天，兩人討論了很多學術問題，也有一些分歧，張光直相信商湯的亳都在商丘，鄒衡則認為在今鄭州。爭執起來，張光直要打賭，鄒衡開玩笑：“我沒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輸多少。”
上世紀70年代後，中美關係逐漸正常化，熱心推動中西方考古學界交流的張光直，與許多國內考古學家成了朋友。他嘗試提出合作考古的建議，起初連連碰壁，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事情漸漸有了可能，但關於發掘地域的選擇，卻與幾位好友發生了爭論，事情因此被耽擱。
當時反對意見主要考慮兩個方面：一是商丘長期被認為“無古可考”，或者說“有古難覓”，黃河長期氾濫淤積，古代遺址多被深埋於十幾米以下，發掘十分困難；二是前些年考古發掘表明，在商人建國前後，商丘一帶分佈的文化遺存主要是嶽石文化，考古界一般認為嶽石文化是古代東夷的遺存，因而難以解決商人起源問題。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地圖
但張光直也有他的道理。他設想的早商都城應該有城牆，城內應有夯土高臺建築，以及統治階級使用的青銅器、玉器。他認為鄒衡的商文化起源於豫北說，是基於陶器的研究，它們可能是商文化的部分源頭，甚至只代表平民階層，而貴族統治階層是不一定會在陶器上反映出來。所以他覺得必須去別的地方找。商丘是商人發祥地的說法，在古代文獻中向來有記載，李濟當年在安陽殷墟發掘時，曾在山東城子崖發掘，認為殷商一部分來源於山東，相當一部分從東方來。
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仍難成定論。在此次“豫東考古”會議上，劉緒、袁廣闊、張立東等教授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認為商人發祥於商丘說，仍有證據支撐，歷史真相到底如何，只能期待考古發掘的新發現。
2 豫東考古有成果有遺憾
1990年，張光直代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與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簽訂原則協議，隨後他就前往豫東，在商丘、柘城、永城、夏邑等地考察。
1994年1月，雙方正式簽訂合作協議。張光直對豫東考古傾注了巨大的熱情，人員組織、計劃實施、經費籌措等方面都花費了很大精力。美方先後參加考古地工作的地質勘探、磁力測試、雷達探測等方面的有拉普、荊志淳、墨菲、慕容捷、瑞地、席思，田野發掘有冷健、高德、李永迪、曹音、史密斯等。
1994年，中美考古隊發掘了商丘潘廟遺址、虞城馬莊遺址，1995年發掘柘城山臺寺遺址，1996年地質勘查發現宋城遺址。宋城的發現是一大成果，僅此一項，此次合作考古即可說獲得了成功。
可惜的是，這時候張光直已經重病纏身。他牽掛著商丘，卻來一趟都難，曾經飛到北京，卻還是難以到商丘發掘現場。即便如此，張光直還是兩次來到發掘現場。第一次是1994年秋，這次他健康狀況比較好，雖然步履緩慢，但精神甚佳，興致也高。
1997年，張光直（右）最後一次到商丘考古發掘現場
第二次是1997年10月14日，這次身體狀況已大不如前，完全要由輪椅代步，但他仍執意前往工地，執意下了輪椅，手執小鏟，神情專注地在探溝內掘土。那情景，使所有在場的人眼睛溼潤……
豫東考古，有人說是張光直晚年的遺憾，有人說發現宋城已是成功，但他的博士後冷健告訴記者，來自商丘的發掘報告，是最能讓張光直溫暖和喜悅的信息。“先生只要處於清醒的狀態下，他想到的永遠都是工作，唸叨的總是商丘的考古發掘。”
3 適當時機再尋“大邑商”
豫東古遺址多被深埋在十多米以下，發掘十分艱難。“地下水嘩嘩地冒，只能邊抽水邊發掘。”冷健說，“在宋城之下，還有兩層夯土，但太深沒法發掘，只能用探鏟打下去，發現很小的陶片，但不足以辨認。”
說起當年，慕容捷也是心有不甘。這位波士頓大學教授說，由於資金和技術條件的限制，當年沒有能夠繼續發掘，“現在如果能夠找到合適地點，併發掘至10米至12米深，我認為有可能找到早商文化的直接線索。現在資金和技術已不再是問題，缺的只是合適的時機”。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唐際根也認為，豫東地區在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然而豫東地區考古工作還相對薄弱，無論是商文化源頭的探索，還是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都離不開豫東的考古資料。中美雙方共同實施的商丘計劃，把豫東考古工作往前推了一步。但未能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我期待考古學界能繼續關注商丘考古工作。《豫東考古報告》的出版是個機會。一方面向社會推出當年的成果，另一方面喚起大家對豫東考古的熱情。”唐際根說。
（原文標題：他讓中國考古置身世界舞臺 原文刊於：《大河報》2017年9月30日第A1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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